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行健《灵山》的人性叙事伦理

陈进武，彭丽萍

（1.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2.河池学院 中文系，广西 宜州 547000）

现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从意识形态时代走向数字时代的大时代[1]（作者的原话大致是 “中国一百多年来长期革命旨在从旧式农业之体制进入新型的商业体制，使整个国家可以在数字上管理。”），当然，黄仁宇指出了这个时代是经济时代，但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更是一个秀的时代，因此我们的确需要不走寻常路的精神，打破中国人骨子里都讲究的中庸，勇于创新，敢于做一个有争议的人。不过，做一个有争议的人可能会招来许多非议，高行健就是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作家，他的争议不单是获得诺贝尔奖是一次有争议的获奖，更来自于他的文学创作 （包括小说和戏剧等）。高行健文学创作的特点之一是 “实验”，“试验着是美丽的。高行健的试验仍在进行。试验性促成了高行健文学的前卫性，铸就了高行健戏剧的先锋性。试验着，是高行健文学的特质，是高行健艺术的精髓”[2]。无疑，长篇小说《灵山》便是高行健在文学创作上不断 “实验着”的“美丽”收获之一。

《灵山》全书共81章，它是高行健在海外修改定稿的[3]。这部小说不仅没有连贯的人物和完整的故事，而且人物称谓也模糊不清。小说的主角实际上就是高行健自己。不过，这个带有自传色彩的 “我”、由 “我”演化出的 “你”和一个不甚清晰的 “他”或 “她”始终交织在一起。在 “你、我、他/她”的这种缠绕中漫游在中国西南地区去寻找原生态净土，但是始终行走在通往净土的林中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