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汝南士人群体特征初探

汤慧玲

（黄淮学院 社会管理系，河南 驻马店 463000）

东汉时期汝南士人群体特征初探

汤慧玲

（黄淮学院 社会管理系，河南 驻马店 463000）

东汉时期，汝南士人以许扬、周举、许靖、许劭、袁安、陈蕃、范滂等人为代表。他们为官清正廉洁，不畏权贵，精通儒学，并继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积极进取，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状况，无论在促进生产和文化事业发展，还是在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东汉政权方面，他们都取得了一定的功绩，同时给后人留下了无私无畏的精神风貌。

东汉；汝南士人；月旦评；党锢之祸

东汉末年，曹操在给荀彧的一封书信中曾经这样说：“汝颖固多奇士。”[1]390这反映了东汉时期汝南郡有一批杰出的士人。孔融与陈群在谈论汝南士人时，对戴子高、许子伯、许扬、应世叔、袁安等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这些士人顺应时代的潮流，在东汉的历史舞台上，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努力奋斗，进而影响着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

一、为官清正廉洁，维护百姓利益

东汉政权在建立初期，刘秀就采取“进文吏”的方针，任用文士、儒生，探讨如何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同时通过兴办学校培养大批精通儒术的统治人才。这一时期的汝南郡士人大多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在参与国家管理的活动中，始终以治国安邦为己任，不畏权贵，为实现人民的安居乐业积极进取。

周磐在和帝初年，“拜谒者，除任城长，迁阳夏、重合令，频历三城，皆有惠政”[2]426。周举任并州刺史期间，对太原郡的寒食旧俗进行变革。“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2]594。并州百姓虽苦不堪言，但慑于习惯势力，无人敢破除这种陋习。“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2]594。

袁安“为人严中有威，见敬于州里”[2]471。汉明帝时，楚王刘英密谋反叛，郡内人心浮动，袁安被派往楚郡任太守。当时楚郡因谋反罪被关押的有数千人之多，袁安到任后，“不入府，先往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2]471，随即释放四百人之多。随从提醒他这样做可能会被处罚，袁安说：“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2]471袁安的做法得到汉明帝的赞赏。一年后，袁安调任河南尹，“在职十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2]471。

许扬治理鸿隙陂水库，使百姓安居乐业。东汉时期，汝南郡内的鸿隙陂水库因年久失修逐渐废弃，水灾和旱灾经常交替出现，百姓苦不堪言。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汝南太守邓晨“署扬为都水掾，使典其事”[2]780，精通水利的许扬经过认真考察，“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2]780，许扬最终完成了鸿隙陂的修复工作。鸿隙陂大坝建成以后，“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2]780。

在修复鸿隙陂水库的过程中，许扬与地方豪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鸿隙陂水库废弃后，很多地方被豪强地主强占开垦耕地，兴建庄园。修复鸿隙陂时，有的地主站出来公开刁难，要求更改施工计划，绕过他们的庄园，结果被许扬断然拒绝。于是这些地主诬陷许扬在鸿隙陂水库施工前接受贿赂，许扬因此被捕入狱。许扬出狱后不久便因病去世，“晨于都宫为扬起庙，图画形象，百姓思其功绩，皆祭祀之”[2]781。

王莽统治时期，郅恽在殿堂上直言劝谏王莽不应违天命窃取王位，因而被关进监狱。光武帝时，郅恽被封为东门侯，“帝尝出猎，车驾夜还，恽拒关不开……帝乃回从东中门入”[2]355。第二天，郅恽又上书劝谏光武帝“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万人为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2]355。光武帝非常感动，赐郅恽布百匹，“后令恽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2]355。

从这些官员的活动可以看出，他们不仅对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并且在实践的层面上注重发展生产，努力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他们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这一时期社会的伦理准则和行为标准，在维护百姓利益的同时，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现存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二、传承儒家经典，推动文化发展

东汉重视经学，政府大力支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读书人只要精通一经，就可以被朝廷或各郡征用。读经与仕途的结合，激发了人们读书的热情。在这种背景下，汝南涌现出一批经学大师和经学世家。

戴凭，少时聪颖过人，博学多才，尤其精通《京氏易》，16岁被举荐为明经博士。一次光武帝召集群臣聚会，令群臣相互问答争辩。辩论中戴凭技压群雄，“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2]735。廖扶，精通《韩诗》和《欧阳尚书》，在家乡开办学校，教授弟子数百人。蔡玄，精通《五经》，在家乡开办学堂，招徒讲学，他教授的学生记录下姓名的就有16000人之多，可谓桃李满天下。钟兴，“少从少府丁恭受《严氏春秋》……召令定《春秋》章句，去其重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诸侯从兴受章句。”[2]745

黄宪也是一位学识渊博、德行高尚的名士，戴良、陈蕃和周举都非常敬佩黄宪的学识和德行。“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同郡陈蕃、周举常相谓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及蕃为三公，临朝叹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绶矣。’”[2]531郭泰曾称赞黄宪“谓其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2]531。

周防，“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受《古文尚书》。经明，举孝廉，拜郎中。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2]737。周举“博学洽闻，为儒者所宗，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纵横周宣光’”[2]593。周磐，精通《古文尚书》、《洪范五行》和《春秋左氏传》，和帝时弃官回乡，开办私学，“教授门徒常千人”[2]426。

袁氏世传《孟氏易》，四世位居三公。“（袁安）祖父良，习《孟氏易》，平帝时举明经，为太子舍人；建武初，至成武令。安少传良学”[2]471。袁安之子袁京“习《孟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2]473，袁敞“少传《易经》教授，以父任为太子舍人”[2]473。袁京之子袁彭“少传父业，历广汉、南阳太守”[2]473。袁彭之弟袁汤，“少传家学，诸儒称其节，多历显位”[2]473。

许慎，“性纯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议》，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2]748。

东汉时期，汝南是士人十分密集的地区，也是文化教育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它与颍川、南阳、陈郡等共同构成这一时期中原地区乃至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这一时期汝南士人熟读儒家经典，重视对儒家经典的整理和传播，他们凭借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民间兴办私学，讲学授徒，门生故吏遍及天下，同时著书立说，完成了一些颇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因此，他们也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和推动者。

三、主持清议，臧否人物

东汉末年，太学生和一些正直士大夫对外戚、宦官的腐败统治强烈不满，他们利用议论时政、品评人物的独特方式，对外戚宦官进行猛烈抨击，从而形成汉末的清议。汝南人许劭和其堂兄许靖就是当时著名的评论家，“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2]653，他们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舆论导向，并影响着士大夫的名望和仕途。

许劭、许靖二人时常在一起议论乡党人物，“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2]652。由于许氏兄弟对人物的评论不挟私情，各地风流雅士慕名云集，聆听许氏兄弟清谈阔论，并且不少有识之士都希望得到他们的好评，以此作为入仕的阶梯。“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2]652。后来曹操20岁时就被举荐为孝廉，显然与许劭的评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次评论使曹操声名远扬。

许劭推荐人才时注重真才实学，一些出身低微而有才能的人均被举荐入仕为官。樊子昭，是贩卖头巾的；虞承贤，是放牛赶车出身；李淑才，是个农夫；郭子瑜，是一个传书的差吏。被许氏评论的人物后来出仕为官，许多都是德才兼备。“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2]652。许劭任汝南功曹时，郡内官吏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府中闻子将为吏，莫不改操饰行”[2]652。一些王公贵族畏惧许劭，即使是出身名门望族、四世三公的袁绍也非常在意许氏兄弟的评论：“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2]652

许氏兄弟的“月旦评”通过人物评论，为朝廷荐举了不少人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至东汉中后期，汝南许劭兄弟之月旦评，对于士人结党，无疑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130。魏晋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正与“月旦评”有着密切的关系，中正评议即渊源于东汉末年的乡里评论。因此，九品中正制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将乡评与官吏举荐相结合的制度，是由“月旦评”发展而来的。

四、刚正不阿，坚持正义

在清议之风的推动下，一些正直的官僚开始行动起来与宦官进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汝南郡涌现出一批敢于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士人。

汝南士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始于郅寿和袁安。郅寿继承了父亲郅恽刚直不阿的秉性，任京兆尹期间，“是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前后上书陈宪骄恣，引王莽以诫国家……厉音正色，辞旨甚切”[2]355。袁安任司徒时，窦太后临朝执政，窦氏一门专权。太后之兄车骑将军窦宪准备北击匈奴，袁安上书“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2]471。不久，袁安又弹劾窦宪之弟窦景骚扰边关，“贬秩免官者四十余人”[2]471，严厉打击窦氏兄弟。后来窦氏失败虽然不是郅寿、袁安直接反对的结果，但他们堪称东汉末年反对外戚宦官专权斗争的先驱。

在同宦官的斗争中，陈蕃与李膺齐名，成为党人实际的领袖，范滂、蔡衍、陈翔均以打击宦官而著称于世。陈蕃任太守时，“大将军梁翼威震天下，时遣书诣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求谒，蕃怒，笞杀之”[2]631，陈蕃不同于常人的举动为其赢得了“不畏强御陈仲举”[2]638的美誉。桓帝即位初期，白马令李云因上书公开指责单超等五宦官专权而被捕下狱，陈蕃因上书救李云，再次被罢官。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李膺处死教子杀人的术士张成，桓帝下令逮捕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虽然形势对党人非常不利，但陈蕃仍然极力为李膺辩护，“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拷案……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2]633。永康元年（公元167年），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辅政，陈蕃为太傅。次年，陈蕃与窦武谋划彻底铲除宦官集团，但计划尚未实施就被宦官察觉，宦官与窦武战于朱雀掖门。陈蕃当时已经七十多岁，闻讯后率领官吏及太学生八十余人，与宦官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窦武兵败自杀，陈蕃遇害。

范滂为清诏使案察冀州时，“守令自知藏污，望风解绶印去”[2]644，此后，“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滂在职，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扫迹斥逐，不与共朝”[2]644。延熙九年（公元166年），范滂被捕入狱时，其精神感动中常侍王甫，“乃得并解桎梏”[2]644。延熙十年（公元167年）桓帝大赦天下，范滂也在释放之列，当他离开洛阳返回家乡时，“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辆”[2]644。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乘机奏捕党人，在搜捕党人时，县令郭揖“岀解印绶，引与俱亡”[2]644，范滂表示“滂死则祸塞，何放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2]644拒绝逃亡，与李膺、杜密等百余人，皆死狱中。蔡衍任冀州刺史时，“中常侍具瑗托其弟恭举茂才，衍不受，乃收赍书者案之。又劾奏河间相曹鼎臧罪千万”[2]645。陈翔曾在朝堂之上弹劾梁翼“恃贵不敬，请收案罪，时人奇之”[2]647，任扬州刺史期间，“举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吴郡太守徐参在职贪秽，并征诣廷尉。参，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2]647。

范晔在《后汉书》中这样写道：“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恶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懔懔乎伊望之业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挟持民心，汉室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2]634由此可见，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汝南士人与东汉党人自觉维护人民利益的行为和舍生取义的气节却深入民心，他们通过弘扬正义，把强烈的忧患意识、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传承下来，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奋发向上。

[1] [晋]陈寿．三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 黄宛峰．东汉汝颍、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J]．中国史研究，1995(4)．

K23

A

1006-5261(2012)03-0117-03

2012-02-17

汤慧玲（1975―），女，湖北孝感人，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 朱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