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在当时的传播

张建雄

(徐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苏轼词在当时的传播

张建雄

(徐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苏轼词在当时的传播有多种途径，如演唱、吟诵、题壁、书法作品、寄赠、唱和、品评、编集等。其词在当时的传播，蕴含着某些传播史、文学史意义，主要是：苏轼具有积极主动的传播意识;苏词传播途径多元化，但书面传播开始占主流地位;受众大众化，但逐渐趋向于文人士大夫;苏词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词的发展方向，使宋词走向文人化、典雅化。

苏轼词;传播;文学史意义

在宋词研究中，苏轼词始终是重头戏之一。然而，传统的苏词研究大多把重心放在对作品的笺订、编年，或分析其词的艺术成就、地位影响等方面。这样的研究虽属必要，但仅仅是静态的文本分析和牵强的“知人论世”，无法展现出苏词的创作环境与流播机制。近年来，有学者尝试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宋词进行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成果，专著如钱锡生的《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1］、谭新红的《宋词传播方式研究》［2］等，认为只有通过对唐宋词的传播方式的研究，才能对唐宋词体的形成、词风的演变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论文主要有王兆鹏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3］、《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4］、《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5］等，提出文学研究由作家—作品二维研究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四维研究转变的必要性，为唐宋词传播研究提出了理论构架;陈岳芬的《传播媒介的变化对宋词创作的影响》认为传播媒介之改变引发了宋词的一系列变化［6］54;刘光义、郭术兵的《论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唐宋词的影响》认为传播方式的改变乃唐宋词内在变迁之重要原因［7］17;杨金梅的《音乐与辞章：宋词的两种传播方式》认为宋词传播于世的渠道主要为音乐与文字两种［8］26，通过描述宋词在当时的种种传播途径，揭示出宋词的社会接受过程及生存状态。这是一个崭新的角度，能够把宋词研究引向“动态化”和“鲜活化”。本文受其启发，将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苏轼词，希望能借此展现出苏词流入社会的途径，并探究其所蕴含的传播史、文学史意义，使苏词研究走向深入。

一、苏词传播的主要途径

大致来看，苏词在当时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1.演唱传播

众所周知，词的演唱在北宋异常繁荣。苏轼作为文坛领袖，在当时实属“名人”，故乐人、社会民众都十分喜欢演唱他的词作。如吴曾《能改斋词话》卷二云：

东坡元祐末自礼部尚书帅定州日，官妓因宴，索公为戚氏词，公方与客论穆天子事，颇讶其虚诞，遂资以应之，随声随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坐中随声击节，终席不问它词，亦未容别进一语。且曰足为中山一时盛事耳。［9］145

曾敏行《独醒杂志》载：

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10］25

鲖阳居士《复雅歌词》载：

《水调歌头》此乃东坡居士以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做《水调歌头》兼怀子由，时丙辰熙宁九年也。元丰七年，都下传唱此词。神宗问内侍外面新行小词，内侍录此进呈。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11］80-81

正是因乐人、社会民众的广泛传唱，使苏轼的一部分词得以迅速公之于众，并且还拥有了大量的接受者。

2.吟诵传播

吟诵虽不如歌唱那样富有魅力，但具有简捷、方便的特点，人人皆可为之。苏轼词常常被人们吟诵，如杨冠卿《东坡引》词序云：

岁癸丑季秋二十六日，夜梦至一亭子，榜曰朝云。见二少年公子云：“久诵公乐章，愿得从容笑语。”因举似离筵旧作，称赞久之。［12］2407

朱弁《曲洧旧闻》卷八载：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共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13］3016

朱氏所记虽为苏轼诗文的传诵情况，其实词也应该包含在其中。苏轼的大量词作就是通过人们的传诵而被社会接受的。

3.题壁传播

北宋时题壁词似乎不是太多，但苏轼词有一部分是靠题壁来传播的。其《如梦令》(城上层楼迭巘)序中明言，此词“题淮山楼”。又如，《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序云：

春夜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觉，已晓。乱山葱茏，不谓尘世也。书此词桥柱。

由题序得知，这首词最先是题于“桥柱”之上。题壁就意味着公开发表，这些词便由此而传播出去。

在当时，别人也常常将苏轼词题于壁，如赵令畤《侯鲭录》卷一：

东坡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问其所游，因作词云：“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14］50-51

题壁虽然因时空限制而难有大范围的传播，但仍能将词作传之于世。

4.书法作品传播

苏轼在书法方面的造诣很高，被称为“宋四家”之一。由于苏轼本人书法作品在宋代遭到禁毁，加之年代久远，我们今天已难于亲眼目睹苏轼亲手所写的大量词作，但通过相关文献仍能窥其一斑。如《满庭芳》(归去来兮，吾归何处)序曰：

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宋宗鉴《东皋杂录》曰：

东坡自钱塘被召，过京口，林子中作郡守，有宴。会座中营妓出牒，郑容求落籍，高莹求从良。子中希呈牒东坡，坡索笔题《减字木兰花》于牒后。［15］1624

张睿父《庚溪诗话》曰：

东坡在黄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侍，扇题带画，亦时有之。［16］607

“营妓”即官府乐人，她们所用的扇子多为“歌扇”，上面常常题写演唱的歌词或曲名。我们猜想，苏轼为“营妓”所题写的扇子上应该有部分词作，因为他有这样的爱好，曾经将秦观词题写于自己扇子上。

5.寄赠传播

寄赠类似于今天传播学中所讲的“人际传播”，把自己的作品寄赠给熟悉的人，也算是一次“发表”。苏轼一生官场失意，辗转于大江南北，友人极多，因而写下了大量的寄赠词，如《浣溪沙》(一别姑苏已四年)是赠给闾丘公，《临江仙》(细马远驮双侍女)是赠给陈慥，《渔家傲》(些小自须何用染)是赠给曹光州，《水调歌头》(落日绣卷帘)是赠给张偓佺。据统计，在苏轼今存的三百多首词作中，明言为赠送或作为书信的词有五十首左右，占六分之一。因此，可以说，寄赠传播是苏轼词传入社会的一条主要途径。

6.唱和传播

唱和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播方式。唱和者越多，说明其作品传播得越广，产生的社会效应也就越大。苏词具有无尽的魅力，常有人对其进行唱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一《和东坡赤壁词》载：

东坡大江东去赤壁词，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近时有人和此词题于陲亭壁间，不著其名，语虽粗豪，亦气概可喜。［9］168

据王兆鹏《唐宋词史论》统计，宋代对《念奴娇》唱和模仿的词作就多达21篇，其中辛弃疾一人所写的唱和词就有4首。另外，对苏词《卜算子》、《水调歌头》等词作进行唱和的作品也很多。［17］114-117这充分说明，苏轼词在宋代文人中广为流传，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7.品评传播

品评传播是以词话、词论的形式对词进行点评的传播。在今存的宋代词话、词论及笔记杂著中，经常会言及东坡词，如杨湜的《古今词话》、吴曾的《能改斋词话》、胡仔的《苕溪渔隐词话》、张侃的《拙轩词话》、俞文豹的《吹剑续录》、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师道的《后山词话》、李清照的《词论》、胡寅的《题酒边词序》、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周辉的《清波杂志》、彭乘的《墨客挥犀》等文献中都对苏词有所评述。事实上，品评的过程便是接受和传播的过程──词话或词论的创作者首先接受了苏轼的词，而当词话或词论面世之后，世人会阅读这些词话或词论，这又是对苏词进行再度传播的过程。而且，词话、词论中提及的作品，经专业评论家的渲染与炒作，会吸引后来接受者的眼球，后来接受者往往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词作上，这对苏词经典化的过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8.编集传播

对作品编集并付之于刊印，在传播史上功劳最大。编集传播分选本传播与全集传播两种。在宋代一些常见的词集选本中大多会选苏轼词，如黄升《花庵词选》中选编苏词31首、赵文礼《阳春白雪》选苏词2首、《草堂诗馀》选苏词22首等。选本传播流传面广，能使作品迅速走向经典化。在北宋，文人词集的编刻印行似乎还不太盛行，但苏词在当时已有刊印本流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就著录有“《东坡词》二卷”。但这些版本大都有目无书，或散佚失传，唯有傅干的《注坡词》十二卷本钞本传于后世。［18］130-132正是这些选本或刊本的流传，成就了苏轼在词史上的地位。

二、苏词传播承载的意义

通过考察苏词在当时的传播情况，可以揭示出某些蕴含在其中的传播史、文学史意义。

首先，苏轼具有积极主动的传播意识。

作家创作出作品，只是意味着某种文学生命体的产生，其社会价值必须要在传入社会、被大众接受后方能实现。因此，任何一个作家，若想得到社会的承认，就必须要将其作品公之于众、传之于世。而依据现代传播学的观点，传播主体对整个传播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若传播主体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传播活动中，必然会加速传播进程。苏轼深谙其中三昧，在当时词的创作还没有被广大士大夫阶层所认同的时候，他就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创作意识与传播意识。如《冷斋夜话》载：“东坡守钱塘，无日不在西湖。尝携妓谒大通禅师，愠形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19］179此词便是《南歌子》(师唱谁家曲)。这虽属游戏之作，但其“令妓歌之”的行为则表现出了主动的传播意识。再如《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是苏轼有意“书此词桥柱”，题在属于公共场合的“桥柱”之上，自然是期待有更多的人来观看并接受。

此外，我们还发现苏轼在词的创作过程中表现出的以下行为，亦可证明他具有积极主动的传播意识：(1)当歌妓向苏轼索取歌词时，苏轼往往“有求必应”，如《江城子》(玉人家在凤凰山)序云：“陈直方妾嵇，本钱塘妓人也，乞新词于苏子瞻，子瞻因直方新丧正室，而钱塘人好唱陌上花缓缓曲，乃引其事以戏之”［11］80，虽有调侃之意，却表现了苏轼的传播动机。苏轼甚至有时还主动给歌妓写词相赠，如《减字木兰花》(柔和性气)序中明确交代“赠君猷家姬”。我们知道，歌妓是北宋时期唱词的主要传播者，苏轼主动为歌妓写词，无非是希冀能将其词迅速付之于歌喉，进入音乐传播的渠道。(2)苏轼很乐意在宴集、聚会等一些公开场合即兴作词，如《浣溪沙》(罗袜空飞洛浦尘)序云：“绍圣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与程乡令侯晋叔、归善薄谭汲同游大云寺。野饮松下，设松黄汤，作此阙”。《减字木兰花》(惟熊佳梦)序云：“过吴兴，李公择生子，三日会客，作此词戏之”。由于现场有许多文人，故也算是公开发表，苏轼此举十分有利于其词的传播，所以这些词能很快传之于世。(3)苏轼与友人交往时，常常以词代诗，进行留别或寄赠，如《江神子》(翠蛾羞黛怯人看)序云：“孤山竹阁送述古”。《少年游》(圆绿卷新荷)序曰：“端午赠黄守徐君猷”。这无疑扩大了其词的受众面。(4)苏轼很注重别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每作新词，都要拿来让别人赏评一番，这也表明他具有积极主动的传播意识。

其次，传播途径多元化，但书面传播开始占主流地位。

通过本文第一部分之论述，可以看出苏词走向接受大众渠道颇多，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学人皆知，词最初起于花间酒筵，是歌妓文化繁荣的产物。从唐末五代直至北宋中期，词主要由歌妓来演唱，温庭筠、李煜、柳永等人的词均如此，传播方式颇为单一。而到了苏轼，他虽生活在词作演唱盛行的时期，但其词真正能拿来被歌妓演唱的并不多。据王水照先生的研究，苏词中真正被演唱的有《哨遍》(为米折腰)、《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减字木兰花》(惟熊佳梦)、《南歌子》(师唱谁家曲)、《戚氏》(玉龟山)、《满江红》(东武城南)、《永遇乐》(明月如霜)等二十四首。［20］587所以在苏词传播途径中，书面或文本形式的传播已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从上文所论述之传播方式则可看出。其实，反观宋词的传播历程，从苏词开始，词的传播由先前的歌妓演唱逐渐演变为书面或文本形式的传播。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其意义何在?郭术兵在《论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唐宋词的影响》一文中论述到：“正是传播方式的改变，使宋词可以缘事而发、无复依傍，逐渐摆脱非语言传播符号对宋词的影响，由供乐妓演唱、娱宾遣兴的艳曲歌词变为格式固定、词人自我抒情言志的长短句诗体。”［7］19这一看法是十分有道理的。

再次，受众大众化，但逐渐趋向于文人士大夫。

在苏词诸多传播途径中，有些是面向大众的，有些则仅限于部分“有条件”的受众。前者如演唱传播、吟诵传播等，凡具有正常视听能力的人都可成为接受者，与文化水平的高低关系不大;后者如题壁、书法作品等传播方式则不然，至少要求接受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最起码能识字断句。至于唱和、品评等传播方式，已仅限于文人士大夫之间，与普通大众的接受能力相距甚远。这与苏轼先前词的受众大有不同，柳永的词“凡有井水处皆可歌之”，从一些相关资料来看，歌妓、普通市民、王公贵族甚至连僧众道士都是其词的接受者，而苏轼词的受众并非如此，其接受者已逐渐趋向于文人士大夫。这说明，词发展至苏轼时期，词的受众开始狭窄，不再面向普通大众，渐渐走进了文人士大夫的“象牙塔”。

最后，苏词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词的发展方向。

一般而言，文学的传播接受与创作是互为影响和补充的。文学的创作风格、题材等因素决定了它的传播方式;反过来，传播方式的演进与接受者需求的不同，又会制约和影响文学的风格与题材。苏轼词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词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使宋词趋于文人化。苏轼之前，词的创作始终笼罩在花间范式的影响之下，是歌儿舞女主掌的艺术，苏轼词使其变成了文人的艺术，成为文人抒情喻世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使宋词走向典雅化。词在民间流传的时候，因通俗而吸引了大量受众，即使后来到了文人手中，依然主俗，如柳永的词“词语尘下”，而苏轼词渐至典雅，避免俗语，采用以诗入词的方式，在与其他文人的唱和、寄赠、品评过程中培养了词的典雅品格，遂引出了后来周邦彦直至南宋时期的典雅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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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 琴】

2011-11-20

张建雄(1986-)，男，甘肃天水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1672-2035(2012)01-0092-04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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