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的小说

2012-08-15 00:53崔绍怀
关键词:郁达夫小说

崔绍怀

(惠州学院中文系,广东 惠州 516007)

一、郁达夫小说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启迪功能

郁达夫在小说中写到的贫穷、饥饿、社会黑暗和乡景的美丽等都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在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能令人引起深沉的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应消灭贫穷与饥饿。和谐的社会,应该是衣食住行得到了满足的社会。杨义说:既然新知识阶层和苦难的劳动人民并非毫无感情的相近点,那么郁达夫就近凿通这道感情沟渠,把抒写个人的穷愁苦闷充分地扩展为关切劳动人民的苦难命运。[1](P573)郁达夫在小说中,深刻细致地表现了社会底层中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艰难困苦生活——他们穿不暖、吃不饱,居住的屋室低矮破旧四壁透风。

和谐的现代社会拒绝人们赤身裸体上街行走,衣着得体才便于交往。《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男主人公“我”穷得一贫如洗,当天气变暖,连买一件夹衣的钱都没有,只好穿着棉袄,白天闷在屋里,夜里出外走走。“当这样的无可奈何,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的时候才回家里。”穿着棉衣,春日的白天实在无法出门,也实在无奈。穿的问题要解决。《离散之前》中的曾秀生、邝海如、于质夫先后留学日本,因有可取之处,而被某杂志的发行者请来。后来见“他们的去路已经塞尽”时,发行者“起先是供他们以零用,供他们以衣食住的,后来用了釡底抽薪的法子,把零用去了,衣食去了,现在连住的地方也生问题了”。在一次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同朋友们吃完饭后,于质夫悄悄地回到了他的寄宿舍,忽然听见楼下发行者的亲戚们说:“楼上的那位于先生,怎么还不走?他走了,我们也好宽敞些!”这些小说写衣食住出现了问题。有的小说也写了出行方面存在的问题。《血泪》中的“我”在异国他乡漂泊了十年,得到了一张外国大学文凭。因身无分文而借钱受辱,因无钱而又急需金钱,这种窘境实在令人难堪。由日本回到上海后,盘缠已尽。“我想回到家里去,但是因为没有路费,所以就不得不在上海住下去了。”没钱,当然做不了事;没钱而又要急用钱的滋味,当然十分痛苦。

和谐的社会,不应该是贫穷和饥饿的社会,而应该是衣食住行等温饱问题得到保障的社会。和谐的社会,人们不应该愁吃愁穿愁住愁行,而应该是衣食住行和谐发展的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应消除社会弊端。和谐的社会,应该是物质分配恰到好处的社会,应该是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郁达夫在小说中,敢于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真实地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现实图景。

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受压迫、被玩弄。处于新旧思想交替转型的过程中,有的女性站起来反抗而争取自身的独立与解放,有的女性仍然是旧式社会的牺牲品。《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女主人公郑秀岳,出身于官宦家庭,又进新式学校学习。“可怜杭州的许多女校,这时候同时都受了这些孙传芳部下匪军的包围,数千女生也同时都成了被征服地的人身供物。”军阀混战,百姓遭殃,女性更遭殃。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世人皆知,中国女性被蹂躏者无数。“在五六个都是一样的赤身裸体,血肉淋漓的青年妇女尸体之中,那女工却认出了双目和嘴,都还张着,下体青肿得特别厉害,胸前的一只右奶已被割去了的郑秀岳的尸身。”郑秀岳等青年妇女,就是被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们轮奸而毙命的。“况且,日寇在各地之奸淫掳掠,日日见诸报上……”[2]

中国只有强大起来,才不会发生内乱,也才不会遭受侵略,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和谐、安定、幸福和美满的生活。

而旧社会的广大民众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位置,物质利益受损害,精神世界受毒害。《春风沉醉的晚上》一文中,捡破烂的老头虽是房主,却生活艰难。陈二妹虽是烟厂女工,却倍受压迫。《薄奠》中的车夫,人好、勤劳、朴实、能干,却无论如何爬不上洋车租主的地位,还免不了可怜的早死。车夫的女人失去了主心骨,活不下去了,跳水自尽又被救起,她一片茫然,前路黑暗。“我”“觉得这些光景,决不是她一个人的。”车夫一家人的悲剧命运决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现象,而是当时黑暗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我”的“心里起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抗和诅咒的毒念”,这反抗和这毒念是自发的,是自然的。“《薄奠》中的车夫被生活逼迫而死,“我”由同情进而激起对现实的痛恨,结尾处就出现了“狠命的叫喊”有权势“贵人”的一段。”[3](P74)

和谐的社会,应该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应该是物质利益平衡、精神财富共享的社会,应该是人和人之间关系平等的社会。日本学者坂井东洋男在《郁达夫<沉沦>论》中指出,主人公在人际关系上的不安和绝望与在自然界里的满足和幸福之间不断循环。[4]

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应该具有优美秀丽的自然风光和乡镇市景,更应该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和谐的环境中,山是和谐的,水是和谐的,动物是和谐的,植物是和谐的,人是和谐的……万事万物都是和谐的。《碧浪湖的秋夜》中的环境是和谐的,“天气也日日的晴和得可爱,桂花厅前后的金银早桂,都暗暗的放出微香来了,而傍晚的一钩新月,也同画中的风景似地”,生活在这样“清幽的环境”中确实是一种享受。沈幼牧、沈绎旃、厉鹗三人于月夜游碧浪湖,看天、看月、看山、看塔、看渔火、看水波、听鱼声、听橹音……月光中的一切,“正好做这一幅碧浪湖秋月夜游图的崇高的背景”。和谐的氛围,和谐的环境,使游客留恋忘返。《东梓关》中的文朴乘船去东梓关徐竹园医生那里看病时,看见船前船后船左船右“尽是些碧蓝的天,澄明的水,和两岸的青山红树,江心的暖日和风”这些优美秀丽的大自然风景。在东梓关,堆满干稻草的草场、池塘里的游鸭、池塘水边的水牛、石砌的小路、黄泥小路和石板砌成的大道等构成了独特乡村世界的风景。《迟桂花》中的“我”在去朋友家的路途中,“看见了东天的已经满过半弓的月亮,心里正在羡慕翁则生他们老家的处地的幽深,而从背后又吹来了一阵微风,里面竟含满着一种说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气”。这香气实在浸人心脾,这香气实在动人心弦。在游览五云山时,“我”和翁莲“在五云山的南面又看了一会儿钱塘江上的帆影与青山”,感觉到天地之间,山、水、人与情紧密相连,互为一体,相得益彰。

和谐的社会,必有和谐的环境、和谐的美景与和谐的自然。和谐的社会,必是人、事、景、物与情的和谐一体。和谐的社会,更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和谐。

和谐的社会,是富裕的社会,是平等的社会,是景色优美的社会。郁达夫小说中所描绘的社会生活画面,上至官宦世家,下至市井平民;有喜怒哀乐,有七情六欲;跨古今中外,写男女老少,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二、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

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有老年、幼年、中年、青年女性,有中国、外国现代的女性。这些女性,在小说中演绎着曲折悬疑动人心魄的故事。正因为有了她们,郁氏小说才变得柔和、细腻、婉转、耐读。

郁达夫善于挖掘女性内心深处的心理活动,乐于观察她们的言行举止,惯于表现她们的喜怒哀乐,常于描写她们的七情六欲。他所刻画的每一类女性,都活灵活现、耐人寻味。从身体叙事的角度描绘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易于把握和表现其鲜活的特色。“不论是直抒胸臆也好,袒露情欲私隐也好,最终都指向叙述主体整体性的自我想象,而身体叙述的确是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要素。”[5]

纯洁、善良、体贴他人的女性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茫茫夜》中的男主人公于质夫“忽然看见一家小小的卖香烟洋货的店里,有一个二十五六的女人”,他走向她,要走了而不是买走了她“那用旧的针和手帕”。回到校内住处后,他变态狂式地嗅那女人的针和手帕上的香气。他想起了她的话:“那请你拿去就对了,何必换呢。”那女店主的善良和豪爽,让任何人看到这都会为之心动,心动于她的大方,心动于她的无邪,心动于她的会体贴人。

《迟桂花》中的翁莲于丧夫之后又回到了娘家。文中的“我”在参加朋友翁泽生的婚礼时,认识了翁莲。她是“看起来约莫有二十四五的一位女性。”她高兴大龄的哥哥终于结婚了,同时她也忧虑自己的未来。她说“常住在娘家,似乎有点对不起大哥和大嫂”这样的话,足见她纯粹真率的天性。出游五云山,来到了龙井狮子峰下坐在大岩上休息时,“我”与她结成了兄妹。她一声声地叫着“我”为大哥,这份兄妹情谊圣洁得如同皎洁的月色一样不容践踏。

《清冷的午后》中的云芳知道丈夫在外面包养的情妇是小天王后,并没有上演大打大闹甚至以离婚相挟的剧目。云芳“当然不想用蛮法子来对付”,而是想了有效的办法制止这种“婚外情”的继续发展。虽然好景不长,但足以看出云芳的智深、大度和贤慧。《银灰色的死》塑造的女主人公静儿对常来赊食的“他”百般体贴和照顾,对无钱的“他”并不嫌弃,反而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蕴含在静儿的心中。当静儿快要嫁给某酒店的老板时,“他”又拼命的叫她取酒时,她“就红了两眼”说:“你不喝了吧,喝了这许多酒,难道还不够么?”静儿说出这样的话,是出于对“他”的关心和体贴。她的内心流淌着爱“他”的真情血液,诉说着她的无助之情。她知道怎么回事,却无力摆脱桎梏,只能百般地体贴和照顾“他”。

郁达夫小说中有一类女性是身心遭受摧残的女性。《春风沉醉的晚上》一文中女主人公陈二妹每当加班到深夜十点钟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时,躯体都遭受着单调、乏味的卷烟劳动的痛苦。父亲死后,烟厂一个姓李的管理人经常想戏弄她,这使得她精神万分痛苦。作为现代制烟工厂的现代女性,二妹劝阻“我”莫吸N 烟厂的烟。虽然她动摇不了N 烟厂的一根毫毛,但她朴素原始的仇视心理已经诞生,她的仇视性格也正在形成。她要仇视不满,虽无奈自己身心遭受的摧残。《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郑秀岳,先与李文卿同性恋,当李文卿另有“新欢”之后,又先后与李得中、张康等人有染。郑秀岳的这些做法,其实是她心灵变形和灵魂扭曲的表现。她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也是痛苦的。她也有无辜的时候,先被匪军的下级军官强暴,后被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们轮奸而死,其身心遭受的摧残可想而知。

《秋河》中吕督军与上官协统的寡妹结婚仅有几个月的时间,其妻便生下了一个儿子。吕督军也只好成了这个小男孩名义上的父亲。在儿子十九岁时,吕督军又娶了“她”——一个十九岁的女师学生——作为爱妾,“她”便成了他的十九岁儿子名义上的娘。儿子背着名义上的父亲,与名义上的娘偷偷苟合。“她”在督军及其儿子之间不停地周旋着。“她”的心灵在荒唐中变形,在苟合中得到满足。《唯命论者》一文里小学教员出身的李夫人年纪不大却生育了六个孩,她一个二十六岁的人看起来很像一个六十二岁的女人。李夫人容颜的衰老身体的变化,与孩子多造成的过分劳累有关。

陈二妹、郑秀岳、十九岁的女师学生和李夫人,她们都是新时代的女性。但在新旧世界更替的过程中,她们或遭受着身体的摧残,或遭受着心灵的摧残,或身心均受到摧残。

身心遭受较为严重摧残的女性当为妓女。《茫茫夜》和《秋柳》中的海棠因生活愚笨,“所以近来客少得很”。海棠不管接客多还是接客少,只要不是自己的所爱,与所接客之间所进行的就是一种不存在任何一点儿爱的皮肉交易。她的身心得到的不可能是满足,而只能是无限的伤害和无谓的痛苦。《街灯》和《祈愿》中的银弟或抑卿(银弟后改的名),虽然经常接客,甚至常被阔人们请走,但对“我”很好。“但是想到前半夜寒仙馆来叫的时候,银弟本想托病不去,后来经我再三的督促,她才拖拖挨挨出去的神情,倒有点觉得对她不起。”“拖病不去”是借口,“拖拖挨挨出去的神情”是由动作的迟缓而流露的内心的不舒服又表现在脸上的不情愿的神情,不情愿前去寒仙馆,不情愿暂时离开“我”。

此外,《茫茫夜》中的荷花、碧玉、春红、香云,《秋柳》中的荷珠、碧桃、翠云,《街灯》中的素文、翠喜等,从她们的名字拥红抱翠的特点上,似乎就能看出她们的职业和身份。她们在身体和心理上任人蹂躏,悲惨处境可想而知。

要求寡妇守寡是旧式礼教摧残妇女身心的无人性化的手段。《薄奠》中车夫在大水中淹死后,其妻及八岁的大儿、三岁的小儿悲恸万分。车夫拉车的收入是他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如今车夫死去,他们就断绝了主要经济来源,他们母子三人未来命运的艰难可想而知。《迟桂花》中的翁莲当丈夫死去后,因受不了婆婆的虐待,而回到娘家来住。虽然娘愿意翁莲回来同住,虽然将婚的兄嫂对其没有异见,虽然将来娘仙逝后兄嫂依然同意与其同住,但这只是翁家的个例,并非家家户户如此。旧社会的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翁莲无子,从谁呢?寡妇守寡的前路如何呢?旧式礼教不允许寡妇再嫁,其结果也许生也许死…… 《茑萝行》中的“你”“我”是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在一起的,是勉强的婚姻。“我八年间不回国来的事实,就是我对旧式的,父母主张的婚约的反抗呀!”“我”的做法,使“我们夫妻”形成无性婚姻的事实,使“你”成为事实上的“寡妇”。

车夫的女人、翁莲、陶寡妇等的丈夫已死去,她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寡妇。而《茑萝行》中“我”的女人,虽有丈夫,却在国外,只能活守寡。死了丈夫的寡妇,心理承受着无夫的孤独与寂寞,身体上一方面体验不到来自丈夫的抚慰,另一方面又要承受来自生活的异常压力。活守寡的妇人,心理上遭受被丈夫遗弃的难言之苦,身体上遭受着形单影只、顾影自怜的煎熬。她们的身心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郁达夫小说中的有些女性是谋取生活资料的女性。《出奔》中董玉林的妻子是靠剥削他人谋取生活资料最终致富的。“玉林媳妇的刮削刻薄的才能,虽则年纪轻轻,倒反远出在老狡的公公之上。”她放款夺田,夺走了下村阿德老头的两亩沙地。当她借给董村西北角土地庙老尼两块钱治病,发现老尼死后自己的两块钱无法讨回时,她甚至抢走了装殓老尼尸体棺材的盖子。其猎取生活资料的狠毒心理已超出常人。《过去》中所写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这四姐妹性格各异,大姐嫁给了一个“很阔绰的中老绅士”,另外三姐妹的生活费也因此而有了着落。靠寄食于人家而生活的人,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也许,她们出于无奈才选此策;也许,除此之外,她们根本没有出路。《茫茫夜》中的海棠、荷花、碧玉、春红、香云,《秋柳》中的荷珠、碧桃、翠云,《街灯》中的银弟、素文、翠喜,《祈愿》中的柳卿等风尘女子,她们靠卖色相来做着皮肉生意。她们损毁了自己,但她们没有剥削他人,也没有依靠他人,她们是无辜的?《迷羊》中的女艺人谢月英、李兰香、陈莲奎凭借自己技艺的精湛走南闯北折服众人。谢月英“现在也居然能够独树一帜了,她母亲和姥姥等人的生活,也完全只靠在她一个人的身上”了。她们只要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技艺,便能获得稳定的生活资料。

董玉林妻依靠剥削手段谋取生活资料发家致富,《过去》中的老二、老三、老四依靠大姐及大姐夫而过着寄食生活,海棠等风尘中的女子在做皮肉交易中获取生活资料,谢月英等女艺人凭借技艺养家糊口。在奔波生活的道路上,她们各自付出了不同代价。

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有一类是头脑中充满反抗思想的新式女性。《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冯世芬瞒着母亲,与舅舅应环私奔,去苏维埃从事进步工作了。受舅舅言传身教的影响,世芬决心已定,“在旧社会不倒,中国固有的思想未解放之前,我们是决不再回杭州来了。”她有意背判旧社会,决心革掉旧社会的命,践行着学到的新思想。世芬投身于社会革命的大潮中,积极追求自由与独立。面对黑暗的现实社会,在内心世界产生的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中,世芬坚信“社会是前进的,恋爱是神圣的,我们有我们的主张,我们也要争我们的权利”。在风化未开、自由恋爱未始之际,世芬“与舅舅,明朝一早就要出发,去自己开拓我们的路去”。于是在1927年3月21日,她参加了上海70 万人的大罢工总暴动,并取得了初步胜利。《迷羊》中的谢月英与王介成先生偷情私奔,二人游山玩水玩了一阵子,终于玩腻了。借着大年初一早晨去庙里上香的机会,她终于静悄悄地离开介成上“远处”去了。谢月英是一个艺人,正值青春年少,她不想“闲荡”下去,不想依靠他人,而是想通过“仍复上台去出演去”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她反抗的不是王介成,而是王介成式的“闲荡”与束缚。她需要独立,需要自由,需要自己的舞台。

冯世芬反抗旧式礼教,追求自由恋爱,虽失去了她亲爱的丈夫,但她追求的是代表广大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正义事业。谢月英既反抗无所事事又反抗束缚,虽抛弃了家庭,但她追求的是“小我”利益的个人事业。同样是反抗,二人的追求却不相同。

郁达夫在小说中也写到了一类主事的女性。《东梓关》中的文朴娘异常关心儿子文朴的吐血病,于是从衣食住行、天气冷暖等方面一一为儿子想得周全些,免得儿子受苦受罪。《迟桂花》中翁泽生娘一人里里外外身体力行地为儿子泽生准备婚礼事宜。儿子虽年纪稍大一点,她仍希望“我结一头亲,生下几个玉树芒兰来,好重振重振我们的这已经坠落了很久的家声”。文朴娘与泽生娘等这一类主事的女性,撑起的不是半边天,而是整个的一片天空。

三、郁达夫小说中的“性”

在郁达夫创作的小说中,人性的优点放射出耀眼夺目的灵光,人性的弱点表现出人物肮脏、污浊的灵魂。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突出,一直是郁氏小说高扬的主旋律。人性的真实、真实的人性,叩打着心扉,拷问着灵魂,活画出生活百态,直指向滴血的现实人生。郁达夫活着真实,写着现实,在小说创作中实践着自己的写作理想,真实地表现一切的人和人的一切。他的小说创作,在再现“性”的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

郁达夫小说中的“性”是自然的性。人们谈性色变,这其实是一种紧张与心虚的表现。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面对性欲而引起的心理活动,表现得大胆、坦诚和率真。就郁达夫本人来说,其性爱写作曾受日本大正时期的性解放思潮和自然主义的文学观的影响。[6](P98)“他受西方人道主义特别是卢梭‘返归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人的合理欲求的自然发展,认为‘情欲’作为人的自然天性是应该在文学中得到正视和表现的”[7]。《迷羊》中“我的身体,在这半个月中间,眼见得消瘦下去,并且因为性欲亢进的结果,持久力也没有了”和“我更想和她过的这一个多月的性爱生活”等,便是纵欲的表现。《她是一个弱女子》中主人公郑秀岳年轻貌美,与男性化的李文卿发生了同性恋,不久李另有了新欢的同性恋者,郑想尽一切办法,均无法争回李的“爱”,郑“就又试行了一个最下最下的报复下策。她有一晚竟和那一个在校中被大家所认为的李文卿的情人李得中先生上旅馆去宿了一宵”,其时李得中“年纪已有四十多了”。《迷羊》中的“我”和弱女子郑秀岳求得这种自然的“性”需要,虽是天经地义的,但有违伦常则是不应该的。

郁达夫小说中的“性”是心理的性。面对文雅、娴静、漂亮的女性,郁氏部分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均表现出对“性”的强烈渴求的心理。《沉沦》中的“他”在日本留学之地居住在旅馆里,旅馆老板的女儿正值17 岁的青春年华。客居异国他乡的“他”,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友人,没有恋人,当17 岁的少女出现时,牵动了“他”的心,“他”开始想她的音容想她的笑貌。“他思慕她的心情,却一天天的浓厚起来”。直到“他”窥视了她洗澡全过程的那一时段,无论如何都要静静地像做了贼似的一直看到洗完澡。“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这全身的曲线”!他几近崩溃,已无法控制自己,全身不自主地颤动起来。此时的他,“心里怕得非常,羞得非常,也喜欢得非常,然而若有人问他,他无论如何,总不肯承认说,这时候他是喜欢的”。他的心,激动着,矛盾着,疯狂着,绝望着……心性使然。

郁达夫小说中的性是自然的性,是真实的性,是不加修饰的性;也是心理的性,是精神的性,是意识的性。

[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郁达夫.郁达夫诗词集[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日]大久保洋子.郁达夫小说研究在日本[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05.

[5]张屏瑾.重读郁达夫的《过去》和《迷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10(4).

[6]徐仲佳.郁达夫张资平性爱观差异论[J].齐鲁学刊.2003(4).

[7]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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