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时期的“家风”诗：以潘岳的《家风诗》为例

丁 婧

（1.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文化创意学院，江苏 无锡214028；2.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225009）

汉末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道路受阻，战乱的频繁、死亡的威胁使士大夫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在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伦理道德方面超逸传统，出现“越礼而任情”，重真情而轻礼法的社会现象。士人崇尚虚无，追逐个体之逍遥自适。魏晋之际，“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1］的老庄思想风靡一时。西晋初，司马炎刚登帝位，傅玄因反对当时任自然的玄学风气，上疏请崇儒教以选贤人，认为西晋立国，应以儒学为本。统治者出于“尊儒贵学，王教之本”［2］的考虑，开始恢复儒学教育的传统，大力提倡儒学，以图恢复其正统地位，一度沦丧的儒家伦理道德出现了渐次复位的迹象。西晋初期，士大夫在历经战乱后又回归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轨道，以干禄从政、立身扬名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一、“家风”题材探源

中国古代入仕从政的选任方法大概经历了4个主要阶段：一是先秦时期的“乡举里选”“选贤举能”；二是汉代推行的“荐举”（察举）；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官人法”；四是隋朝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其中尤以魏晋时期的“九品官人法”独重门第。“九品官人法”实行之初，品第人才时有3大标准：即才能、德行与门第。所谓门第，即六朝时期的“薄阀”、“薄世”。但至西晋时期朝廷选拔官吏、中正品第人才时门第显然已超越了才能和德行，成为考核的主要标准。《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曰：“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也。”《魏书》卷八《世宗纪》曰：“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论，仍不才举。”《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曰：“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可见门第家世对于士人的进仕非常重要。世风如此，故以“家风”为题材的诗歌应运而生，且盛极一时。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云：“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者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为以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可见，魏晋士族文人追求功业的愿望与其家族观念息息相关。在两晋诗歌中，有很多歌咏世德、炫耀自己宗族门第的作品，在规诫子弟的诗中也往往会带有追述先祖功德的内容和重振家世的愿望。这一题材的诗歌是当时（主要指两晋）上层贵族文人中所流行的，如王粲《为潘文则作思亲诗》、陆机《与弟清河云诗》、陆云《答兄平原诗》、潘岳《家风诗》、潘尼《献长安君安仁诗》、《赠司空掾安仁诗》、谢混《戒族子诗》、陶渊明《命子诗》、《赠长沙公诗》等。这些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皆为贵族子弟但仕途坎坷。如王粲，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和幕府名士。出身于上层官僚之家，曾祖王龚顺帝时官至太尉，祖父王畅灵帝时官至司空，都曾位列三公，父亲王谦是大将军何进的长史。谢灵运对其评价“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3］。陆机陆云，来自东吴显赫的陆氏家族，出生于这样的世胄贵族之家，本应仕宦畅达，可随着东吴的覆灭，陆机陆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仕途生涯，陆氏兄弟的博学善政本可以重振家声，但最终陷于“八王之乱”，死于非命。潘岳《晋书·潘岳传》云：“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潘氏一门在汉末三国西晋时期虽非显赫高门，但也世代仕宦，算是上品大族。其家族在当时是以文章知名于世，与军事无关而重在行政与文学，潘岳祖、父、叔父皆为行政官员。潘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终、贾之俦也”。习儒从政的家学影响，促成了潘岳在太康文坛上不可忽视的成就，也是他在仕途上孜孜以求的内在动力。但其仕途生涯可谓一波三折，他在《闲居赋》中道：“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谢混，生于书香仕宦家族，谢安之孙，谢灵运之族叔。袭父爵，为望蔡公。“少有美誉，善属文。”［2］但其一生经历了丧父、失兄之痛，后又遭刘裕杀害，可谓命运多舛。“家风”题材的盛行一方面是贵族子弟优越感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前途不确定的焦躁情绪。仕途的坎坷，使这些贵族文人将自己的冀望诉诸于“家风诗”。通过家风诗，他们向世人展示自己家族的家风家学，力求在荆棘丛生的仕途道路中寻求一种精神支柱，借以建立一种家族责任感，自励“学而优”则求仕，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在他们自身求仕的过程中，还心怀着一种社会使命感，希望获取功名后，能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伟大抱负。同样的才学横溢，同样的怀才不遇，让他们都希望有个展现自己绚丽人生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尽情的挥洒自己的才华。他们需要观众，而官僚统治阶层就是观众，他们在评判着每个人的得失和进退，要获得他们的认可，就要打出每个人的“广告”，这里的广告就是“家风”诗。

二、“家风”诗歌作品解读

在所有的“家风”题材诗歌作品中，唯有潘岳直接以“家风”为题，作有《家风诗》，故以此诗为例，结合夏侯湛的《周诗》、陆机的《与弟清河云诗》等作品重点分析。潘岳之所以作这首《家风诗》，主要缘于夏侯湛的《周诗》。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文学》：“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夏侯湛集·周诗叙》：“《周诗》者，《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词，湛续其亡，故云《周诗》也。”《诗·小雅》有《南陔》、《白华》等6诗，据《仪礼》载，于乡饮酒礼和燕礼时均用笙奏，诗的文字失传了，只存篇目，故名“笙诗”，因为篇数为6，又名“六笙诗”，夏侯湛称之为“周诗”。夏侯湛是夏侯渊之曾孙，属豪门显贵。“湛续其亡”，就是比附续补经典之意，所以《文士传》称其“文章巧思，善补雅词”。夏侯湛《周诗》的特点是孝，即“孝悌之性”。《周诗》云：“既殷斯虔，仰说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鸡鸣在门。孳孳恭诲，夙夜是敦。”说孝子感念父祖之恩德，每天从早到晚小心殷勤侍奉父母，并时刻听从父母教诲。稍后的束皙《补亡诗》与之相同。

潘岳的《家风诗》虽也比附经典，但着重自述其家族风尚，重在颂祖德，称美自己家族的传统以自勉，虽也属孝的一个方面，但与《周诗》还是略有不同。

绾发绾发，发亦鬒止。曰祗曰祗，敬亦慎止。靡专靡有，受之父母。鸣鹤匪和，析薪弗荷。隐忧孔疚，我堂靡构。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

——《家风诗》

“绾发绾发，发亦鬒止”即把乌黑浓密的头发束起来。束发为髻意味成人，《大戴礼记·保傅》：“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这时的男子应具备各种技艺，为振兴家业而努力。“曰祗曰祗，敬亦慎止”。祗，敬也。敬亦慎止，《礼记·儒行》：“敬慎者，仁之地也。”即恭敬谨慎是仁的土地。潘岳家训之一，即为人要恭敬谨慎，这是典型的儒家学说。潘岳从成童开始，就开始接受这种儒家经典的教诲。“靡专靡有，受之父母”，这句和《孝经·开宗明义》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同义。这是诗的开头部分，述明每个人都受到父母家族的熏陶，个人成长与家族的家风家教密切相关，这是魏晋时期“家族化”的典型表征。

“鸣鹤匪和，析薪弗荷。隐忧孔疚，我堂靡构。”这两节是潘岳的自谦之词。“鸣鹤匪和”出自《周易·中孚》：“鹤鸣在阴，其子和之。”即鹤在山的北面鸣叫，它的孩子附和着一起鸣叫。“析薪弗荷”意尚不能继承父业。鹤之子尚能“和之”，而“我”却“匪和”，这是潘岳的自责之辞。“隐忧孔疚”即内心痛苦，无法排解。这首诗写于晋惠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潘岳44岁。人当“三十而立”，潘岳在44岁时却感慨未能继承父业，万分自责，原因何在？《晋书·潘岳传》：“调补尚书度支郎，迁廷尉评，以公事免。”据此可知，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潘岳迁廷尉评，以公事免，后潘岳闲居洛阳。仕途上的数次迁免使潘岳颇感痛苦，愈想腾达，仕途愈不畅达，由官场的失落联想到祖、父辈创下的家业，愈发心酸，于是发出“隐忧孔疚，我堂靡构”的感慨。

“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写潘岳家训之谨严。因为潘氏世代以“义方”为家训，所以家道盛隆。到了潘岳这一代岂能荒废？所以要一日三省。《论语·学而》云：“吾日三省吾身。”这是潘岳的决心所在，虽然官职被免，但信心犹存，入世的态度依然积极，信念依然坚定。果不其然，不久之后，“杨骏辅政，高选吏佐，引岳为太傅主簿”［2］。

通篇看来，这首诗并未提到潘岳的具体家世如何，而是侧重于写他的家教家训。在“潘岳的家世”一节中已提到其家世虽非显赫高门，但也世代仕宦。如果他侧重于写家世，则无新意，高门显赫之族不胜枚举，所以他把家教家训作为称誉的对象，先说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为人“恭敬谨慎”，再提潘氏家教严谨，以“义方”为训，最后坚定信念，业儒习儒的家学不可荒宁，须“一日三省”。在作此诗之前，潘岳的仕宦之途应说有了很大转折。潘岳于晋武帝咸宁四年出任河阳令，后由河阳令转为怀县令，8年一直沉居下僚。直到晋武帝太康七年，“调补尚书度支郎，迁廷尉评”［2］，他的仕途才开始有了转机。潘岳本希望借助此次的升迁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不久便“以公事免”［2］，这对潘岳来说是很大打击，因此闲居洛阳。但他并未就此消沉，他以家教家训来告诫自己，不忘习儒的目的，以此展现潘氏一门既有世资，更具世情。

陆机也写下很多以“家风”为题材的作品，有《与弟清河云诗十章》、《思亲赋》、《述先赋》、《祖德赋》、《吴贞献处士陆君诔》、《吴大司马陆公诔》等。陆机《文赋》曰：“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其作品无不追忆家族昔日的光辉历史，为父祖歌功颂德，充满骄傲自豪之情。如：

于穆予宗。禀精东岳。诞育祖考。造我南国。南国克靖。实繇洪绩。惟帝念功。载繁其锡。其锡惟何。玄冕衮衣。金石假乐。旄钺授威。匪威是信。称丕远德。奕世台衡。扶帝紫极。

——《与弟清河云诗》第一章

这首诗从体裁来看，属于赠答诗。全诗旨在表达与弟士龙分离八载的思念之情，但有相当篇幅都在歌颂父祖的文武才干和丰功伟业。在讲述父祖伟大功绩的同时，将陆氏一门在东吴的显赫地位表露无遗。

陆机是西晋文人群体中比较特殊的一位。他出身于三国时代的吴国，祖陆逊、父陆抗皆孙吴将相，陆逊曾官东吴丞相，陆抗曾官东吴大司马，皆“有大勋于江表”［2］。《世说新语·规蔑》载：“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答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日：‘盛哉！’”可见陆氏家族势力之雄厚。而且孙陆联姻，陆逊的妻子是孙策之女，陆机弟弟陆景的妻子是孙皓的妹妹，如此一来，陆氏家族除了本身有卓越的文治武功外，在血缘关系上也称得上是皇亲国戚。陆机出生于这样一个世胄贵族之家，家世门第的优越感，使他自视颇高，从小就深怀建功立业的抱负，这种对功业的向往贯穿于他的一生。但随着东吴的覆灭，陆氏家族瓦解，陆机选择隐退故里勤学10年，到晋武帝太康十年，才得张华引荐，征召入洛。入洛后，尽管陆机仍为自己显赫的家族而自豪，但寄人篱下的生活，加上北方士族的歧视，他成了事实上的寒素之士，这种亡国后政治上遭受排挤的现象，成为陆机心头隐痛。所以陆机在作品中极力讴歌父祖功德，怀念“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4］，表现对先祖显赫功绩的崇敬之情，渴望“振风烈以增邵”［4］，这正是他仕途不得志后对前途发展不确定所表现出的焦躁情绪，他想借助祖上的赫赫功业来坚定自己从政的信念，将重振祖业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和陆机相比，潘岳在写《家风诗》时心态比较平和，他写《家风诗》之际，正是其仕途转折期，虽官职以公事免，但仕进的信念非常坚定，他对仕途的不懈追求正是源于其习儒从政的家学影响，所以潘岳的《家风诗》侧重于家教家训。故庾信《哀江南赋序》云：“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

从诗歌的艺术风格来看，《家风诗》体现了潘岳文学创作的两大特点：一是用典手法精妙。这首诗篇幅短小，仅56字，但字字珠玑。显然，潘岳谙熟于各家经典，《礼记》、《孝经》、《周易》、《左传》、《国语》、《诗经》、《尚书》、《论语》之言信手拈来，浑然天成，且用典特点十分鲜明，足见其极富文才。二是语言清新浅近。诗歌文字简易，通脱晓畅。全文既没有奇字难典，也不靠堆砌华丽辞藻取胜，言辞简洁明净，孝悌之情跃然纸上。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一一对此诗评价：“《小旻》之遗训，辞甚高雅。”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文学》引孙绰评：“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浅近”和“深芜”正是体现了潘陆诗歌在艺术风格上最大的不同点。《家风诗》仅一章内容，用语精炼，语言清新明快；陆机的《与弟清河云诗》十章，无论是歌颂祖德，还是表达与士龙的离别之情都醉心文藻，造语力求深奥，避免浅近。过于追求词藻的华美，反而削弱了诗中的情感。陆诗体现了西晋文学崇尚繁缛典雅的主潮流，而潘诗更倾向于清丽的一面。

三、结论

西晋时代特定的政治背景、文化思潮以及儒学世家的家学影响，造就了潘岳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性格。通过对《家风诗》的分析比较，可以了解儒家“积极入仕”的人生理想，始终蕴含于潘岳人格系统之中，并占主导地位。潘岳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功名利禄。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思想的共同特征，即求达，这几乎成为所有士子们的本能追求。可潘岳与同时代的其他士人相比，又有一显著特点，即他能经受住失败的打击，每次失意后，又能以积极的态度去实践他“学优则仕，乃从王政”［5］的人生理想。很多人在评价潘岳时，认为其“乾没不已”［2］，“人文不一”，然而这种评价对潘岳并不公平。西晋立国之初，朝廷实行崇儒政策，这给出生于儒学世家的潘岳提供了仕进的机缘，他渴望实现自我价值，“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是以资忠履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5］。对于仕途中遇到的坎坷他坦然处之，以更积极的的态度去面对，“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这种进取的心态是发自潘岳内心的真情，也是他努力仕进的出发点。《家风诗》这首一度几乎被后人遗忘的作品，指引人们走进了潘岳的内心深处，开启了他的思想大门。通过对《家风诗》的审视和分析，能够更客观地站在潘岳的立场，用现代人的视角来解读潘岳的诗、潘岳的思想。

以“家风”为题材的作品在西晋时期盛极一时。但随着社会政治形态的变迁，这类题材的作品也逐渐退出诗歌舞台。到了东晋，在门阀政治的统治下，士族当道，凌驾于皇权之上，皇帝成为士族利用的工具，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2］的局面。“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子弟凭借自己高贵的门第，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6］，没有也不必有博学善政的实际才能。这就使得当时的高门子弟越来越堕落，“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消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7］。依靠先祖功德、“冢中枯骨”过着奢靡安逸的生活。如此颓靡的生活让东晋士族文人不再高举“建功立业，重振家声”的口号，而是在觥筹交错间日趋堕落。同时，东晋王朝，玄学兴盛，清淡风气日炽，“为政务在清静”［2］。这种心态对东晋文人的思想和生活带来了极大影响，改变了士族文人的思维方式，无论在朝在野，只求适意而已。他们将自己的审美情趣更多地倾向于玄言和山水，玄言诗和山水田园诗盛行一时。遑论天下意识的淡漠，使东晋文人振兴家族的愿望越来越模糊，除陶渊明的《命子诗》、《赠长沙公诗》外，几乎不见其他的家风诗。到了南北朝时期，为了避免“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再次发生，统治者对九品官人法的实施采取了一些纠弊的措施以“综核名实”［8］，引导社会风气，但效果并不理想。直到隋文帝致力于避九品官人法之短，从察举制找到了新的生长点，即“考试”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科举制度的唯一手段。九品官人法经过300多年的沉浮，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它的退出，文学史上以“家风”为题材作诗也渐行渐远，终为诗人们所不取了。

［1］庄子［M］.张庆利，注译.武汉：崇文书局，2008.

［2］（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南朝梁）萧统.文选［M］.李善，注.长沙：岳麓书社，2002.

［4］（晋）陆机.陆士衡文集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5］董志广.潘岳集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6］（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7］（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集解［M］.王利器，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8］（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