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表现与批判
——基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视角

赵 阳

中国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表现与批判
——基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视角

赵 阳

自由是人们追求的永恒目标和最高价值之一。在追求这一目标和价值的过程中，不同的思想家对自由的理解各有不同。其中较为重要的就是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托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资产阶级自身的缺陷导致其自由观是不科学的，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历史、唯物和实践的角度分析自由，因此不仅是科学的自由观，同时也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伟大旗帜和科学指南。在当代中国，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认清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积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主流意识形态，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斗争

一、新自由主义的起源与内涵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了经济危机频发、阶级矛盾激化和社会思潮蜂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彻底暴露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原则的弊端，古典自由主义被迫退出指导地位。

为挽救危机重重的资本主义和适应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各种资本主义理论流派展开了大论战，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学派和以米瑟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脱颖而出。而凯恩斯主义通过“罗斯福新政”证明了其有效性，并由此奠定了其主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行40年之久的统治地位。然而，面对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滞涨”，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学派乘机步入理论前台，并成为里根和撒切尔政府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发展，它开始由学术理论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制度上主张去国有化和私有制，崇尚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则表现为诋毁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政治多元化”等方面。“华盛顿共识”的出现，成为新自由主义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推行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强权政治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历史标志。

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主要表现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带有浓烈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严重干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政策。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科学评析，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决捍卫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首先，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显著特点是推崇市场经济的自由学说，贬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制是唯一可行的社会组织制度”，私有化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因为私有制给予每个人以均等的致富机会，因而具有强大的动力；同时它能够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因而具有极高的效率。而非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和所有制模式只会限制个性的发展。新自由主义主张维护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转，认为市场经济通过自身调节，就可以达到经济均衡的发展，市场竞争条件下才能推动技术进步。而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计划调节，只能会破坏经济自由，降低经济效率，甚至造成独裁统治，使个人自由受到限制和奴役，致使社会动荡不安。

任何一种经济学说都是为特定的经济制度服务的。新自由主义“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1］。由此可观，在社会主义中国鼓吹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的经济学说，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动摇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

其次，当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主要体现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鼓吹“告别革命”，要求“政治多元化”。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被新自由主义者视为中国共产党的“独权专制”。由于现行制度的不完善，现实中难免会出现公民个人利益诉求与公共权力相冲突的现象，但二者之间并非不可协调。新自由主义者将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刻意放大，抨击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我们必须看到，世界上从不存在没有阶级属性的自由民主，任何一种自由民主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自由民主的主体，而人民的敌人就是专政的对象，打击敌人是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选择。

“告别革命”论者以“改良比革命好”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张为依据，得出了“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2］72结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他们眼中更无必要。他们抨击“革命只有一种破坏性的力量”［2］70，是一些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2］68的行为。 如果按照“告别革命”论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评析，那么中国近代人民革命斗争的壮举就要被改写成“残忍、黑暗、肮脏”的历史记录。但事实上，革命发生与否取决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矛盾状况。纵观人类历史，想要解决根本性、全局性的社会问题，只依靠改良是不可行的，必须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社会的本质变化。

新自由主义者宣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集权制国家”，只有实行“政治多元化”，探索“符合人的价值”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自由平等。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其视为“政治疯狂”，要求在我国实行“政治多元化”。其实质是要在中国实行西方的政党制度，让自由主义政党最终取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领导权才能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对国内外风险考验的中流砥柱，在当代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允许政治立场相左的政党存在无疑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权，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

最后，新自由主义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视为“垄断主义”、“意识形态僵化”的体现。他们幻想在中国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最终实现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元化。

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积极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阶级的精神力量。”［3］改革开放的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就必然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不动摇。以史为鉴，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等于葬送社会主义国家的前程。反观西方某些国家不遗余力地将本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这无疑有力地证明了自由主义者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阴谋。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对中国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学说和无产阶级指导思想，其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同样以人的自由问题为基本线索。马克思关于自由思想的重要理论表述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的。马克思在书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全部人类活动至今都是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而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4］98，劳动异化的结果就是“人的类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4］96。马克思从批评异化劳动提出人类自由社会的模式——共产主义，只有扬弃异化，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再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方面批评资本主义异化劳动造成人的畸形发展，旧式分工和私有制是社会压迫等不自由的源头；另一方面主张无产阶级依靠共产主义运动克服劳动异化。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由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5］77，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273。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理论的阐述相对集中的一篇著作。在文中，马克思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即前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阶段”，即公有制社会。这三个历史阶段反映了人类自由的演变和发展从依托血缘关系到被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抽象统治”，再到通过劳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充分的自由的过程。

最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自我否定，而这将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灭亡。所以自由王国是必然王国发展到最高阶段而走向自我否定的结果。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自由王国的实现是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的，在此揭示了人类的自由本质的实现是一个必然的客观历史过程。

回顾马克思关于自由观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前瞻且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中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其内在本质不可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资产阶级的自由观脱离了人的现实历史条件，因而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马克思自由观的本质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这一客观的、能动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的人的自由。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在西方众多的主义、思想和学说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失败，转而向依靠马克思主义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俄国取经的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当时时代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弊端进行反思的正确选择，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及其斗争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社会实际进行了有机结合，并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取得胜利，毫无争议地成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人民利益和思想日趋多元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与时俱进，面对社会思想领域的变化，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必须不断推动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一方面，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的同时，既要积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以利于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又要深入认识世界文明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另一方面，要在学术上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促进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又要坚决抵制一切错误的社会思潮。当下出现的一些利益纠葛和消极思潮中，最需要我们加以重视的就是如何增强和稳固党的执政能力及提升意识形态领域“凝聚力”的问题。因此，要取得反对新自由主义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在新的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工作必须要提升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党的队伍建设。对领导干部首先进行教育，提升他们对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同时，改变部分党组织纪律涣散、缺乏凝聚力的现状，大力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将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打造成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战斗堡垒；注重改良宣传教育方法。紧密联系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体系，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党还要始终把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学习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社会舆论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视。新时期，党要牢牢把握舆论方向，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监管与控制，当前尤其要加强网络管理和规范。面对网络传播对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党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新技术手段，创新网络传播体制和手段，增强意识形态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加强网络舆论调控，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引导网络舆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曾说，“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的。”［6］邓小平曾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发生真正主导作用。”［7］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也着力强调用“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在斗争的道路上我们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毫不懈怠，把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1]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

[2]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毛泽东选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6.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

D64

A

1673-1999（2012）08-0001-03

赵阳，男，安徽大学(安徽合肥 230601)社会与政治学院学生。

2012-02-17

安徽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