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在行走中寄托灵魂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文明处于大分裂、大动荡、大融合背景下，赋旅游以更多精神依托的隐逸旅行和宗教旅行。青城山、龙虎山、五台山、峨眉山等佛道名山和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魏晋南北朝300多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于是一方面是世人对生死存亡的哀伤和人生短促的感叹以及以人生为主题的哲理探索和玄学的兴起；另一方面是佛教、道教的畸形发展，作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兼有的旅游，遂成为逃避现实、对抗黑暗和遥寄情感的最好场所。这就丰富了旅游内涵，形成了以老庄道家逍遥游为主、儒家“比德”为辅、道儒互补的旅游指导思想；以及以浓郁的思辨、宗教和抒情色彩和旷达风流等为特点的旅游风格。

建安军旅与魏晋玄游

从建安年间到正始年间的羁旅征戍与建安文学密切相关，从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风格来看，作者的羁旅生活多为军旅征戍活动，且行壮志深，蕴含丰富的旅游文化内涵。建安文学的代表，即“三曹”、“七子”的文学作品，也是军旅活动的代表。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写景抒怀：“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堪称中国山水诗的开山之作。曹植等的文学作品也不例外。

而悠隐林下的魏晋玄游起自魏末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刘伶、阮成始终服膺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流”。不过其游风不一，其中以阮籍、嵇康的玄游最具特色，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玄游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