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本质与人性研究

于嵩昕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外国语言系，福建 泉州 362000）

生存本质与人性研究

于嵩昕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外国语言系，福建 泉州 362000）

人性善恶说无法科学论证人性问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出发，指出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从而对人性做出了科学的论断。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通过对人的生存形式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全面、科学地解读人性内涵，以指导人们采取合适的生存方式，应对各种生存危机。

人性；生存性；社会性；精神危机

人性即人的本性或根本特性。几千年来，中外学者对人性的实质和内涵展开了无数次深入的研究、探讨和争辩，即便是人类文明空前辉煌的今天，无数哲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仍然在探索“人性究竟是什么”。研究人性，意味着要对自我进行解析，研究者无法作为“他者”冷静地审视和观察，主观情绪不时地夹杂在其力求客观的陈述中。人性善恶说无法科学论述人性问题。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革命理念的角度论述了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从而更全面地、科学地解读了人性内涵。这对于指导人们采取合适的生存方式，应对生存危机有着重要启示。

一、人性善恶说及谬误

1.中外人性说概述

中国古代学者往往在考虑治世原则、处事道理时分析人的本性。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1]孟子提出“仁义礼智，我所固有”，人性本善，成为儒家“仁政”的思想基础。同属儒家的荀子却提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2]荀子主张礼、法，“性恶”必“师法”，社会秩序要采取法治思想,对封建建制及近现代影响深远。孟子、荀子之后，中国思想理论界逐渐以善恶论人性，或善，或恶，或有善有恶，或无善无恶，甚至近现代的中国思想家也一直没有跳出传统的桎梏。与东方类似，西方的人性说也往往体现某种政治涵义或意识导向，主要被“人性恶”所掌控，这种理念源于《圣经》中的“原罪”意识。中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指出：“我们被定罪所该受的痛苦，产生无知和无能。这是人生来便有的。除非靠上帝的恩典，谁也不能从这种邪恶中得释放。”[3]似乎亚当和夏娃犯了罪，后世子孙就永世不得翻身了。这种神学思想促使民众心虔诚信主，向基督寻求超脱，为教会在精神上统治和奴役群众建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虽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力图打碎这种精神枷锁，倡导人性的善良，宣扬人性的自由、平等、博爱，但在宗教改革中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对“人性恶”重新做出诠释和发展；随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霍布斯在其“自然权利”和“自然法”说中从利己主义角度阐释了“人性恶”，这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和法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伟大的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性本能”，以阐述人的兽性本质；斯宾诺莎提出“心理利己主义”说。这些理论几乎将人性彻底钉死在了伊甸园罪恶的苹果树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恩格斯在谈到社会发展的动力时也曾指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4]

2.人性善恶说谬误

人性说和伦理道德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世界范围内人性说发展的先天畸形。即便是没有与善恶直接联系的其他学说，如“直觉”、“理性”等，也深受人性善恶说的影响。从精神层面中的道德剖析人性，是因为人脑的智商水平是人区别于万物的最大特点，而人脑的思维和情感对于人类本身来说最为复杂而又最希望彻底了解它。因此，无数学者深挖人的精神世界以求探求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因。

但精神层面中的道德是否能够涵盖人性，并描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原因呢？从现代科学理念及马列哲学的角度看，客观存在对人的精神具有第一位的决定作用，所以从精神层面本末倒置地去理解人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客体和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社会性的人，是不科学的。那么人性善恶说能否从精神领域超脱出来，概括“人”这一特殊高级生物的本性呢？善与恶只是道德的最直接的评价。道德的形成，是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它所体现的是人文或是文明的一个方面，而“人”不仅拥有实体的肉体和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且拥有高智商的思维模式，这些都不是道德善恶所能一言以概之的，甚至道德本身也无法用善恶解释清楚。而且描述一种事物的本质特性，也是不能单纯用形容词来概括的，如石头的本性是“硬”，水的本性是“软”，太阳的本性是“热”，冰的本性是“冷”……这种描述方式显得荒唐可笑。事物本质的确定性要充分体现事物的特性，否则对事物本质的描述就显得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善恶在论述人的本质时，不仅没有把握住自身的确定性，也没有涵盖区别性。善恶源于道德，道德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它的指向性和作用性仍然是以“人”为基点，以善恶描述人性，最终使人性无视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与区别，这更像是一种孤陋的“人本主义”。由此可见，所谓的或善、或恶、或有善有恶、或无善无恶等学说根本无法成立。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自身，力求构建更合理、更科学的理论框架。

二、人性源于生存——从客观存在到生命存在

1.生命物质的本性——生存性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世界的本源问题，而恩格斯认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5]。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作为物质形态的一种，生命物质是具有生命的客观存在，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以生命形式存在的，即“生存”。“生存”是存在的形式和维系生命的活动，历史上对“生存”有过最直接哲学论述的是存在主义的“生存本体论”说。海德格尔将“生存”表述为人的有时间限制性的意识存在；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曾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有过权威的概述：“存在分裂成人的两种生存方式：一种是‘人—自我’，这种人—自我生活在‘打发时间’和‘失去时间’中；另外一种是‘真正的自我’，这种真正的自我超越了‘在经历的多样性中坚持下来的我的同一性’。”[6]萨特继承和发展了海德格尔理论，提出“虚无”说，“人是虚无由之来到世界上的存在”[7]，将存在的本源定位于“虚无”。存在主义者没有从更广阔的角度去理解“生存”，对“生存”的狭隘理解明显陷入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生存”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描述生命物质特性的基点，但这里的“生存”和存在主义的“生存本体论”的“生存”有着根本区别。从逻辑上看，“生存”可以是物质的客观存在在生命存在范畴中的具体体现，那么，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则具体化为生命物质的生存性。从认识论上看，“生存”——生命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所有生物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意识属性。这三种属性都源于并指向“生存”，三种属性具体化为“生存”的三种形式，即自然生存形式、社会生存形式和意识生存形式，而生存性作为三种属性共同的内在特性。对于其他动植物是否具有社会属性和意识属性，人类应该以更宽广的胸怀去接受，而不是否认事实。人与其他生物的自然生存形式类似甚至是亲缘关系，但人与其他生物的社会生存形式和意识生存形式却渐行渐远。生存性是人与其他生物在内在特性上相联系及相区别的所在之处。

2.生存性与人性

人类是客观物质的一种具体形态，也是生物的一种，因而人具有物质的特性——客观实在性，也具有生物的特性——生存性。生存性是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是现时与历史的统一。

明确人的生存性与人的三种属性及三种生存形式的关系，是进一步理解人的本性的基础。首先，人作为一个现实的自然实体存在，这是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生存性的本源。人的自然实体维系人的生存，并以生存为指向发展和成长，这种内在的特质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人的自然实体的存在是有限的，死亡意味着个体生存形式的终结，个体的生存性也随之消亡，但生存性的整体性维系着人类作为一个族群的生存的延续，个体生存在整体性中得到展示、发展和继承。违反人的个体自然生存形式的行为是一种罪恶，除非这种行为是有益于人类生存的整体性，而对生存性、整体性的挑战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其次，社会生存形式是人的生存性的重要体现，是生存性之整体性的最集中表现。社会的出现是人类生存的重大进步，社会组织形式的完善和进步意味着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和发展。社会发展规律要服从和服务于人的生存规律，社会变革意味着人的生存对社会形式的否定，生存的“历史性”不仅促进社会的变革，也促进个人改变自我生存的条件。道德是三种生存形式互相作用产生的社会行为规范，虽然没有社会机构保证的强制力，但对社会生存形式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而法律是基于道德建立的具有社会强制力的规范。道德和法律服务于人的社会生存形式，特别是整体性的社会生存。最后，人的意识生存形式是人区别于其他万物的标志，是人生存性的显著特征。意识生存形式的物质基础是人脑，但它指导着人的其他两种生存形式。由于人脑意识的特殊性和在已知生物中的唯一性，众多学者曾力图从人的意识生存形式中找到解决人性及人的生存的一切问题的答案。意识生存形式和其他两种生存形式具有无法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割裂其中的任何一种属性都是不科学的。人在意识生存形式中，建立了精神世界，它源于客观世界——自然界和社会，人的情感和理智是意识在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互动中所作出的反应。精神世界是意识作为第二性的最直接体现，人的精神世界是“个体精神世界”与“整体精神世界”的统一，个体性和整体性的辩证统一使得奉献和牺牲成为可能。作为一种根本特性，生存性贯穿于三种属性和三种生存形式之中，将三种属性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之水乳交融。

生存性可以用来描述生命物质的本性，那么如何描述人的本性，即“人性”？从物质到生命物质，再到植物、动物、人，其范畴在变小、变具体，对其本性的描述也应该进一步深入和具体，并保持其中特性的统一和继承。客观实在性是生物和其他物质共有的特性，在进一步具体化中，生物表现出了独特的性质，即生存性。人是生物的一种，一种高级生物，人性不应该对生命本性背离与割裂，而应该是一种发展、深入和使之高级化。生存性是人和其他生物的共同特性，在生存性的进一步具体化中，人显示出独有的特性。因此，生命物质的本性是生存性，生存性是物质客观实在性在生命物质中的具体体现。生存性具体表现为生物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意识属性，对应于生命物质的自然生存形式、社会生存形式和意识生存形式；植物性是无社会性与意识性的纯自然生存形式的生存性；动物性是融合了不明显或者低级的社会生存形式、意识生存形式与简单或较为复杂的自然生存形式的生存性；人的本质，即人性，是高级的自然生存形式、社会生存形式、意识生存形式辩证统一的生存性。

三、生存危机

1.整体性生存危机

人类借用医学途径延长自然生存，利用改革和革命改善社会组织形式，利用思想加强精神世界的建设，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危机的到来。人类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力求避免不可抗拒力对生存的威胁，但这种对人的整体性生存造成极大危害的危机却时常出现，不是不可抗拒力导致，而是人类自身使然，如战争。战争的罪魁祸首或是因为满足私欲的极端统治而造成官逼民反，或是利用虚假或错误的整体性未来幸福而将群众拖入战争，或是兼而有之。二战中，德日法西斯政权向本国人民大肆宣传“种族优越性”和“建立世界或区域共荣”的合理性，虽然国内不乏有反法西斯的勇士，但民众却普遍接受了这种思想。法西斯政权在一定时期内赢得人心的关键就在于所宣传的“美好的整体性生存的未来”，而人性从根本上渴望并趋向于这种“未来”，难免会盲目跟从并误入歧途。这也促使战后众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哲学思想深厚和文化历史悠久的德国为什么能让法西斯政权得势。反对压迫的革命战争同样是一种赢得“美好的整体性生存的未来”的斗争，这种斗争往往目标明确，但途径却是曲折而变化多样的，民众在精英人物的带领下探索更加合适的生存方式。革命之所以有利于历史的进步，是因为它是用现时性的生存危机换取未来的生存幸福；它之所以是一种历史进步，是因为它有益于生存的历史性和整体性。每个时代都会有精英人物提出“有益于人的整体性和历史性生存”的建议，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建议的后果也大相径庭。用虚假的历史性和整体性的生存幸福，将群众或世界拖入战争，这种生存危机的产生是人类不能容忍的。因此，人类在整体性生存道路的选择上总是小心翼翼，整体性生存如此，个体性生存也是如此。

2.整体性精神危机

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莫过于整体性自然生存形式的危机，如战争或是一时难以抵御的疾病，危害整体性生存而导致尸横遍野。这种危机不仅影响人的自然生存形式，而且会深入影响人的社会生存形式和意识生存形式。因而每当人类经历这种危机之后，都会在各种生存形式上出现飞跃性的发展或转变。然而，人类面临的更深刻的危机，是潜伏于自然生存形式、社会生存形式之下的意识生存形式危机，或称作“精神危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整个世界的整体性精神危机，源于人的三种生存形式的生存方式出现了潜在的或不明显的生存整体性危害，这种危害在意识生存形式中已经有所体验，但其紧迫性又不足以推倒现有的一切生存方式，因而人们常在社会的逐渐变革和危机的缓慢去除中饱受精神上的折磨。如现代哲学所说的“人的异化”或“物化”，其实质就是人的生存方式对人的生存造成了持续的不明显的危害并完全违背了有益于生存的原则。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主要源于人对自然生存形式和社会生存形式中所需要的物质利益过多的追求，其结果并没有利于人的生存，反而产生了相反的作用。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充分地平衡人的自然生存形式、社会生存形式、意识生存形式，而是过于偏激地发展某一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精神危机。受整体性精神危机的影响，个体由于生存条件和环境的改变，也会出现精神危机，极端后果就是自杀。自杀是个人的意识对其自然生存形式、社会生存形式、意识生存形式提出了取消其存在的否定。社会的发展更多地关注人的自然生存形式和社会生存形式，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尚处于初级阶段，如何建立一个合理的整体性精神世界是每个时代的哲人探讨的话题。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最显著的精神世界是以神学为基础建立的超自然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的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起着有利作用，但由于其虚假性、欺骗性和伪科学性，必然被历史所抛弃。在更加合理的整体性精神世界没有彻底建立之前，解除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尽早发现危机并勇于寻找更加合理的生存方式。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过：“我们的时代遇到了一个谜。一方面现代人成功地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一方面也因为自我怀疑而变得步履蹒跚……”[8]现代科技已十分发达，但大部分民族的精神世界还依赖于宗教神学，人的这种自我怀疑和步履蹒跚，夹杂着自信的缺乏，精神危机的解决时常求助于客观先验存在，这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建立提出了更深刻的话题。人类在寻找未来之路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误与失误，痛苦的经历总是催生出痛彻的反省和成长，“趋利于生存”的规律和人的生存本性决定了人在危机中成熟，人类总是在自我发现和自我超越中发展、进步。

总之，人类在探索自然和探索自我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进步，科学地认识自我的本质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人性善恶说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关键是没有一个更好的理论切入点。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出发研究生命存在的本质特性，进而分析人的本质特性，这种研究方法既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又开辟了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理论基点。人的生存性意味着人必然不断地探寻更加合理的生存方式，思考更加科学的生存之道，其指向是未来更加幸福的生存理想。人的存在永远是自然生存形式、社会生存形式、意识生存形式的互动和统一。人的发展，就是探索更加合理的生存方式去满足三种生存形式的需要。在探索的道路上，人们憧憬找到永恒的理念和方法，但历史过程充满的却总是权宜之计，正是在无数个权宜之计垮塌的危机和崛起的理想中，人类才会不断地成熟起来。

[1]孟轲.孟子[M].万华丽，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181.

[2]荀况.荀子[M].杨倞，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47.

[3]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M].成官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

[6]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李健鸣，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68.

[7]萨特.存在和虚无[M].陈宜良，译.北京:三联书社，2007:53.

[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7版.董书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48.

[责任编辑：曹小荣]

Essence of Existence and Research on Human Nature

YU Songxi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Quan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Quanzhou, 362000, China)

The theory of the kind and evil of human nature can not demonstrate the issue of humanity in a scientific way. Based on Marxism theory and starting with the substantiality of obje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the fundamental property of human being is sociality and thus makes a scientific judgement on humanity. Starting with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king comparisons on the form of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humanity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scientifically and thus we can adopt proper ways of survival to cope with various kinds of crisis.

Humanity; Existence; Sociality; Psychological crisis

B82-061

A

1671-4326(2012)03-0064-04

2011-11-14

于嵩昕（1981—），男，辽宁丹东人，泉州理工职业学院外国语言系助教，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