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昊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现代白话汉诗自诞生起,诗人人格与诗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就进入了新诗诗人与理论工作者的视野,并引发了不少有关新诗诗人人格修养的讨论,产生了许多有益的成果。郭沫若认为,“因为诗——不仅是诗——是人格的表现,人格比较圆满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1]而宗白华更在他的《新诗略谈》中提出了有关诗人人格养成方法的几种具体方法。但是,由于种种外在因素,这种立足于新诗内在规律的探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新诗大众化等话题所遮蔽,以至于对于诗人人格建设方面的探索和思考显得相对薄弱,有关论述散见于各种著作和文章中,大多数只是泛泛而谈的吉光片羽。幸运的是在20世纪最后十年间,随着现代诗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诗人的人格精神这一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开放,在为中国新诗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表面上 “流派”、“宣言”充盈的热闹诗坛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一方面,诗人不断涌现,诗作不断被抛出;另一方面,诗人的 ‘热闹’很难产生共振效应,读者进入不了 ‘半个诗人’的角色,叫苦不迭”[2]。对于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著名诗人、学者蒋登科先生认为,当代诗歌的这种困境源于人们忽视了作为诗歌审美主体的诗人,忽视了诗人的人格建设而往往只把焦点聚集在诗歌文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