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对扬州衰落的影响

薛冠愚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南京 210093)

自1840年英国用武力迫使清政府打开国门以来，中国开始进入了向近代化迈进的时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进入，中国的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和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扬州、苏州等传统工商业城市逐步走向了衰落，其中，扬州衰落得相当彻底，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扬州由全国的经济中心下降为地区性的商贸中心。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但同时也有特殊的因素。笔者在阅读了很多史料后发现，其中的背后都有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扬州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本文拟以太平天国运动对扬州衰落的影响为例来对这一问题作出阐释。

1 近代之前扬州工商业的繁荣

近代以前的扬州因其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处的优越地理位置而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货物集散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聚集在此经商并纷纷建立会馆。其中，浙江商人主要经营绸布、湖南商人主要经营湘绣、湖北商人主要经营木材、江西商人主要经营瓷器、广东商人主要经营南糖、安徽商人主要经营盐业、而山西商人主要开办钱庄。各地商人的货物运销活动都依赖于长江水运。扬州又是长江下游地区重要的粮食市场，经长江由两湖运来的稻米和通过运河由江北运来的麦豆数额巨大。同时，每年还有数量巨大的漕粮经运河运往京师。每年仅粮食的关税即占扬州关税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清代，扬州为两淮盐务总商驻地，大量盐商聚集在扬州，每年大量淮盐集中在扬州，然后转运到安徽、江西等地。乾隆年间，寄居扬州的盐商为迎接南巡的乾隆帝，在扬州大兴土木，建造园林、行宫，扬州著名的名胜瘦西湖就是盐商出资仿照北京的北海建成的，连北海的白塔也在瘦西湖仿建。而盐商为自己营建的别墅园亭，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建筑之豪华都堪称于世，奢靡的生活消费带动了土木建筑、雕刻漆器以及铜铁玉器等手工业的发展。其中，象雕版、漆器等手工行业在城市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盐商日常的奢侈消费，也刺激了扬州娱乐服务行业的兴盛。在扬州城内有大量的茶馆和酒楼等娱乐服务场所。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作为传统工商业城市的典型代表，扬州的繁荣主要是依靠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水运。在扬州的众多行业当中，尤以盐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最为重要，漕运则是扬州经济的另一重要基础。

2 太平天国运动对扬州城市衰落的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自咸丰元年(1851年)1月在广西金田县爆发以来，在两广地区的战事只进行了一年多，咸丰二年(1852年)6月太平军就已攻入湖南，此后太平军先后攻克武昌、九江、安庆等城。咸丰三年(1853年)3月19日攻破南京，在此建都，称为天京。此后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其主要的活动区域一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由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自咸丰三年(1853年)5月自天京出发，到10月打到天津近郊，最终在咸丰五年(1855年)全军覆没，其活动区域主要在京杭大运河沿岸，沿途占领过很多运河城镇。

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与清军的战事使得长江航路受到了阻碍，以往通过长江航路运送的货物都受到了影响，此可以长江中下游数省为例。

在湖北，由于武汉被太平军占领，造成商路不通。“频年以来，武汉屡为贼据，江路梗阻，商贾不通”。湖北省的长江航运受到了巨大影响。“洞庭以下，江汉以上，数年(咸丰四年记事)来战舰横江，兵戈载道，致关河阻塞，客商水陆不通，有钱之处不得货到，出货之地不得钱来。”

在湖南，由于长江航路受阻，淮盐长期不能运送到湖南。“自逆贼窜湖广扰江皖，而陷金陵，长江梗塞，淮盐片引，不抵楚岸者，三年于兹矣。”淮盐运输的困难造成主要依靠淮盐的湖南省盐价上涨，湖南的民众购买食盐十分困难。“湖南一省，例余淮盐州县，十居七八……而盐价日昂，四民重困”。由于商业的衰落而造成很多民众失业。“自楚粤道梗以来，商贩不通，小民失业无聊……”。

在江西，商业因长江航运受阻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商品大多滞销。“上年(咸丰元年)本省江西，及邻近之湖广安徽江苏等省，均因连被灾歉之后，民力拮据，百货滞销，商贾类多歇业，以致往来船只较少”。淮盐运往江西的航运业被阻断。“江西两湖，向食淮盐。自淮运梗阻，江西先改食浙盐，继改食粤盐……皆不由九江经过。”

在安徽，由于长江航运受阻使得货物运销量大为减少，长江上的货船几乎消失。“现因逆匪窜据金陵，江路梗阻，南北商船，又被贼掳。上游各大镇，多被焚掳净尽，商本或早经收回，铺户又乏本歇业，是下游之销路未通，而上游之来源已竭。长江虽系七省通衢，货船早经绝迹。”

在江苏，商业同样因航路梗阻受到了很大影响。“自江省军兴以来，江路梗阻，川楚江皖等省，商贾率皆裹足，即使北省货物，或有赴苏销售者，皆因京口不通，绕道他走，是以大宗货载道(浒墅)关，甚属寥寥。”

在浙江，商业因航路梗阻大受影响，大宗货物大为减少。“自粤匪窜据江南省城，分扰镇扬等郡，江浙通途梗塞，商贾停歇。……大宗税货，愈觉寥寥。”“现因沿江各省贼氛未靖，大宗商贩裹足不前。”

在广东，太平军在广东省和邻近各省的活动也造成了货物滞销。“兹值邻省或军务未竣，路途阻滞;或兵燹之后，商业未复，以致货物不能畅销，来船较少。”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商路受阻的情况是贯穿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如果从太平天国在咸丰二年(1852年)攻入湖南算起，到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被攻破为止，时间长达14年。如此长时间的商路受阻，必然导致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浙江等各省商人将货物运往扬州的商业贸易活动几乎陷于停滞。两淮盐商将淮盐运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的食盐运销活动同样也受到很大影响，作为扬州经济重要支撑的两淮盐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淮南的盐产区面临的情况是食盐无法运送出去销售，盐价压得极低，盐业从业人员大量失业。“频年片引不行，各场皑素山积，盐一斤仅易一钱，尚苦无从销售，生理日穷，坐以待尽。”与盐产区盐价极低食盐却无从销售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湖广地区(湖南和湖北)为代表的淮盐的盐销区食盐极度缺乏，盐价昂贵。前引材料中已有多处提到淮盐销路被阻，而根据日本学者佐伯富曾钩对道咸年间湖广地区盐价的计算，道光十九年(1839年)湖南省的盐价约为每斤0.333两，而太平天国爆发后的咸丰十年(1860年)则为每斤0.500～0.625两。淮盐的产量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大幅减少，陷于无法恢复的境地。乾隆、嘉庆、道光各朝淮盐产量一般为200万引左右，折合七八亿斤，约占当时全国食盐年产量的三分之一。太平天国运动波及两淮以后，咸丰八年(1858年)的产盐量仅为125万余桶，折合2.5亿斤，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同治五年(1866年)经过恢复后，年产额为220万余桶，折合4.4亿斤，仍远远难以达到乱前的水平。

除了依赖长江水运的南方各省的商人在扬州的商业活动和两淮盐商的食盐运销活动，依赖京杭大运河的漕运也是扬州的重要经济基础。近代以前的京杭大运河是南北经济大动脉，对扬州成为贯通南北的政治、经济重镇具有重要作用。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运河已经因为黄河的屡屡倒灌和漕政的疲敝而淤积严重，运输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但运河的运输并没有被完全放弃，清政府仍然不时对其进行疏浚。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后，太平军在运河区域活动频繁。在定都南京之后，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先后攻破运河重镇镇江、扬州。咸丰五年(1855年)和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军先后又在镇江和扬州与清军发生了激烈战事。咸丰八年(1858年)，陈玉成和李秀成又率军攻破位于扬州的江北大营。自咸丰三年(1853年)5月由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从南京出发，一路北进，一直打到天津近郊。在咸丰五年(1855年)最终失败。北伐军在进军过程中一直活动在长江以北的运河区域，先后占领过很多运河重镇。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杭州也在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元年(1862年)多次发生太平军与清军之间的激烈战事。而在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由山东利津入渤海，并在东平县境腰斩会通河，堤毁岸崩，“由张秋(今山东阳谷县东南)东至安山，运河阻滞。”由于太平军长期在运河区域活动，致使清政府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无法疏浚河道，运河淤积愈加严重。战争对漕船的打击也很严重，据咸丰三年(1853年)的奏报可知，江西漕船于上年回空时，多数船只抵江南清河县“闻粤匪滋扰，河道梗塞停泊清淮”。已经回省之南前、南后、袁州等13帮共军船636只中，因太平军进攻，先后被掳去并焚烧、炮击共176只，又有1只船因装运清军，在安徽繁昌县遭风漂失，23只船因避太平军沉溺或搁浅。也就是说，本年船只损失多达200条，占总数的31.4%，而这是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以后的损失会更多。果然，次年又有奏报:江苏以至长沙之线。大小船只被太平军抢掠者高达十之七八，以致船只紧缺，大小官员遇有差使，必须先期觅船，方能应用，“棘手至于如此”。另外，太平军也经常征用民船，向荣奏报，他们曾于咸丰三年四月，于江南观音门外，将太平军之1000余船“用计焚烧”，船户水手约万余人亦经遣散，其中必然包括大量漕船。运河的长期淤积和漕船的大量被毁导致运河航运受到严重打击。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清政府即筹复河运。同治四年(1865年)，试行江北河运，但沿途节节阻滞，艰险备尝，次年即告停运。大运河不再是清政府的一条至关重要的漕运通道。清政府开始河运、海运并行，直到光绪年间河运彻底停止，大运河2000多年的运输历史宣告结束。这使扬州贯穿南北的交通优势完全丧失，扬州失去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对扬州经济有一定支撑作用的漕粮运输也停止了，这对扬州衰落的影响是巨大的。

咸丰三年(1853年)4月初，太平军占领扬州，4月中旬，太平军退出扬州。随后钦差大臣琦善、提督陈金绶、内阁学士胜保率军占领扬州。在这个过程中扬州城经历了极大的破坏:人口大量死亡，财产遭到巨大损失，建筑毁坏殆尽。

首先是由于太平军占领扬州后，城内粮食缺乏导致城内难民大量死亡。没有粮食难民只能去吃荒荆蔓草和猫狗老鼠，饥荒导致“人情汹汹，殆无生理”，难民大量饿死。

与饥荒相伴随的是瘟疫。战事中留下的尸体成为瘟疫的源头。“尸水灌井，疫气满空，受之者摇头辄死”。

瘟疫的流行导致的难民死亡极为惨重，尸体堆满了扬州的庵观、寺院、衙署、市廛等地。

琦善率军进城后，扬州经历了更大的灾难。进入扬州的清军，军纪极其涣散，专以抢夺搜刮为能事。一进城他们就在城中纵火，致使城中“烟焰蔽天”，而他们放火的地区正是扬州城最为繁华的地区，连两淮盐政总署都被烧毁。致使“两淮精气，楚炬一空”。扬州的财产遭受了无可估量的损失。对于城内尚有余财的难民，清军公开进行抢劫，甚至因抢劫不成而杀伤人命，抢来的财物被清军直接在扬州出售。“货宝山积，交易沸腾”，可见他们抢劫的财物之多。

扬州城的建筑经过太平军和清军的反复破坏，均已成为连地板和门窗都没有的废墟了。“大半皆无门窗板壁……地板挖开，磨砖揭去。”

在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破坏之后，清军在扬州修建了江北大营。为了破除对天京东部的威胁，攻破江北大营一直是太平天国的重要军事目标。扬州及其附近的镇江等地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进行拉锯战的地区。咸丰六年(1856年)和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军先后两次攻入扬州，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扬州经历了进一步的破坏。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原本资本雄厚的扬州盐商开始出现了资本不足的现象，商人们只得“借力于钱铺，以支持弥补。”所以，当时有俗谚称“钱行通，盐务松，钱行塞，盐务息。”与全盛时期相比，情形恰好相反。扬州盐务既衰，商利脆薄，于是钱业日疲，弊端日甚，买空卖空，积弊莫除。光绪年间，扬州钱铺“半患资本短绌，故一经转运不及，即有倒闭之虑。”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淮南盐业极滞，“扬州钱铺殷实可靠者，不过数家，市上现在银时虑不敷周转，全赖上海镇江等处通融挹注。”这种银根紧缺的窘境，制约着清代后期淮南盐场恢复生产的能力。盐务衰落后，扬州城市也日趋萧条。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原本聚集着大批徽商的河下地区已不再完全是徽商聚居地，许多徽商旧宅也纷纷被收买为各地会馆。同时，新城商业区也走向衰落。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新城“市廛牢落”，商业区萎缩。到民国年间，扬州市街以辕门桥、多子街、教场街和左卫街为商业集中区，其余均甚荒凉，商业也以供本城消费为主。

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安徽徽州的破坏也对扬州的衰落有影响。这是因为扬州是拥有雄厚资本的徽商的聚集之地。徽州，是徽商祖宗祠宅所在地的桑梓之邦。明清时期两淮盐业的兴盛和徽商资产的丰实，使扬州和徽州同时走向繁荣。在扬州，资本最为雄厚的是两淮盐商，两淮盐商又以徽商为主体。而徽商之所以能够称雄两淮，不仅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资本雄厚，连乾隆帝都曾发出过“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正因为如此，才有“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论。扬州的繁荣是与徽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徽州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自1854年2月20日(咸丰四年正月二十三日)陈狮子率部占领祁门到1864年8月(同治三年七月)，清军总兵刘明灯在歙南建口捕获李秀成义子李世贵、在屯溪捕获王宗为止，前后12年的时间徽州都处于战乱之中。受战事的影响，包括扬州在内的各地的的徽商纷纷携带大量资金返回徽州以保存资本。“当粤贼东下，徽人贾于四方者尽擎资以归”。但是，太平天国时期入徽的三股军事力量:以湘军为主的清朝政府军、太平军和地方团练都对徽商财货进行搜刮抢夺。结果导致徽商不仅没能保存资本，反而变得一贫如洗。曾国藩的湘军在徽州“纵兵大掠”，致徽州“全郡窖藏”为之“一空”，太平军在徽州也是“掳掠尽家有……逢人便搜囊”。地方团练的强盗行径更是让徽州人深恶痛绝。时人在讽刺团练的诗中感叹:“捐得白银果奚为，堆来如山用入水……耀武扬威括厘毫，可笑贼来善脱逃”。同时，长期的战乱使得徽商人员遭到重大伤亡，很多从外地携资返徽的徽商悲惨地在故乡死于战乱。《徽难哀音》中记载了一位从汉口返徽最终在逃难过程中饿死在山中的“巨富”汪登载。在太平军、湘军和团练武装的反复搜刮下，徽州的财富遭到巨大损失，很多徽商经过长期经营积累下来的财富和资本丧失殆尽。战乱又使徽商大量死亡，徽商从业人员大为减少。这既导致了徽商的衰落，也对依赖徽商资本的扬州打击很大。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的迅速崛起成为扬州等传统工商业城市衰落的外部原因。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咸丰三年(1853年)9月，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起义爆发后，大批华人涌入租界，租界由从前的华洋分居一变而为华洋杂居。为适应租界情况的变化，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制定的《上海土地章程》在咸丰四年(1854年)得到了修改，新的《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认可了租界华洋杂居的事实，还决定成立工部局以管理市政。修改后的土地章程中关于华洋杂居的规定对上海的崛起是有巨大意义的，因为上海后来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与租界联系在一起的，而租界的人口，主体部分是华人。可以说，正是华洋杂居造就了后来的上海。从咸丰十年(1860年)到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先后攻破苏州、杭州等城市，并三次进攻上海。太平军在江浙一带的活动使得当地的人口和资本大量涌入上海，连江苏省官署也迁往上海，上海成为“通省子女玉帛之所聚”。太平军与清军在上海的战事主要都发生在城市的外围地区，对县城和租界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但是却进一步加速了上海华界和租界一体化的进程。华人绅商和外国殖民主义者联合起来对付太平军又使外国殖民主义者获得了在租界以外建造道路的权利，这些客通条件和通商口岸的特殊地位，加上已经实现了华洋杂居、人口大量增加的租界的影响，上海的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和资本大量涌入。上海的崛起，意味着扬州地位的下降。整个江南地区商业网络格局由以运河为主转为以海运为主，依托海运的上海成为转口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中心，失去了贸易中心地位的扬州已经大大衰落了。扬州的城郊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上海所需商品的初级加工地，仙女庙、塘头一带的皮毛骨角行，将牛皮、鸡鸭毛及各种骨头运销上海，“颇获利。”扬州的两个制蛋厂，也找女工“分析鸡蛋黄白，装运上海”。

3 结论

太平天国运动对扬州衰落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得扬州依托运河的交通优势彻底丧失，漕运大受影响。作为扬州重要经济支撑的两淮盐业遭受重大打击，扬州的其它商业部门也因长江航路受阻而大受影响。作为扬州商人中资本最为雄厚的徽商在战争中丧失了大量资本，从业人员也大量死亡，使得扬州商业后继无人。而上海在战后的崛起则成为扬州衰落的外部原因。总体来看，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扬州衰落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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