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郑善夫时事诗

邓作惠，庄 丹

（1.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社科系；2.漳州职业技术学院食品系，福建漳州363000）

郑善夫，字继之，号少谷，闽县人。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礼部主事、礼部员外郎，著有《郑少谷先生全集》二十五卷。明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席卷整个文坛，开启了明中后期文学的新阶段。而郑善夫正是这个复古文学阵营的著名代表人物，《明史·文苑传》卷二百八十六即云：“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1］7348郑善夫作为明弘治、正德时期第一层次的研究对象，通过其“善陈时事”的现实主义笔调下的时事诗，不仅可以认识诗人在明弘治、正德年间的突出贡献，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明中后期文学思潮与文学风格的历史演变。

明后七子著名领袖王世贞《艺苑卮言》曾谓郑善夫诗：“郑继之诗如冰凌石骨，质劲不华；又如天宝父老谈丧乱，事皆实际，时时感慨。”［2］1034《福建通志》卷四三则云：“善夫工于诗，以气格为主，忧愤时事，往往发之篇章，评者以为得杜之骨。”［3］463客观地说，郑善夫的时事诗在“善陈时事”的现实主义笔调下，以史为诗，其不但有忧国悯民、“四海解兵”之理想，而且敢于直刺封建最高统治者，无所顾忌，不计安危，正可谓得杜之骨。

一、善陈时事、以史为诗

郑善夫于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其真正步入文人集团、开始文学创作正好是在武宗一朝。武宗“耽乐嬉游，昵于群小”，整个朝政外有鞑靼扰边，内则民不堪命，事变不断。而举凡宦官专政、藩王谋反、边军入大内、农民大起义、云贵川少数民族起义、宁王叛乱、武宗南巡等重大事变，无一不在郑善夫的诗作中得到反映。

作于正德八年（1513）的《百忧行》描绘了明正德初期“流殃遍海岱”、“万姓犹疮痍”的社会现实：

自我结束出门时，正值世路多艰危。匪才被蒙主司录，壮图恐负平生期。刑臣干纪作厉阶，此辈乘势为狐狸。朝中衣冠死桎梏，意外括索空茅茨。君门万里不可测，虎豹九关那得窥。所以流殃遍海岱，使我积愤齐峨嵋。一时安化起作孽，敢睨神器宁无词？山东铁骑皆王臣，亦忍弄兵于潢池。高祖社稷岂易改，孝宗遗爱无孑遗。所赖天子开神聪，大加显诛不复疑。继是诸贤出补葺，至今万姓犹疮痍。朔方三边屡入境，桂林群獠常劳师。意者蛮貊本梗化，虽在平故亦若斯。荆巴乃是荒服地，五载恃险夫何为。要之三将爱生事，民瘼肯与朝廷知。遂令赤子化魑魅，乳臭小儿尽绯衣。况闻村落吏捉人，比并只为供军需。去年华林覆大众，今年桃源杀偏裨。乃者狼兵岂得已，所过惨于熊与罴。四方郡邑所招募，纪律不一皆逃归。以此公私厌金革，庙议复欲为羁縻。安得一下罪己诏，民得粒食莫为非。

据《明史·武宗本纪》载：“（正德七年）秋七月癸巳，江西贼杀副使周宪于华林。”［1］205故由“去年华林覆大众，今年桃源杀偏裨”句可知此诗当作于正德八年。正德八年时值诗人郑善夫见嬖佞弄权，兵乱遍地，却无可作为，遂托病力请退归。而在获准南下归乡之途，诗人即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写下了这曾历历在目的社会现实。“刑臣干纪作厉阶，此辈乘势为狐狸”，其中“刑臣干纪”即指刘瑾。自正德元年武宗即位宠信刘瑾始，这只“狐狸”就肆意迫害朝中正直大臣，无恶不作。《明史·刑法志》即载：“正德元年，杀东厂太监王岳，命丘聚代之，又设西厂以命谷大用，皆刘瑾党也。”“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领之。京师谓之内行厂，虽东西厂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且创例，罪无轻重皆决杖，永远戍边，或枷项发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尚宝卿顾璿、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玮、御史王时中辈并不免，濒死而后谪戍。御史柴文显、汪澄以微罪至凌迟。官吏军民非法死者数千。”［1］2331－2332正德五年，刘瑾更与安化王朱寘鐇勾结谋反，而后山东、山西、广西、江西、四川、湖南等地相继发生农民大起义，诗“一时安化起作孽”、“山东铁骑皆王臣，亦忍弄兵于潢池”、“朔方三边屡入境，桂林群獠常劳师”等即用杜甫“善陈时事”之现实主义笔调一一记录。尤为可贵的是，诗人还直指造成流殃疮痍的社会动乱的真正原因即是统治者“爱生事”，“遂令赤子化魑魅，乳臭小儿尽绯衣”。

作于《百忧行》稍前的《雪晴登阖闾城》一诗则鲜明刻画出诗人目睹战乱惨状的百忧之心：

荆豫复梗化，巴渝未休兵。东方乱新定，讵可言太平。淮蔡连齐梁，狐兔行其庭。向来膏腴地，眼见白草生。白草何田田，不足饱蝗螟。县吏尚夏楚，余民死诛征。我生夫何为？罹此百忧并。拔剑出故里，捧心向明庭。

正德六年，荆豫、巴渝、淮蔡、齐梁均处于战乱之中。时值郑善夫守父母丧服期刚满，其见政局动荡，生灵涂炭，即只身北行，冒死上京以求能有一番作为：“我生夫何为？罹此百忧并。拔剑出故里，捧心向明庭。”爱国忧民拳拳之心历历可见。

此外，诗《古战场》、《吊古战场》、《朔州行》、《钟吾行》、《桃源行》、《行淮北战场》、《兵马行》、《忧朔方》、《夜入鲁北鄙》、《寇至二首》等都如实记录诗人身历目睹之战况，堪称“诗史”。其中《古战场》一诗云：

朝发汾河，暮经白沟。茫然战场，四时为秋。黄云厄矣，壮士不忧。拔剑斫地，战骨无收。风沙冥冥，髑髅啸歌。鸟飞不下，客行奈何。世无凤麟，龙虎争斗。谁哉弄丸，四海解兵。

诗人郑善夫时过山西、河南战场，见“战骨无收”、“髑髅啸歌”之惨状，因发出“四海解兵”之呼，忧国悯民之心毕现。

二、直刺无忌、得杜之骨

然而，武宗统治下的正德朝不可能就此“四海解兵”。自正德十二年（1517）始，武宗在江彬等奸佞的诱导下，多次出入河北、山西边关，自称“肃清边境”，实则“幸宣府”、“索妇女”。《明史·佞幸传》记载了这段斑斑劣迹：“（彬）欲导帝巡幸远宁。因数言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帝然之。”“因度居庸，幸宣府。彬为建镇国府第，悉辇豹房珍玩、女御实其中。彬从帝，数夜入人家，索妇女。帝大乐之，忘归，称曰家里。”“十三年正月还京，数念宣府。彬复导帝往，因幸大同。闻太皇太后崩，乃还京发丧。将葬，如昌平，祭告诸陵，遂幸黄花、密云。彬等掠良家女数十车，日载以随。”［1］7886－7887善夫诗《大田篇二首》即感于武宗荒唐嬉游之“肃清边境”而作，其一云：

禁直三千士，长藆镇国旗。甲戈迷塞月，缯帛款边师。大礼初回跸，春原更打围。后车载光宠，不数汉昭仪。

诗人只从场面上描写武宗弄兵塞上、耽于女色，不发任何议论，而讽刺意味却自然流出。浦起龙《读杜心解》曾评杜甫《丽人行》曰：“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4］229善夫此篇当会心不远，可谓得老杜之神髓。另《即事》一诗亦云：

赤县山河在，黄龙沙塞长。只忧胡部落，不着舜衣裳。骠骑年年没，单于世世强。仆姑寒射月，觱篥夜含霜。宝毂犹深入，金矟或转伤。前车未为远，神武有英皇。

诗以前朝明英宗被掳之教训，极言前车可鉴，力谏武宗不应作所谓“肃清边境”。这连一向对明代复古诗风不满的王夫之亦在《明诗评选》卷五中云：“直刺如此，固不妨。继之天才密润，以之学杜，正得杜之佳者。”此外，善夫诗《游侠篇》、《塞上》、《寿日成礼奉天门》、《羽猎谣三首》、《燕京三首》亦都反映诗人讽刺其时武宗玩兵乱政、心忧天下黎民之心。

到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武宗又自加太师，带领群小，执意南巡。三月，郑善夫与修撰舒芬等共上《谏东巡疏》，力陈此行有百害而无一利，言辞甚切，冒死犯颜。但武宗怒罚善夫等谏者跪于午门五日，又廷杖其等百有七人于阙下；四月复杖黄巩等三十九人，先后被杖死者达十一人。武宗终于出巡。六月，宁王宸濠反于江西，而武宗则拟自率兵亲征讨伐。诗人作于正德十四年的《正德十四年四首》即辛辣地讽刺武宗统兵南征之事：

黄牌使者出行营，选舞征歌倾卫城。报道儒生饬士马，南州叛贼一时平。

（其三）

桑黄渺渺蹑飞尘，清路人传天子真。宰相无须保车驾，至尊雄武动如神。

（其四）

其三名为亲征平叛，实还“选舞征歌”，更可耻的竟然假报“南州叛贼一时平”；其四则着力讥讽武宗自号“至尊雄武”、“无须保车驾”之可笑。后王守仁袭南昌击败宸濠，并擒获之。诗《闻西江乱》即歌颂了王阳明平乱之功：

乍发洪都使，风传消息回。荆吴得剧孟，江汉尚深哀。画角连城动，黄衫自将来。万方思击虏，宁乏亚夫才？

“乍发洪都使，风传消息回”，即指正德十四年宁王宸濠反于江西，消息风传至京。“洪都”为江西南昌之别名。剧孟，汉洛阳人，富有豪侠名。汉文帝时，吴、楚国反，周亚夫乘船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黄衫自将来”、“宁乏亚夫才”，即寓指王守仁已平定叛乱，并擒获宁王宸濠。但武宗朝虽不乏王守仁这样的“亚夫才”，却更有江彬之流的佞幸。据《明史·佞幸传》载：“会宁王宸濠反，彬复赞帝亲征，下令谏者处极刑。”“十二月至扬州，即民居为都督府，遍刷处女、寡妇，导帝渔猎。”“彬尚欲劝帝幸宣府，矫旨召勋戚大臣议宸濠狱。又上言：‘赖镇国公朱寿指授方略，擒宸濠逆党申宗远等十五人，乞明正其罪。’”［1］7888－7889在佞幸江彬的鼓动下，武宗终于将大军南下，“即居民为都督府，遍刷处女、寡妇”，并攘夺王守仁之功。

不仅武宗欲夺王守仁平叛之功，另一佞幸许泰亦上行下效，嫉守仁之功，并万方排挤：“宸濠反，帝以泰为威武副将军，偕中官张忠率禁军先往。宸濠已为王守仁所擒。泰欲攘其功，疾驰至南昌，穷搜逆党，士民被诬陷者不可胜计。诛求刑戮，甚于宸濠之乱。嫉守仁功，排挤之百方。执伍文定，窘辱备至。居久之，始旋师。”［1］7890佞幸许泰为攘功之私欲，竟不惜诬陷士民、诛求刑戮，以至甚于宸濠之乱，不可不令人愤恨。《明史·王守仁传》亦载：“诸嬖幸故与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书，因言：‘觊觎者非特一宁王，请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心。’诸嬖幸皆恨。宸濠既平，则相与媢功。且惧守仁见天子发其罪，竞为蜚语，谓守仁先与通谋，虑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纵宸濠湖中，待帝自擒。”［1］5164诸嬖之无耻嘴脸实让人作呕。

此外，郑善夫诗《去年行》、《岁晏行》、《铅山书事十二韵》、《汪希周料兵淮楚》、《南征二首》、《南征》、《寇至》、《狼山闻捷》、《闻道》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其时社会现实。“郑善夫作诗多以当日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如征战、流民、弃儿等，忧民伤时之心跃然纸上，在当时的诗人中实属难得”［5］179，“就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而言，郑善夫在复古派中是最突出的，大概在所有明代文学家中也是首屈一指的”［6］173。林尚书燫在《福州府志·文苑传》中曾谓善夫之诗“时非天宝，地靡拾遗，殆无病而呻吟云”［7］288，这连一直对闽派颇有微辞的钱谦益都为之反驳：“以毅皇帝时政关之，视天宝何如，犹曰无病呻吟，则为臣子者必将请东封颂巡狩而后可乎？甚矣，尚书之傎也”［8］330。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评可谓公允：“然武宗时，奄竖内讧，盗贼外作，诗人蒿目，未可谓之无因。”［9］1501

三、结语

郑善夫用饱含真性情的心灵之笔，写下了其身历目击的自然景象和社会现实，或寄寓了诗人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儒家情怀；或表达了诗人甘守贫困、穷途抱志的高尚品格；或讽刺了正德武宗皇帝贪图享乐、嗜好武功的儿戏行径。不仅寄托了个人的理想抱负、身世之感、品格之志，而且深刻反映了民生疾苦、家国之忧、时代之悲；不仅有以心御物、物中有我、物我交融的个体心境，而且有寓意兴寄、感慨遥深、化史为诗的天下情怀。清人叶燮《原诗》曾评杜甫诗云：“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忧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如钻燧之火，无处不发”［10］322，今观郑善夫时事诗诸作，其内在的“以天下为己任”之胸襟亦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钻燧之火，无处不发”，如果说“少陵之诗，一人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4］60，善夫之诗，即“一人性情而正德之事会寄焉者也”。

正因为诗人郑善夫与杜甫之诗作有着内在精神的共通之处，故后人亦将二人各方面对比：“少陵工部、先生吏部，其生平宦职同；少陵变遇禄山，先生变遇彬、瑾，其遭际不辰同；少陵疏救房绾，先生疏救黄巩，其批鳞风节同；少陵卜居浣花，先生筑舍鰲石，其棲遁雅志同；少陵殁后贫难给丧，四稔始克葬，先生瘗跡梅亭，松柏摧为薪，其遗后清白同。”［11］312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宋、明以来，诗人学杜子美者多矣。予谓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气，鲁直得杜意，献吉得杜体，郑继之得杜骨。它如李义山、陈无己、陆务观、袁海叟辈，又其次也。”［12］391其认为郑善夫能得杜诗内在之“骨”，已经可以与韩愈得杜“神”、苏轼得杜“气”、黄庭坚得杜“意”、李梦阳得杜“体”相提并论，且在李商隐、陈师道、陆游、袁凯等辈之上。

总之，诗人郑善夫实得杜诗之“骨”，如果以反映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评价，郑善夫决不愧称为其时第一。清人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即云：“然细读少谷全集，古厚郁轖，在七子外别成一队，转是真诗。观其律绝近体，皆入古音，非大复、昌谷修饰音姿者比；朴拙处虽专师老杜，亦不似空同之偷窃意调，望之可憎也。予意欲存风教，七子当首推继之，庶几诗有实用。然震于何、李之名者，固不知此还淳反朴之功耳。”［1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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