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连故事在中国的演变及其文化分析

2012-08-15 00:51
天中学刊 2012年3期
关键词:救母目连佛教

刘 杰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学院,天津 300191 )

目连故事在中国的演变及其文化分析

刘 杰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学院,天津 300191 )

源于古印度的目连故事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三个主要演变阶段,演变的过程即目连故事的中国化过程,其中加入了诸如孝道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内容,故事的载体则由佛经向变文、戏曲、宝卷等多种形式转变,佛道交融、市民思想兴盛等现象则是目连故事演变的文化背景。

目连故事;演变;文化分析;佛经

目连是佛教中的重要人物,生活在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代。关于目连故事最早见于原始佛教典籍,主要有《增壹阿含经》、《法华经》、《阿弥陀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等。

在原始佛教经典中,目连故事主要由三方面内容组成,首先,目连是由外道改信佛教的;其次目连以神通著名,《增壹阿含经》和《大智度论》中描述了目连的特点:“此大目犍连有大神足,乃能使此宫殿六返震动”[1];再次,目连前世对母亲不孝顺,遭到业报,最后被一小群执杖梵志所杀。总体而言,佛教原典中的目连故事主要是宣扬佛法的神通广大和业力思想。目连故事进入中国文化环境后,不断发生着变化,或是移花接木,或是添枝加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因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差异,目连故事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一、魏晋南北朝——凸显佛道交融与孝道主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目连故事随着佛经翻译的盛行开始广为流行,在南朝梁僧旻、宝唱等编辑的《经律异相》50卷中,和目连故事相关的就有《目连为魔所娆》、《目连劝弟并示报处》、《目连伏菩萨慢》等约16种之多。

在众多与目连故事相关的佛经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当为《佛说盂兰盆经》,此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宣传目连故事的代表性文本,讲述目连为救在饿鬼道中受惩罚的母亲,于七月十五日十方僧众自恣之际,为七世父母及现世父母厄难中者,作盂兰盆会。在《佛说盂兰盆经》中,目连故事开始加入一些中国本土元素,有两点十分突出:

第一点是盂兰盆会故事与道教元素的结合。盂兰盆会是目连故事中的一个重要叙事因素,有学者认为,梁以后佛教徒设盂兰盆会荐拔亡魂受到了具有浓厚道教气息的中元祭祖荐亡习俗和东汉三张的饭贤消灾之法影响[2]。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由此也反映了当时佛教和道教之间的相互影响。

同为影响中国文化的重要宗教,佛道二教关系十分复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对道教是采取一种借鉴和融合为主的态度。佛经翻译所用的格义法,就多借用道家或道教概念,尤其喜欢用《老子》和《庄子》中的义理比附佛经中的哲学玄论,如以《老子》的“损之又损”、《庄子》的“忘之又忘”比附佛学中的坐禅息念。可以说,在刚刚进入中国的一段时期内,佛教和道教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根据《后汉书》记载,甚至有将中国的“黄老”和印度的“浮屠”未加区别加以崇拜的现象。可见,在宗教理论和实践中,初期的佛教都采取了与中国本土道教相互融合为主的态度,这种态度显然在目连故事中有所体现。

虽然不能完全说《佛说盂兰盆经》中盂兰盆会故事照搬了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道教文化的题材,但是故事受到道教的影响,反映出该时期佛道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这是大致不差的。

第二点是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佛说盂兰盆经》中包含的中国传统式的孝道思想是比较明显的,如目连救度父母的目的是报答养育之恩,经文中出现了“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报父母常养慈爱之恩”等文字。这些并不属于故事母体的思想主旨从何而来呢?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存在的思想文化背景,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尽管佛教传入中国时积极向本土文化靠拢,但是本土文化却不乏对佛教的批判和否定,代表本土核心文化的儒家态度最为激烈,伦理关系尤其是孝道问题是儒家攻击佛教的焦点,如范缜批评佛教“浮屠害政,桑门蠹俗”,认为佛教流毒甚广,使社会“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土木”[3]。面对这些指责,佛教在进行辩驳的同时,采取了一些积极手段与本土文化进行调和以期获得民众尤其是世俗政权的认可。

依靠武力夺取天下后的西晋王朝马上转而强调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之后的政权也大致如此,尽管当时政权更迭不断,武力冲突频繁,但“传礼来久”的呼声却一直连绵不绝。为了适应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佛教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迎合措施。

康僧铠在译《无量寿经》时提到:“世间帝王人中独尊,皆由宿世积德所致……积善余庆,今为人遇生王室,自然尊贵。”[4]1256慧远也说:“是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5]两段言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前者是为了迎合世俗政权,后者是为了调和伦理纲常。两者共同体现佛教在调和本土文化中寻求发展空间的生存策略,《佛说盂兰盆经》中孝道因素的融入,正是佛教与儒家文化寻求同生共处的集中表现。

以上两点,前者属于道教作用力,后者属于儒家影响,可见《佛说盂兰盆经》是佛教故事中加入中国元素的产物,是目连故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代表作品,反映出佛教汲取儒道思想并与之相互交融的文化背景。

二、隋唐五代——孝道主题确定和中国化的完成

隋唐五代时期,目连故事大量出现在变文中,见收于《敦煌杂录》、《敦煌变文汇录》、《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目连缘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和《目连变文》三种。

孟棨《本事诗》是较早提及目连变文的古代文献,其中提到张祜谒见白居易时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文何耶?”张祜认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入冥情节受到了目连变文故事的影响,可见,目连变文在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就已经非常流行了。另外一则材料也能证明这一点,敦煌变文S.2614《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卷末有“贞明七年辛巳岁四月十六日净土寺学郎薛安俊写”和“张保达文书”字样,贞明为后梁末帝年号。

既作为典故被文人诗文引用,又有文士进行抄写,目连故事在中唐至五代期间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流传范围则由魏晋时期以僧众为主扩展到士人甚至普通民众了。

和《佛说盂兰盆经》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佛经相比,目连变文故事情节的变化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体现在:第一,目连父母有了确切的姓名,目连也有了一个小名。第二,详细交代了目连母亲受到惩罚的原因。第三,形象具体地描写了地狱的惨状。第四,强调了目连救母经历的曲折和复杂。

探究这些变化的原因首先应该考虑文体转换的因素,变文属于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故事性强的通俗文学,与深奥晦涩的佛经自然不同,追求情节的曲折性和完整性都是为了迎合听众需求,即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所言:“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当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些变化最终都应该归结到具体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下来考察。

目连变文故事情节的变化,总体上是为了服从中国化孝道宣传目的。之前的佛经中,目连的父母面貌不清,隋唐五代的变文中,目连的父母有了具体的姓名——拘离陀和青提,目连也有了一个小名——罗卜,这样,就构建了一个适合行孝的家庭关系和人伦环境。变文中的人物言行也明显体现了孝道主题,除了历经艰辛救母的目连外,值得注意的是世尊,在《目连缘起》中,原本脱离三界的世尊“奉劝座下弟子,孝顺学取目连”,甚至如数家珍地盛赞董永、郭巨、王祥等二十四孝子,俨然成为一个苦口婆心的孝道宣扬者。

目连变文无论是情节的变化还是思想主题的演变,都与唐代思想活跃、文化包容的社会特点息息相关。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虽然出现过会昌法难和韩愈、李翱等人对佛教的猛烈抨击,总体而言,唐代采取的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思想文化政策,这为佛教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土壤和发展契机,佛教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获得迅速发展,并最终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完成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如果说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主动汲取中国本土文化的话,隋唐五代时期稳定统一的政治形势明显有别于以纷繁杂乱为特点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土文化对于佛教的影响力也更积极主动。统治者更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求出发,积极引导佛教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思想文化合流,其中一个关键问题便是解决佛教与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分歧问题。唐太宗就曾“诏僧道致敬父母”,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引导佛教接受儒家的伦理观念。高宗也曾下诏:“父母之亲,人伦以极,整容端坐,受其礼拜,自余尊属,莫不皆然……自今以后,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为法制,即宜禁断。”这无疑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强迫僧尼向父母行跪拜之礼,接受儒家的孝道观念。

至此,我们找到了目连故事在唐代发展演变的政治文化原因,可以说,目连故事在这一段时期的演变特点是与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背景相关的,统治者对于佛教趋儒化的引导政策,则直接导致了目连故事明确孝道主题,最终形成一个中国化的故事题材。

三、宋元明清——孝道主题的延续与娱乐功能的强化

如果说魏晋至唐目连故事是在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不断调整中发展的话,宋元以来目连故事则已经完全融入中国文化当中,叙事载体、叙事主体和受众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与之前主要依靠佛经或变文流传不同,自宋代始,目连故事大量出现在戏曲和宝卷等通俗文学样式之中。据《南村辍耕录》、《录鬼簿续编》等文献记载,戏曲有元明佚名作者所作的《目连入冥》、《目连救母》、《打青提》等,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记》卷帙繁浩,成为这一时期影响深远、最具代表性的目连戏文。《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是早期以目连故事为题材的宝卷,郑振铎推断“这个宝卷为元末明初写本,写绘极精”[6]318。之后,演说目连故事的宝卷十分流行,主要有《地藏王菩萨执掌幽冥宝卷》、《目连救母幽冥宝卷》、《目连三世宝卷》等。

宋元以来,目连故事较之前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故事内容方面,目连的家庭关系日益复杂。魏晋南北朝时期,目连故事中的人物不多,他的母亲也仅有身份没有姓氏,到隋唐五代时期,故事中的人物逐渐增多,且出现了一些东西参半的姓氏。宋元以来,目连的家庭成员不但增加,父母也有了地道的中国名字:傅相(或作傅湘)和刘青提(或作刘四贞),一些作品还塑造了目连的其他亲属:祖父傅荣、妻子曹赛英、丫鬟等,甚至还有一个名叫刘假(或作刘贾)的舅舅,人物关系越来越复杂,家庭成员越来越多。这样,目连终于由一位只身闯荡中国的外籍人员彻底变成一位亲友众多的本土人士。由来已久的孝道主题,则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家庭关系中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延续。

第二,在宣扬孝道、劝人向善的同时,故事的世俗化与娱乐功能大大增强。宋元以来,原本在庄严法会上宣讲的目连故事,成为大众娱乐场所经常上演的题材,《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买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潘楼交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耍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7]211―212另外,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提到《目连救母劝善记》演出的盛况:“全不知音调,第效乞食瞽儿沿门叫唱耳。无奈愚民佞佛,凡百有九折,以三日夜演之,轰动村社。”[8]114姑且不论评说者对目连戏的态度如何,以上文字均说明了目连戏在民众中受欢迎的程度,故事在勾栏瓦肆中演出,伴有形式各异的娱乐活动,与其说观众在接受传统的孝道思想,不如说观众在享受集体的狂欢。

可见,宋元明清时期,除了沿袭已有的孝道主题外,目连故事普遍为市井小民所接受,娱乐与教化并重,成为故事的一项主要功能。这一倾向与宋元尤其是明清时期市民思想影响和俗文学的发展密不可分,李泽厚称“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却是世俗人情。这是又一个广阔的对象世界,但已不是汉代艺术中的自然征服,不是那古代蛮勇力量的凯旋,而完全是近代市井的生活散文,是一副副平淡无奇却五花八门、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习图画……艺术形式的美感逊色于生活内容的欣赏,高雅的趣味让路于世俗的真实”[9]184―186。显然,目连故事在这一时期的演变,正是世俗社会及其代表的民众思想在文学领域的一个缩影。

总之,目连故事在中国的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和宋元明清时期,每个阶段在主体要素、思想内容、传播载体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故事是伴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和文艺大众化普及而逐渐演变发展的。

[1] 大正新修大藏经:增壹阿含经[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2] 萧登福.论佛教受中土道教的影响及佛经真伪[J].中华佛学学报,1996(9).

[3] 大正新修大藏经·弘明集[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4] 苏渊雷,等.佛藏要籍选刊:第5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5] 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C]//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6]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M].上海:上海书店,1984.

[7] 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远山堂曲品[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9] 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Investigation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n Evolution of Mahamaudgalynyana Story

LIU Jie

(Tianjin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Tianjin 300191, China)

The story of Mahamaudgalynyana which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India had involved three stages which compose its localization in China. Filial piety theme is gradually adding up while its literary genre is changing from Buddhist Scripture to Bianwen, Baojuan and drama. Syncretism of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rising of citizen culture are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evolution.

story of Mahamaudgalynyana; evolution;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206

A

1006-5261(2012)03-0025-03

2012-03-26

刘杰(1972―),男,江西宜春人,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刘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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