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海城市文化对田汉20世纪20年代话剧探索的影响

杨占富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文学】

论上海城市文化对田汉20世纪20年代话剧探索的影响

杨占富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在20世纪20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田汉开始了他的上海时光，田汉和上海这座城市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现代都市文化对田汉实验话剧的接受、租界体制下南国社话剧运动的开展、移民城市中流浪漂泊的波西米亚风格、左翼浪潮下话剧探索的现实转向这四个方面，都体现了上海城市文化对田汉早期话剧探索活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田汉在上海时期的话剧创作与活动，也为中国早期话剧中浪漫感伤与客观写实风格的形成做出了独特贡献。

田汉;话剧;城市文化;租界体制;波西米亚风格;左翼浪潮

城市是一个杂糅体，多元交融的文化既造成了城市的复杂性，又使城市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一个城市的文化整体氛围对于生存其间的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上海作为一个近代发展起来的国际大都市，其城市文化和中外古今许多城市相差有别。近代西方在上海建立的租界“飞地”，带来了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制度、管理经验、文化思想、价值规范，这样的全方位移植，不仅使上海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城市文化经验，也使上海超越了国家的“民族主义”，成为了完全“自由”的新天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上海都市现代化的黄金时代，伴随着工业、商业、金融、航运、贸易在全国的遥遥领先，也奠定了上海在中国文化舞台上引领时代风气的地位。田汉是中国现代话剧事业的开拓者和推动者，其话剧活动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带来一道亮丽的色彩，被誉为“戏剧界的先驱”和“中国话剧的奠基人”。田汉一生在上海居住最长的时间集中于1922年到1930年间，上海时光凝聚了田汉早期话剧探索的巨大热情和辛勤心血。在20世纪20年代，无论是现代主义话剧实验，还是后来的左翼风格转向，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对田汉的早期话剧探索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综合影响。

一、上海现代都市文化对田汉实验话剧的接受

近现代时期，日本和上海的互动一直很频繁，上海开埠以来所造就的现代化景观吸引着日本人的猎奇目光，许多日本人前往上海冒险体验远东汇聚的异质文明。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刺激着每一位在黑暗中探索出路的国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地缘上的近邻关系，促使清朝末年的中国大地上掀起留学日本的浪潮。在文学方面，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联系东西文学的中间人作用。田汉走上戏剧之路与其留学日本的生涯有密切关系。1916年，田汉前往日本求学，这一时期，他接触了许多西方的新兴文艺思想和文学作品，受到了西方现代话剧的强烈震撼，于是他作出决定选择了戏剧道路，从而奠定了田汉一生若隐若现的浪漫主义风格。

上海这一时期虽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共同霸占的租界地带，但经过近代开埠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上海已从当时的江边小渔村脱胎衍变为一个现代繁华的大都市。“上海租界的空间是混合杂交的城市空间，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都自由杂乱地填塞在城市空间里，制造了对各色人等来者不拒的开放式空间形象。”［1］6于是高雅与通俗、古典与流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各种文化因素都在这里交替上演，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杂糅都市文化。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共同助力下，上海的城市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商业市场的培育与发展也助长了上海市民消费欲望的空前膨胀，霞飞路、南京路、北四川路、外滩已经成为上海现代摩登与歌舞升平的梦幻休闲场所。现代都市空间中所形成的市民文化也日趋成熟和稳定，有别于中国其他城市的市民文化，经历过历史沧桑变换的上海市民，其心态更加大度包容。话剧是一门综合的表演艺术形式，一场话剧表演的成功，不仅需要好的剧本，还应有广泛到位的效应宣传、熟练舞台技巧的表演者、灯光道具的后勤服务团，最重要的是要有欣赏话剧的观众群体。对于20世纪初新兴的电影和话剧表演形式，上海市民从好奇到逐渐接纳，最后将其当作了一种生活娱乐方式和精神享受体验。在日本东京，田汉创作了话剧处女作《梵峨璘与蔷薇》，在1920年由留日学生首演于日本剧场，同年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其后的《灵光》发表于《太平洋》杂志;《咖啡店之一夜》发表于《创造季刊》创刊号，这些杂志都在上海。在日本创作的作品可以通过上海的杂志发表，这不仅说明当时的东京与上海交流程度的密切，对田汉这些具有现代主义气息作品的接受，也表明当时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和上海市民的接纳态度。所以，1922年，田汉从日本归国，他选择上海这座城市作为其戏剧事业的始发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田汉在日本东京尝试的新浪漫主义戏剧在上海才能继续实践。田汉回国推出《获虎之夜》、《古潭的声音》、《南归》等具有现代主义气息的话剧，为中国早期话剧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民族化的个性做出了突出贡献。上海的城市文化生态为田汉创造了一个可以和东京相媲美的创作空间，这不仅是必要的物质生存空间，也是适宜的精神文化空间。可以这样说，上海在城市文化生态上对现代文化的开放接受和包容接纳，使田汉在东京和上海之间完成了城市的转换与现代话剧探索上艺术文脉的衔接。

二、租界体制下的南国社话剧运动

上海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先开放的城市之一，在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上海逐渐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辟的租界地区。租界的形成对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方面来说，租界是上海自主权丧失和被殖民化的耻辱标志;另一方面来说，租界是在上海现代化道路上起到关键作用的桥头堡。由于租界的开辟，上海一时繁华无限、风姿绰约，“东方小巴黎”的美誉更代表着它在远东的地位。租界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上海城市文化的形成，李永东先生在关于上海租界文化的论述中曾说：“在上海，无论现代城市景观的出现、市民理性的形成、自由话语的提供、开放宽容意识的成熟、重商主义的流行、声光化电工业文明的发达，都与租界的存在密不可分……”［2］6正是上海这一租界特征，让上海接受到了异域多样的文化潮流和新锐的思想观念，从而为上海文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多元包容的文化空间，对于新兴的艺术生存与发展，这样的文化包容性显得至关重要。

文艺圈子就是城市中以文化艺术为中心而形成的既各自独立又互相交流的有机体。志同道合的人在一个文艺圈子中交往，便于形成新的社团流派，而在与不同文艺圈子的接触中，又容易形成新的思想学说。一座城市文艺圈子的多样与繁荣不仅反映着文艺的活跃，从另一个侧面，它也代表着城市的发展水平。上海在发达工商业的推动下，文化事业也呈现一派繁荣局面。据统计，近代全国文学期刊的83%、小说发表的73%、西书翻译的77%，都集中在这里。戏剧改革发源于此，话剧和电影萌生于此。［3］133租界独立的政治统治和市政管理，为这些文化机构和文化团体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和相对自由的交往渠道。于是在上海特殊的租界体制下，便自动汇聚成具有独特功能的文化圈子。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话剧的发展还处于不利的局面，作为“舶来品”的话剧，从“新戏”、“文明戏”运动开始就带有先天不足的症状。其一，中国的戏剧是传统的戏曲歌唱形式，带有很强的象征表现特点，而话剧则以对话和独白的现实性表述为主，从表现形式上来说，二者有不同的风格;其二，传统的戏剧形式延续性太长，大众对话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还不适应，在培养观众兴趣上有很大的难度;其三，话剧是一项综合的表演，在话剧刚开始时，剧本、道具、美工、音响、灯光都还没有成熟起来，呈现业余化的特点。因而此时的话剧，既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同时又等待着新的转机。田汉从1922年到1930年，居住在上海哈同路、霞飞路、打浦桥金神父路等租界地区，［4］329由于文化氛围的成熟，当时这一带集中了最密集的文化圈子。田汉在任上海艺术大学的文科主任和校长期间，当时就举行一周一次的“鱼龙会”，邀请戏剧改革家欧阳予倩和洪深、诗人徐志摩、画家徐悲鸿、小说家郁达夫和京剧界的知名人士周信芳给同学免费上课，在每一次“鱼龙会”中，都要演出新编的话剧。田汉将各个文化圈子的文艺思潮带入自己的南国团体，从而使南国话剧活动全面兴盛起来。这样多元的艺术交流，无疑得益于租界体制下文化市场的成熟和文艺圈子的集中。1927年，田汉和欧阳予倩、徐悲鸿等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成立“南国社”，在上海公演话剧，将现代话剧的成果逐渐推向广大的中国。在租界体制下，繁荣壮大的文化市场和现代高效的文化运营模式，使成立于上海的南国社朝着话剧的正规化演出和话剧的职业化方向发展，走上了一条具有专业化流程的话剧之路。

南国社话剧运动，从1924年《南国》创刊开始到1930年南国社被国民党查封为止，这期间田汉以其独特的话剧风格和创造性的话剧实践，为中国的话剧发展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南国社话剧运动的发生与发展离不开田汉个人的才能和领导，但是如果没有上海租界体制下文化市场的导向和文化圈子的交流，其话剧运动必然会陷入独木难支的局面，而中国早期的话剧探索也同样会受到很大影响。可见，“南国社的戏剧，告别了渐渐向传统势力臣服的文明戏，而开创了富有现代性的中国话剧的崭新格局”［1］16，这与上海的租界体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移民城市中流浪漂泊的波西米亚风格

众所周知，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租界开辟以来，上海凭借独特魅力吸引着来自全国和全世界的移民。上海租界的独立性和所拥有的许多特权是移民大量涌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所有中外人士，不论他是华人还是其他‘有约国’外人，一旦进入某一租界，在行政方面便只受该租界当局的管理。外人拥有属地的行政管理权，这是租界与华界最根本的区别。”［5］203移民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异乡的漂泊状态和身份的自我重构。这些外来人汇集于上海，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他们在上海感受着现代都市的繁华，也体验着异乡漂泊的孤独。田汉在20世纪20年代所创作的许多话剧都体现了这种漂泊与流浪的主题，其灵魂深处表现的是田汉的生命体验和对于这种漂泊状态艺术感受的波西米亚情结。

波西米亚是捷克的一个地方，因为经常遭受异族的侵害，那里的人便到处流浪。后来，波西米亚人“在近代法国艺术史上指的是那些在生活上豪放不羁、漂泊流浪，在艺术上不守常规、自由任性的艺术家”［6］326。文学中常把表现流浪之旅、他乡漂泊主题的作品称为“波西米亚风格”。田汉从日本归国后，大部分时间居住于法租界，但都市的繁华表面下掩藏不住道德的虚伪与情感的空虚，这让他感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永恒的孤独和沟通的局限。作为一个湖南的游子，田汉经历了六年的海外生活后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又经历了人生最为不幸的打击：他视为再生父亲的舅父易梅园被湖南军阀杀害，而和自己感情至深的妻子易淑瑜也得重病去世，这时田汉的内心必定是感伤与痛苦的。当经历了这两场人生最为痛心的遭遇之后，南国社的颠簸岁月又让他体味到了人生的艰难。田汉在回忆南国社岁月时说：“我们中间本有不少自称‘波西米亚人’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颓废倾向，他们也喜欢我的味道，我也为着使戏剧容易实现得真切，每每好写他们的个性，所以我们中间自自然然就酿成一种特殊的风格”［7］，这种风格就是田汉戏剧展示的以流浪与漂泊为中心的波西米亚风格。田汉对漂泊生涯的感悟和体会让他把全部情感都投入到话剧中，那些话剧都是田汉自己的心路历程。面对上海移民城市中交流困难的现实无奈，田汉想逃离，用漂泊的方式来抚平浮躁的心灵，用流浪的姿态来解围精神上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波西米亚式的漂泊，也是拯救田汉灵魂的灵丹妙药。

波西米亚式的种种漂泊形态在田汉的话剧中不断上演：

《湖上的悲剧》中，如游魂般飘荡在湖边的白薇，由于苦苦的等待没有盼来爱情的圆满，她没有选择回到现实生活，而是以死亡的形式开始更漫长的漂泊。

《南归》中把漂泊的诗意色彩充分表达出来。剧中的流浪者辛先生一直都在流浪，在姑娘家里短暂停留后，又去寻找他远方的故乡和牧羊的姑娘。但当他回去之后，一切已经变样，他又选择流浪，当再次来到姑娘家后，却得知姑娘已许配他人，于是他继续向远方前行。

《古潭的声音》中美瑛是一个灵魂的不安者，她的死亡与其说她在苦等丈夫不归而自杀，不如说安定静寂的生活使她没有生之兴趣。古潭是一个诱惑，它那深邃不可测的无边与无限如流浪的轨迹一般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最后指引着诗人也投向了深潭，他临死前说：“古潭啊，你是漂泊者的母胎;古潭啊，你是漂泊者的坟墓”。

田汉的波西米亚风格话剧，总是在回归—流浪、出发—寻找的模式中前进。漂泊与流浪的意境带有非常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有时它并不是简单的对现存生活的厌倦，而是深入到人的心灵和潜意识中的精神基因。来到上海的移民大多是想摆脱旧有的环境来寻求新的改变与创造，在这样一个充满欲望的都市，移民是这“两种力”矛盾最集中的体现者，在他们身上也最容易产生波西米亚情结。久居上海的异乡游子田汉对上海产生了陌生感、隔离感，在话剧中田汉用唯美颓废的艺术方式来呈现自己的孤独心境、表达自己的生命哲思，他对流浪既有感伤的缥缈迷惑，又有升华的诗意体验，这种因在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流浪所带来的波西米亚感悟，使独在异乡漂泊的田汉在生命体验上更加契合了现代主义的精神气质。

四、左翼浪潮中话剧探索的现实主义转向

在经历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1911—1919)之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上海的工厂在不断增长，工人群体也迅速成为这个近代都市最大的社会底层势力。1919年北京发起的五四爱国运动，最后是在上海工人的大罢工支援下才演变为一场全国性运动的。1925年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引发了全国工人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反映出上海已逐渐成为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

时代的变动、民族的危亡、政治的较量，使不安稳、躁动的气息弥漫于20世纪20年代的整个上海。20世纪20年代的后期，随着上海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它的基本城市文化氛围已倾向于激进的左派。

在文学方面，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和政治势力的博弈，文学和政治逐渐交缠在一起，而20世纪20年代前期文学的浪漫主义色彩也让位于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功利主义。

上海是一个贫富相差悬殊的城市，是一座“造在地狱上的天堂”，对于上海繁华背后的丑恶，自由背后的压迫，现代背后的落后，身处其中的田汉自然深有感触。在人生志向方面，田汉在早期留日时就受身为爱国人士的舅舅易梅园的影响，虽没有学习政治，但他学习戏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戏剧具有更大的现实反映能力和影响能力。在田汉20年代的剧作中，对社会的现实投入极大关注便是一显著特点。

《梵峨璘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火之跳舞》等剧作，对社会的不平等、革命的浪潮、父母对孩子婚姻的干预、社会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的压迫、上层与下层人的等级差异等现实问题，从艺术的角度进行了思考。

1929年发表的《一致》标志着田汉剧作向现实主义转向，在这部话剧中，作者通过讲述国王对于民众爱情的嫉妒而扼杀他们自由这样一个故事，塑造出领导者“地之子”的形象来带领被压迫的大众反抗。

田汉在1929年写作的《艺术与艺术家的态度》表明了他对艺术现实功能的认识：“人类的精神(human spirit)是进化的，而社会上的进化太慢了。艺术知识向前进，是由这个阶段跳至别个阶段的。所以艺术常常是推进社会的原动力。社会尚未进化到某一个阶段时，艺术便早告诉出什么是Should be的了，它是暗示着将来的社会的。”［4］194

1930年左联在上海成立，田汉当选为左联执行委员会七人组之一员。左联对作家的创作指导原则是：注重中国当下的现实主义题材并使之和革命主题相联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和描写现实生活，使用工农大众所熟悉的大众化语言进行创作。转向左翼的田汉在其后创作了一系列话剧，如反映工人斗争悲剧的《梅雨》(1931)、反映五卅惨案的《顾正红之死》(1931)、展示九一八事变后普通大众的觉醒的《水银灯下》(1934)、展示南洋华人回国抗日之心路历程的《回春之曲》(1934)等，这些都表明他进一步将目光投注于人民大众，反映他们的悲欢离合，发出他们的呼声。这些剧作虽还时常透露出20年代田汉话剧的现代主义风采，但是实质的精神价值已经偏向于对现实的呐喊和反抗。

上海20年代越来越突出的工人运动与政治文化氛围，使身处其中的田汉越来越感到焦灼和兴奋，他一方面努力保持对以前的现代主义话剧风格的探索，但另一方面也从内心深处逐渐倾向于左翼文艺。在经历了20年代的犹豫徘徊之后，田汉终于在30年代上海左翼浪潮袭来的时候，毅然选择了向左转。

五、结语

田汉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他天性浪漫多情、自由洒脱，在经历了西方和日本话剧的影响之后，他努力探求实现话剧艺术形式在中国本土的接受，并以此来实现伟大的艺术梦想。上海是田汉话剧事业真正的起点和开拓地，他在上海进行的话剧探索活动，得益于上海的现代都市文化和移民城市开放环境对他的包容和接纳，同时也受到时代转变下上海政治潮流漩涡的影响。在漂泊的人生旅程中，田汉体验着上海的繁华和喧嚣，体察着都市人们的焦灼情感，关注着社会历史新的变动。20世纪20年代的田汉剧作，我们不能称之为经典，但是他的矛盾困惑和不懈的艺术探索，却为后二十年中国话剧的真正成熟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经验。

［1］ 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3］ 田汉.田汉自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4］ 田汉.艺术与艺术家的态度［G］//田汉文集(第14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5］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6］ 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G］//田汉文集(第14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7］ 宋玉珍.关于田汉南国戏剧的再思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3).

On the Influence of Shanghai Urban Culture to the Exploration of Tian Han's Drama in the 1920s

YANG Zhan-fu
(School of Liberal Art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In 1920s，Tian Han returned to China from his overseas study in Japan and began her life in Shanghai，with which his life was tied up with the city of Shanghai.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that Shanghai urban culture exert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Tian Han's early drama could be probed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the acceptance of TianHan's experimental drama by the modern urban culture，the launch of Nanguo Club drama campaign in the concession system，the Bohemian style defined by the vagrant life of the immigrants，and the transformation towards reality of drama exploration influenced by the left-wing wave.Tian Han's drama writing and activities in Shanghai also contributed uniquely to the formation of romantic，sentimental and objective style of Chinese early dramas.

Tian Han;drama;urban culture;concession system in China;Bohemian style;Left-Wing Wave

1672-2035(2012)01-0096-05

I206.7

A

2011-12-06

杨占富(1987-)，男，山西朔州人，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责任编辑 冯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