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
——兼评《泰州学派的精神境界与乡村建设》

王修彦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
——兼评《泰州学派的精神境界与乡村建设》

王修彦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由此，“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计划开始形成体系。以学术新作《泰州学派的精神境界与乡村建设》为切入，结合近年来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与现实关怀思潮，回应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不可回避的几个问题。

中国社会学；泰州学派；历史转向；现实关怀；文化自觉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并明确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根据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同时作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重要措施，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并制定出台《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由此，“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计划开始形成体系。

本文以学术新作《泰州学派的精神境界与乡村建设》为切入，结合近年来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与现实关怀思潮，试图回应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不可回避的几个问题。

泰州学派作为阳明心学的重要分支，也是儒学在宋明时期平民化、大众化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关于泰州学派的研究在“国内产生了一批学术性强的文章和专著，有全面研究泰州学派的专著，还有一些对泰州学派人物、某一方面探讨的学术论文”［1］。在学术专著方面，先后有季芳桐的 《泰州学派新论》（巴蜀书社2005）、吴震的《泰州学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和宣朝庆的《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中华书局2010）出版。季著和吴著都以泰州学人的思想现象为研究核心，宣著则以儒学对民间秩序的建构为主线，审视平民儒学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给泰州学派研究带来一缕新风。这新风虽不大 （全书只有20几万言），但却来得清新、及时。一个学科要想发展，就无法撇开对历史、现实两个维度上的立场。没有对这两个维度的完全解答，学科发展就失去了根基。而这本书对两个维度都给予了一定的回答。

当前，我国社会建设正火热开展，我们从现实热点去思考传统思想，用历史的智慧来审视现实问题，就能增强历史与现实的互动联想。泰州学派是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因为泰州学派之所以能够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平民化的“心学”走向和勇于担当的“民间经世”勇气。因此，在研究泰州学派时，我们固然应该深入研究泰州学派的思想本身、内部关系，但也需要发掘泰州学派思想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发现儒家思想进行民间秩序建构的路径。

该书选取乡村建设这个视角，深入考察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总结泰州学派乡村建设的社区方式和平民讲学实践，论述泰州学派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传承关系，并思索泰州学派实践对当今新农村建设的借鉴启发。该书在结语中指出：“泰州学派力图在社会下层民众中间培养两种精神：第一是自治精神，第二是互助合作精神。”在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商业化时代，这种精神对于当今的新农村建设来说，恰恰是最为缺乏和急需重建的。泰州学派在乡村建设中强调社会组织的重建，并利用儒学思想资源自觉地担当社区领袖，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儒学思想资源和民间讲学的形式，在农村培养社区领袖，都是非常好的实践经验。在乡村社区领袖的价值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今天，这种视角更显重要和必要。可以说，实现学术的“跨时代对话”，是推动思想研究的重要途径，这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尤其显得必要。

一个学科的发展还必须回答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近年来，随着学科间交流的不断深入，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交叉研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学科间的交流互动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纵观泰州学派研究，近30年来虽然有了不少成果，“但目前的研究仍多是各个学科分门别类地进行，学科间的壁垒没有打破，联合不同学科攻克大题目的机制尚未形成，存在一些研究上的薄弱环节。”［2］这种现象也一定程度地存在于在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中。《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把跨学科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

多元视角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解释力均得到显现。例如，王艮出身灶户，没有成长为一名灶丁，却发展成为阳明学派的一员，这是十分不寻常的。但如果将其置于“社会力”（social force）的理论框架中，这种结果又显得如此自然。作者指出，“明朝经济发展给个人提供的机会，使他超越了国家为他确立的既定身份，此后私人性的社会关系让他在自由选择和自我发展中完成了身份的进一步转变。”王艮的格物论与兼善天下、民间经世、百姓日用之道、明哲保身等思想的关系因此便显而易见。这恰恰弥补了王艮思想研究存在的一个重要不足，即：对其思想各部分之间系统性、连贯性的认识不足，只有一个“修身”的空壳。多元视角的优势还体现在运用人类学的“自我”理论对泰州学派人本主义的阐述，从角色理论、社会资理论及心理学角度对王艮成为乡村建设领袖的解释，从科学社会学学派理论对泰州学派形成发展的解读等等。这些理论视角的引入，极大拓展了泰州学派研究的视野。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讲，社会学与历史学具有天然的血缘联系，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学转向已经成为一种当代趋势。泰州学派研究的深入推进，对于社会思想史研究、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十分明显。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至发展到今天，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社会学中国化以及中国社会学对国际社会学的贡献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论断。充分发掘和考量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价值，发掘本土概念以增强社会学的国际对话能力，已经逐渐成为学者的共识。

对社会学而言，社会思想研究不仅具有理论建设的意义，更有方法论的价值，因此有学者认为，“（社会学）要对人类社会变迁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就必须使其理论与古代文明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将古代文明积淀下来的智慧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3］费孝通先生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曾专门强调了宋明理学研究对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他说，“理学堪称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审视这些前人的成就，会给我们今天的探索提供很多新的启示，十分有助于开拓中国社会学的探索领域。”［4］可以说，思想研究需要社会学，要建立中国社会学同样需要历史思想研究，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如同中国社会学目前所处的发展形势，泰州学派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走向活跃的上升时期。但是，研究层面缺乏时代对话，研究视角偏向单一而少有学科融通，局限了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动力。《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创造性地思索泰州学派研究的新思路、新方向。

当然，从对本书的评论的角度看，一部作品的贡献即使再卓著，我们也不能奢望其解决所有问题。该书走出了以多学科视野、跨时代思维研究的坚实一步，但该领域研究的整体发展还需要更多学科从更加系统、更为丰富的理论角度展开研究。在此阶段以后，如果能深入中国宏阔深厚的历史精髓、波澜壮阔的变革实践中，并积极加强多学科协同研究，进而提出原创性的理论资源、方法启发，则更显宝贵。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中国学人的巨大鼓舞，也是更高的要求，我们期待哲学社会科学抓住机遇，踏实努力，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繁荣气象！

[1]徐春林.泰州学派的回顾与前瞻[Z].阳明学刊:第3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

[2]张学智.对泰州学派的研究亟需加强[J].中国文化研究，2004(1).

[3]田毅鹏.找回“失去的传统”[J].天津社会科学，2005(2).

[4]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C91-06

A

1673-1999（2012）08-0029-02

王修彦，男，山东潍坊人，南开大学（天津300071）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思想与社会发展，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2012-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