浅析晚清中国士绅阶层的民族主义情怀

贺慧霞

（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30）

儒家历来倡导“学而优则仕”，进入仕途从而建功立业是知识分子的人生目标和实现其价值的最好体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拥有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士”这样一个不耕而食、不富而贵的专职脑力劳动者集团。两千多年来，士稳居“四民之首”。“士者，民之精华也，聚民之精华以辅一身，则民之甘苦易周，而政之缺失可补。”“士能明先王之道，佐人君治天下。”士绅多为有识之士，对时势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们关心社会的变革，关注时代的变迁，对国家、民族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因此，在清末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士绅的民族主义情怀也表现得极为突出。

自鸦片战争开端的中国近代百年史确实包含了太多的国难和民族屈辱。西方资本主义是用来福枪和大炮挑着文明来到中国的，割地、赔款使中国的主权和统一受到严重的侵害和威胁，“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中华民族面临的“种族沦亡”的现实威胁与“听人驱使，任人宰割”奇耻大痛，必然地转化为强烈的民族激情与挽救民族危机的民族运动。同时，这种民族意识在仍处于保守而自大的传统社会的中国又表现出了其狭隘性和排他性，随着列强的不断入侵和士绅的渐趋成熟，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怀表现出了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特点。

第一，士绅阶层较同时代人具有更为深沉的民族主义情怀

自古知识分子天然地对社会、对国家有着浓厚的人文情怀和忧患意识，他们的目光总是能越过田舍瓦房投向民族、国家，他们推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振兴为己任。士绅阶层占据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大半以上，而且由于他们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化，又充当着沟通政府和民众的中介角色，自然成为了对社会认知的主体。他们对“西学”的冲击反映最敏捷，“借助传统的功名地位，他们优先进入各类新式学堂，或留学国外，在新旧社会的嬗变中，成为新旧思想文化因子兼备的社会力量”，这种身份使其最容易接触到民族主义新思想。因而在民族危亡之际，要较同时代人具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第二，在民族遭遇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面前，士绅阶层的民族主义情怀始终以救亡图存为主题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洞开，“庚申之变，创巨痛深……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甲午战败后，“有心人不仅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人们开始意识到，必须对祖宗传下来的典章制度、纲常礼教进行有近代性质的改造和重构，中国才有自存自立的希望。于是维新变法思想迅猛发展，只短短三年，便发展为戊戌百日维新政治改革运动。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战争产生”。甲午战争后，以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改良派迅速崛起，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走君主立宪的道路。“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有人甚至主张效法美法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实现民主共和，以图振兴中华。文化精英们呼吁实行议会制度、民主共和，更多的是出于救亡图存、御侮救国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追求民主政治、自由平等。他们基于当时亡国灭种的生存压力，认为不速开国会就无法拯救中国，提出清廷必须加大改革力度的要求。在清末收回路权的运动中，士绅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特别是1907年清廷与英国签订借款合同，出卖江浙路权时，江浙两省士绅立即起而抗争，在各地纷纷集会，誓保路权，成立了“拒教会”、“保路会”等团体。以前大学士王文韶、江苏巡抚陆元鼎为首的100余名浙江士绅和以前翰林院编修邓邦述、沈云沛为首的100余名江苏士绅还分别联名上书，要求铁路自办，拒借外款。可见，从鸦片战争后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自强”、“保教”、“保种”、“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这些贯穿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的口号，都以其鲜明的防御性体现了深沉的民族主义情结，也都是围绕救亡图存展开的。

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走向自觉的理论升华，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拯救民族的危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晚清士绅阶层的民族主义情怀中包含有传统的排他性

在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排他性始终强有力地活跃于其间。统治集团坚持闭关锁国、夷夏之辩和天朝中心是排外主义的强烈表现，义和团见洋人就杀、见洋货就烧同样是排外主义的极致。而在士绅阶层中，也同样泛滥着情绪化的排外思想。郭嵩涛描述19世纪中叶士大夫的风气说，其实，“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一论及西洋事宜，相与哗然，以谓夸奖外人，得罪公议”，致使有识之士“切切焉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徐继畲《瀛环志略》“即腾谤议”。士大夫为这部书罗列的罪名是“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郭嵩涛出使英国，根据朝廷规定报送出使日记，如实记录外域文明的先进，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被呵斥为“嵩涛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这样一种对西方文明的盲目排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构成中国人开阔视野走出前现代社会的严重阻力。狭隘民族意识的渗透还往往导致人们失去理性的判断力，这一文化缺陷在近代中国最为敏感的话题——爱国与卖国——上体现得特别突出。在流行的观念中，主战或主“以刚相胜”即爱国，主和或主“以柔相制”即卖国。鸦片战争后，郭嵩涛、徐继畲、刘韵珂等人立主在战略上不轻易言战，以和为主，争取中国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完成经济体系的转化。这样一种理性的方案，受到激烈的批评，被指责为妥协投降。福州神光寺事件中，林则徐因“卧榻有人酣睡”，率领士绅执意驱逐居于神光寺内并无违约行为亦无关大局的一名西方传教士和一名医生，甚至不惜为此“调兵演炮募勇”准备与英国人对抗，时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担心“启衅边隅”，主张“从容设法”。结果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弹章迭上，支持林则徐驱逐夷人，谴责徐继畲“不特外张夷焰，而且内沮民心”，“强民从夷，是何肺腑？”连咸丰帝也指斥说：“似此抑民奉夷，上复成何事体？”其实，主战与主和，本身并没有什么爱国、卖国之分。爱国不爱国，要看战和、刚柔两种手段在当时的情况下哪种更切实际更能维护整体民族利益。如果“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主战便由爱国手段变成祸国手段，诚如郭嵩涛所说：“以刚相胜，以急撄其怒，其祸速而大。”

士绅阶层抱守着这种天朝大国的观念不放，难以改变他们把西方国家认作为洋夷的先入为主的观念。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沦为殖民地的不平等地位进一步加强，这时的朝野内外开明的士大夫对于中国之优越国际地位的丧失已经有所体认，于是有了洋务运动的兴起。但士绅阶层的华夏中心意识却一时难以消弭，仍然只将西方列强的入侵理解为宋王朝时期金、元的侵扰，甚至连有着先进思想的冯桂芬也在其著作中有明显的流露：“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直到甲午战争的惨败才从根本上破灭了其华夏中心意识，使士绅阶层在震惊之余，其数千年来的优越感和盲目自大荡然无存。“仅仅几个月的工夫，它（中国）就不得不从傲慢的梦中惊醒，而且发觉自己并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

综上所述，在转型时期的近代中国社会，士绅阶层的民族主义情怀在挽救民族危亡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凝聚到了一起，对抗击侵略者、救国救民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然而，带有传统意味的民族主义没有突破自身的狭隘性，无论是抵御外侮，还是振兴中国，都在自高自大和犹豫不决中丧失一次次变革的机会，中国始终没能象同样被轰开国门的日本那样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只能在以后的漫漫长路中艰难地摸索。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郭嵩涛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4]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5]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