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体育之影响

□ 张敏录(陕西黑池中学 陕西 715303)

1 、“五·四”运动前的学校体育现状

民国初期，当局废除了学部，成立了教育部，当时的教育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911年，全国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决议，要求全国范围内实施健体式教育，并通知全国公、私高等小学一律注重兵式体操，把体操列为主课。1912年1月，教育部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中规定：“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重兵操”。中华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1915年在全国教育联合会上提出了一个教育实施方案，其中对学校体育规定：“小学校学生宜注重作战之游戏”，“各学校应添授中国固有武技”、“中等学校以上之兵式枪操最后学年宜实行射击”等等，从以上这些主张和法令来看，当时我国各类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是以兵式体操为主，其目的是为当时的战备抗战做准备。

2 、“五·四”运动开创了学校体育新局面

在那个年代教育思想影响下，从清末到民初，学校体育都以兵式体操为主。这种以“立正”、“稍息”、“托枪”、“齐步走”为基本内容的兵操，教材枯燥，教法单调，引起了学生和社会人士的强烈反对。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青年》的编者说：“要拥护那德先生(即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即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碎和旧文学”。从此掀起了一个反对封建；提倡民主；反对愚味，提倡科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化思想运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人们对学校的兵式体育教育进行了评击。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其文公开指出这种兵操“教者发令、学生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1917年6月，恽代英在《青年进步》第四期上发表了题为《学校体育之研究》的重要论文，对当时学校中的教育模式和选手体育，锦标主义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学校体育的目的是“保学生之健康”，并强调要对学校体育进行彻底的改革。从美国学成归国的胡适和陶行知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创始人杜威的德意门生，他们积极宣传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而一些人又把由伍德、威廉姆斯等人创立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带回了中国，在其影响下，我国体育界也认识到必须少用非自然的体育体操，多用天然活动的教材，积极反对学校中呆板，单调、枯燥的兵式体操，从“教育即生活”、“体育即生活”的观点出发，从“发展个性”的要求出发，学校体育出现了以学生兴趣、心理、爱好为主的教学理念。在这些新思潮、新思想的影响下，1919年10月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次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以兵操课为代表的体育教育模式已不合乎“世界大势”和“教育潮流”，1922年公布的《新学制》正式废除了兵式体操，1923年公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正式把“体操科”改为“体育科”，使我国学校体育进入了一年新的发展时期，开创了学校体育的新局面。

3 、“五·四”运动促进了理论的研究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国内出现了一个普及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热潮。在体育领域，由于教育、心理、生理等学位的渗透，不少人开始对体育的目的，手段、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

针对当时学校体育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如“锦标主义”、“选手体育”，学校体育卫生差等现象，恽代英等人大力提倡开展群众体育，提出学校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内容要与近代运动项目和传统体育项目相结合。在《学校体育之研究》的文章中主张“改片断的体育为有系统的体育；改偏枯的体育为圆满的体育，改骤进的体育为渐进的体育；改枯燥的体育为有趣的体育”；其办法就是“生理卫生学之教授”、“学生体格之检查”、“体操钟点之加多”、“猛烈运动之提倡(包括足球)”、“安全运动之强迫”、“女学之体操不应与男子学同一宗旨，同一手续(即要适应子女生理特点开展女子体育)”。在教学方法上，有些学校也进行了改革，在体育课的教学中推行了“三段教授法”，即初段为准备活动(包括队形练习，上、下肢活动)；中段为主运动(包括体操、各种竞技运动和游戏)；后段为整理运动(包括走步及放松活动)。“三段教授法”是符合体育教学的特点，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人们对体育的涵义、体育的效用、体育的目的、体育的教学方法、体育与德育、智育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促进了体育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五·四”新文化表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伟大转折，同时它对我国的学校体育落后教学模式的兵式教育，逐渐步入、引进、传播近代体育思想和理论，对我国近代体育特别是学校体育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