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阮大铖时事诗看其功名观

陈成文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阮大铖（1587－1646）①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出身科举世家，因伯父阮以鼎无子，乃过继，成为长门之子，兼祧两门。他的一生涉足官场时间不长，却“四起四落”，是渴望功名、追求功名、得到功名、终于功名的生动写照。

一、“功名”及“功名观”

“功”，《说文解字》云：“功，以劳定国也，从力从工亦声”［1］292，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名”，《说文解字》云“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1］31功名：一指功绩和名声，二指次第、科别、等第。

功名观是中国古代文人人生价值的核心，对功名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他的人生志向、作品内容和创作风格。

中国古代文人的功名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漫长的进程中表现出两种价值取向，一是提倡功名。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立德、立功、立言”，《吕氏春秋·劝学》的“显荣，人子之臣所甚愿也”，汉代的扬名声、建功业，唐代岑参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等等。宋代欧阳修也以“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自豪。这些人都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热情，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重大社会、政治题材，愿意为追求功名付出不懈的努力，目的都是为国效力，扬名立功。二是选择隐居。中国古代文人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或仕途不如意，大都就选择隐居之路。所谓“贤者处世，天下有道则至，无道则隐。”（萧统《陶渊明传》）归隐在封建文人的心中，是一种清高不混的道路，只有才高德重的人才避世于隐，这也是一种“贤名”。也正是这种贤名的作用，使在官场上受到排挤之人多选择此路。

在封建社会中，那些胸怀大志的出身于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其政治生涯中几乎都是靠自己的文化知识获得功名，利用求得的官位和最高统治者赋予的权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他们的作品中的“功名”似乎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阮大铖正是封建士大夫大家庭中追逐功名的杰出代表。

二、以诗会友，广交豪杰

阮大铖特别喜好以诗会友，而其友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发人深思。据考证，潘次鲁、琚山甫、钱文蔚、白暇仲、周公穆、方文、胡士美、钱秉镫、方大方、吴幼玉、刘长秀、邝露、杜退思、潘木公、潘江如父子等都是他的门人或追随者。从其诗集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他们在一起聚会吟诗的作品，而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阮大铖，这充分表现出阮大铖在他们中的影响和地位。从《小春海门社集得中字》《群社初集共用群字》《兹园同社再集盛唐楼得山字呈从祖樵川公》《秋登十三叔中江楼》等诗歌内容看，多是社团之间、社内成员之间的交游唱和。可见，阮大铖组织诗社一方面为了结交诗友，另一方面可能还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图，为实现其功名打下基础，扩大自己在诗坛和政坛中的影响。

最能体现功名追求的是与达官显宦的唱和。兹举两例：

一是与史可法的交游。从《还江上草堂柬史使君道邻》《将下石城别史皋使道邻》《寄史中丞道邻》等诗中的“淝水漫推车骑略，漳河重咏史公才”“赖有熊羆饶远略，遂令鸿雁起归音”“重起酂侯通转运，居然汾国制戎韬”句，可以发现阮大铖十分赞赏驻军安庆的史可法，而史可法是左光斗的门生，阮大铖对左光斗恨得咬牙切齿，却对其门生如此赏识实属罕见。这说明阮大铖对史可法的“功名官位”非常羡慕，希望自己能像史可法一样“有官有荣又有名”。

二是与吴伟业交游。先看其诗：

高帆别路绕菰蒲，酒尽秋山翠可呼。刻日帝屏登姓字，如云祖帐满生徒。

谁能遍地销戎马，何处违山无蟪蛄。此际苍生思转迫，楸枰莫恋谢公娱。

秋花篱落昼长关，高驾遥来问小山。正是绛纱勤设教，欣闻玉笋近还班。

收将朴棫桢王室，说到疮痍动圣颜。衮职夔龙无寸阙，野心农圃赖君闲。［2］96

阮大铖写这两首诗时，吴伟业才三十刚出头，却已中进士十年，因知道后者对崇祯皇帝有知遇之恩，所以，阮大铖想尽一切办法去结交吴伟业，用诗歌阐释自己的仰慕之情，敬佩之意，赞誉他“正是绛纱勤设教”“说到疮痍动圣颜”，以期得到吴伟业的“另眼相看”。这一方面说明阮大铖喜欢以诗会友，善于结交文坛名流；另一方面，可能有通过吴伟业让崇祯帝了解自己、起用自己的以实现自己功名追求。

不仅如此，从《送青山相国再起还朝》《旅怀呈青山相国》《柬范质公大司马》《柬鹿庵相国》《寿周相国挹斋五十》《送周相国挹斋入京》《仲冬相国书招谢桥结夏》等诗中可以看出，他直接与冯铨、周延儒、范景文这些职位很高的官员交游，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提携，实现自己的功名。尤其在写给周延儒的诗中，表现最为明显：“期公洗荆榛劫，剩得青山与向禽”“车笠平生约未违，螢光亦近太阳飞”“遥知东阁簧裾会，应念岑牟老布衣”。从中可以看出，他想通过周延儒提携自己，以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南明时期，阮大铖真的东山再起，手握重权，而提携相助他的人正是曾与他交游唱和的周延儒。

三、针砭时弊，怀才不遇

阮大铖一生创作诗歌近三千首，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体现了他杰出的诗歌创作才能。然而学界对其诗歌的研究可谓不幸，除其挚友和门人为其作序时予以评论外，清代文人几乎无人问津，“直至辛亥革命不久，才有王伯沆、陈散原、胡先骕、柳诒徵、章太炎等克服了传统偏见，发现其诗歌的艺术价值。”［2］118改革开放后，学界冲破禁区，出现了不少研究阮大铖戏曲作品的论文，不过对其诗歌创作进行的研究仍然不多。

阮大铖有两部诗集传世，一是《和箫集》，一是《咏怀堂诗集》。据学者考证，前集卷首有袁道生和魏之瑮小引，卷末有王之朝题辞，有诗歌七十多首，大多数为山水田园、应酬唱的诗歌，从《出门行》《赋得明月自来还自去》《赋得新妇恋别袁四》《梅川道中即事二首》《食无鱼四章，章六句为老翟生赋》《懊恼词》《秋思》《同社中诸子集劲之宅兼为人行甫先生寿得天字》《长歌答汪暗夫走书相讯》等诗歌题目可以看出，《和箫集》主要记载阮大铖青年时代的活动和思想。

阮大铖所作时事诗为数不多，仅几十首，但却是阮大铖诗歌创作宗旨转变的一个标志，他开始从“以情治情”的创作观转变为“传情志时”的创作追求，自此以后，其感时伤怀诗的数量也比以前有所增多。此时，还依然处于所谓的“隐居”期间，隐居期间写出的诗歌如此关注时政，确实让人怀疑他隐居的目的不是真正的隐居，而是一种无奈与“终南捷径”。如以《柬郭侍御云机》一首为例：

淮肥烽火照连营，方召伊谁效请缨。藉有柏台绸户牖，遂令榆社建干城。

平阳讼狱啼乌绕，司隶风裁市虎惊。曲徙镐京推第一，何人不羡郭乔卿。［2］145

可见，阮大铖对国内农民起义的关注，表现出他虽人在隐居，心却在朝廷。他想为朝廷效力，羡慕那些为朝廷效力的官员，却苦于自己“求官”没有出路的尴尬处境。

其时事诗的主要内容就是表达这种对国家“内忧”“边患”的关注和对自己“怀才不遇”的不满。

一是对“内忧”的关注。从其《石言》十二首、《柬郭侍御云机》《哭和州侍御马讷斋》《空城雀》等诗内容，可以看出，他一方面为了表达自己对农民起义的厌恶和仇恨，另一方面，为了赞扬抵抗农民起义有功的官员，对坚守城池的官员表达了同情与哀伤。这都充分表现出一个封建士人的阶级立场，他认为农民军是乌合之众，是“流贼”，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这一途径去获得高官权位是痴心妄想，肯定没有好下场。当然，这是他认识问题的局限性，也表明了他对获取“功名”途径的看法。

二是对“边患”的担忧。从其所作的《园中种菊闻云中虏警》《感辽事四首》《闻关门警》《秦中初度口占》《刘赤存以闻虏警诗见寄用韵赋答》六首、《闻关门警》三首等诗歌内容看，都表现了阮大铖对东北边塞战事的担忧，希望朝廷能够重用自己，而自己必定为国效力，有所作为。写下了作为明朝臣民，想一展边才的强烈期望，也表现了他对朝内文武只知道空谈而无实干能力的不满。此时的阮大铖还是有“忠君”思想的，他还想着为朝廷出力，当然这一方面与其求官求荣的追求相关，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在此朝廷“内忧边患”环境下作出的正常反应。

三是对“怀才不遇”的不满。从《丘中闻时事》《秋雨卧病感事诗四章》等诗歌所描述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为了表现对朝廷的不满和愤懑，其出发点明显是由于自己不能跻身于明朝官场，“求官求荣”不成，因而表示对朝廷的不满。

可见，阮大铖写的有感于时事的诗歌虽然不多，但从对农民起义仇恨到对边事的关心，再到对朝廷的愤懑和个人的不遇，都明显表现出他关心时事，积极用世的思想，虽然这些诗歌多是在其隐居期间所作，但却反映出阮大铖的隐居实际上是为其获取功名提供支持。

四、结论

阮大铖的一生有两个关键要素，一是政治上“求官”心切，“忧边忧民”，又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二是文学创作上笔耕不缀。如果说“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是其政治仕途上的不懈追求，那么诗歌中则表现出对政事关注的“忧边忧民”和 “怀才不遇”的文人情怀，这里既有“求官求荣”的不懈追求，又有隐居乡里的“终南捷径”，是其内心世界的矛盾表现：一方面是求官心切，为求官不惜出卖人格，将功名看成是获取一切的魔杖；另一方面，又有传统士大夫“进而为儒，退而为道”的思想。

注释：

① 咏怀堂·乙亥元旦雨中试笔》之二，有“庸思四十九年非，眼底青山兴不违”诗句。按：乙亥为明崇祯八年（1635年），由此上推四十九年，即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年）为阮大铖生年．

［1］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

［2］胡金望．人生喜剧与喜剧人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