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舆名考及理论溯源初探——“气”、“易”、“理”三个文化向度的堪舆解读

张耀天，崔 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人民居住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堪舆之风在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盛行。不可否认，堪舆学说中夹杂着大量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堪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它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溯源中国传统信仰观，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将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本文尝试溯清“堪舆”之名，并从“气”， “易”， “理”3个方面，分析堪舆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文化心理。

一、堪舆名考

目前流传于世的“堪舆”文本，除晋时如郭璞所撰《葬经》、《水龙经》等开山之著外，多为清人所著，如乾隆时人尹一勺所撰《地理四秘全书》，王宗臣所著《青囊心印》及《青囊续编》等，疑与彼时高压政治环境有关，借堪舆之名，叙天人交感之理。堪舆之名考，各家各派，其宗不一。

但各家均认可晋人郭璞所撰《葬书》中语：“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风水之法，为堪舆理论之魂，堪舆在某种程度上说即是“风水”。但堪舆之于“风水”的态度，以晋为界，前后截然不同：秦汉之前的堪舆以“规风避水”为佳，从东晋东渡后至今，堪舆则以“避风迎水”为佳。这种转变，与汉民族文明重心南移有关。晋朝东渡之前，历代王朝均建都黄河流域，气候干燥，宫殿墓穴民居的建筑，均以“负阴而抱阳”为上，如多选择背山面水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阴阳序次，风雨时至，春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国语·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