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宁宁张长青
(1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 博士研究生;2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44)
不同国家的高速铁路立法,实际上是不同政府高速铁路产业政策的法律化。由于政治体制、历史传统、经济文化、人文背景不同导致立法习惯上的巨大差异,各国在制定铁路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制度内容时,呈现出纷繁多样、形式各异的状态。以德国、美国为代表的传统铁路强国在高速铁路立法时,大都采用以原有的一部行业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规范为基础,并配套以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最终形成系统性与灵活性兼备的法律体系的方式。而以日本为代表的一部分二战后铁路得以迅猛发展的国家,一方面致力于国有铁路民营化改革,一方面在立法上更多侧重于平行立法、分类立法,以一系列单行立法规范行业中的各类问题。尽管各个国家立法体例不同,但大部分国家都秉承了高铁建设立法先行的原则。
1959年,日本新干线开始动工建设。为了加强新干线的建设与管理,1960年日本政府专门制定了一部单行法律《全国新干线铁道整备法》。该法规定了新干线的管理体制,确定了行政、建设、业务运行三位一体的管理机制。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国土交通省(2001年前是运输省)只履行制定运输安全政策和新干线发展规划等行政管理权限,并指定建设主体和运营主体,不参加建设和实际运行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