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个美国人

2012-08-30 12:42李小丁
芳草·网络小说月刊 2012年6期
关键词:阿兰小红孩子

李小丁

当飞机“咣当”一声降落在洛杉矶LAX国际机场,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要知道我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对一个孕妇来说连续飞十二个小时谈何容易,大肚子压得我喘不上气来,每次飞机遇到气流,我都吓得手脚冰凉。过去我一个人坐飞机从不这样。我下意识地用手捂着肚子,好像这样就能保护肚里的小宝宝。

我这次到美国是来生孩子的。按照美国移民法,凡是降生在美国领土上的孩子都是美国公民,那我何不利用一下这个政策生个美国人呢?至少将来我的小孩不用去挤那根高考的独木桥了。

我三十好几了,有个孩子一直是我的梦想,我要给她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如果医生没搞错,她应该是个女孩。我想她应该很漂亮,有一双长腿,皮肤很白,还会很聪明很可爱……一想到这里,我总是心花怒放。

策划这次行动费了我不少劲,也费了不少周折,主要是跟我老公的斗争,目前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他反对我来美国生孩子。简单地说,凡是我做的重大决定他都反对。对也好,不对也罢,反正我都到这儿了。

一走出机场,就听见有人在喊我:“密密!田密密!”老远就看见我的朋友小红两口子在向我招手。我的计划之一就是住在他们家待产。我兴奋极了,跟小红热烈地拥抱,她摸了摸我的肚子,恭喜我终于要当妈妈了。

好不容易下了飞机,又坐了近一个小时的汽车才到他们家,旅途的疲劳和孕激素一起涌上来,很快把我带进了梦乡。第二天醒来,拉开窗帘放进了一缕阳光,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幅典型的加州风景:远处是绵延不断的山脉,山顶有白色的积雪;半山腰上有人家,能看见袅袅炊烟;山脚下很多房屋隐蔽在树丛和红色的三角梅里,只露出不同颜色的屋顶,路边零星的耸立着几棵高大的棕榈树;还有大片草地在雨季到来以前是金黄色的。我一阵兴奋。

我走出房间小心地下了楼,屋里没有人,小红和她先生都上班去了,我开始打量这幢房子。小红是个细心人,她的巧手把这栋两层楼的房子布置得很温馨,墙上挂满了装饰画和照片;楼上楼下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我推开门走到外面,刚浇过水的草地上挂满了闪亮的水珠,对面的邻居跟我友好地打了声招呼,我的心情更好了,绕到后院摘了一朵红玫瑰,找了个杯子放了点水,摆在床头。这才想起来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于是往北京打通了江维的电话,又往老家温州拨了个国际长途,不免听了老妈老爸的一顿唠叨。

打电话的时候,我的心已经随着目光飞到了窗外,我要是能在这里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多好啊,我可以建一个美丽的玫瑰园,种上各种颜色的玫瑰花;一定要有游泳池,我每天都可以晒着太阳带着孩子在水里嬉戏……

说干就干!挂断电话,我迅速下了楼,找到了一本当地的“黄页”,那上面有一大堆房屋中介的广告,我挑了个电话打过去。她叫明迪,操台湾口音,很热情:“小姐你真有眼光啊,现在是投资美国地产的最好时机耶,我包你会得到理想的回报喔。”我们约好第二天她来接我,带我去看房。说实话我并不在乎是否能得到理想的回报,我只想在美国拥有一个理想的小房子。

来洛杉矶两个月了,但是感觉像来了半年。刚来的时候我兴致勃勃地到处看房子,明迪陪着我到处跑,怎奈江维说什么也不让买,我们天天在电话里吵,弄得我情绪低落。

那段时间,明迪的生意陷入了低谷,她不得不到处寻找客户,整天顶着日头开车陪客户看房,大部分的情况是白忙活,搭工夫搭汽油有时候还得搭饭钱,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小红和她老公每天忙着上班,我只有在晚饭的时候才能见到他们,只能简短地聊上几句。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我开始盼望早点把孩子生下来,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国内我跟别人合伙经营时装公司,忙得不亦乐乎。刚来美国,我还经常往公司打电话询问业务上的情况,直到有一天我的合伙人对我说:“你就好好养着吧,生孩子是你现在最重要的工作,这边交给我难道你不放心?”其实我只是无聊,想找人说说话并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此后我很少再往公司打电话。

一开始江维还经常抽空打给我,接到我的电话也很亲热,时间一长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有时他干脆说“现在不方便,回家再打给你”,可是从未回家再打给我。

我跟江维结婚时间不长,但我们认识有十几年了。那时我刚到北京去上学,学服装设计,江维在商业局工作,是个清秀、腼腆的小伙子,我父亲来北京出差经常请他帮忙。我想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暗恋上他了,但他始终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直到我大学毕业了,在社会上闯荡了一番,心也有些累了,才想起他。那时他已逾而立之年,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没了腼腆,多了几分成熟。父亲知道了我跟他的事,抽着烟眯着眼沉思了片刻就表了态:“这个人能力有限,没有闯劲……但人还算稳重,你跟着他总比那些花花公子可靠。”

婚后他离开了国家单位,开了自己的进出口公司,小心翼翼地经营着。我有时候很看不起他拍人家马屁的那副嘴脸,毫不留情地打击过他,他总是翻着白眼无可奈何地说:“姑奶奶,我不比你呀,女人做事纯属瞎胡闹,你那点儿成功是因为人家不跟你较真,让着你,你以为钱真的那么好赚?”对此我嗤之以鼻。

细数起来,我们俩的这个小家从建立到发展其实都是我“异想天开”的成果。2006年,我把手里的钱全都买了股票,他说这是赌博不能玩,叫我赶紧别玩了,我没听他的,没多久就翻了一番。第二年,我们刚结婚,他死要面子,坚决不要我娘家给钱买房子,叫我住到他家去,跟他父母挤在一起,于是我把股票卖了贷款买房,现在这套房子已经升值了三倍。后来,我们都挣了点钱,他觉得贷款压力大,要把银行的钱还完,我没跟他商量又贷款买了一套,他知道了跟我生气,白白的脸都憋成猪肝色了,可现在这套房子又赚大发了。可他居然还是说我这都是运气好,没啥真本事。

现在我认为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价格便宜,开发商都在赔本,就是买块地盖房子都比现在的房子贵,应该买栋房子我先坐月子,然后等于投资,等市场好起来了再卖掉,可他又不同意,并封锁了我的大资金。

这次我坚持要来美国生孩子,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其实在我们老家这早就不新鲜了,我的那些同乡早就结伴组团去香港生小孩,特别是这两三年,据说把香港的医院闹得床位紧张,连香港人要生孩子都没地方住了。香港的病人和医生、护士很不待见内地去的这些孕妇。

2006年以后,美国对中国大陆实行了公民旅游政策,于是很多有点钱的人干脆不去香港了,直接去了美国。有人发现了这个生意经,专门在国内做广告组织孕妇们去生孩子,帮她们签证,给她们租房子、雇保姆和司机,还负责给她们买保险、找医生,为“生个美国人”提供“一条龙”服务,直到她们抱着孩子上飞机回国都有人管。大约在每个待产的孕妇身上赚25万人民币。而我在美国有朋友,这是多美妙的事情。于是我不顾丈夫和婆婆的反对,义无反顾地飞来了。虽然现在有点寂寞难耐,但我决不能打退堂鼓。

好景不长,没多久我在小红家就呆不下去了。

有一天小红突然对我说她要离开家一段时间,叫我尽量自己照顾自己,说不久她就会回来,还叫我不要有什么顾虑,就拿这里当自己的家。她说话的时候吞吞吐吐闪烁其词。我觉得奇怪,问她出了什么事情,她说没什么,就上楼睡觉去了。第二天晚上,小红果然没回来。

翌日,彼得徐请我在附近的中餐馆吃晚饭。孩子挑食,把盘子里的胡萝卜都挑出来扔在桌上。彼得徐突然大发雷霆,吼叫着逼迫儿子吃光桌上的胡萝卜,孩子吓着了,马上捡起那些胡萝卜塞进嘴里,噎得直涌泪水,旁边的人都吃惊地回头看我们。看得出来彼得徐心情很不好。

住在他们家这期间,我很少跟彼得徐说话。他是个电脑工程师,平时即使在家,也老是待在他的书房里,很少看见他们俩交谈或三个人一起玩。因为有小红在,我不必应酬他。现在我开始感到不自在,不知应该为他做些什么。我没有美国驾照,不能开车,所以不能帮他接孩子。想来想去,我在回家的路上故作轻松地对他说:“明天咱们别出去吃饭了,你下班带点菜回来,我做饭。”他哼了一声,算是表示同意。

那些天,彼得徐果然会带些菜回来。由我负责做饭。彼得徐和孩子吃得很香。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客厅看电视,彼得徐竟然下楼了,默默地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这在我来了以后还是头一回。我觉得他似乎有话要说,就关上了电视,等着他开口。

“你来了一段时间了,我太忙,一直没有照顾你……”他好像很费劲地在寻找词汇,半天憋不出一句整话来,“我跟小红离婚了。是上周办的手续。”

“……怎么回事?”

彼得徐没有回答,他站起身来对我说:“你尽管安心住着,就别管小红了,我会尽力照顾你。”就上楼了。他的样子看上去很诚恳。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他突然老了许多,他的脊背有点佝偻了,显得那么无助。

我拿起电话给小红打过去,问她是否真的不再回来了。她支支吾吾的,说短时间内不再回来了,叫我住在这里,别想太多。我们约好了次日中午在一个港式西餐厅吃午饭。

到了那家餐厅,看着小红,不免有点心疼她了,才出去几天,她就瘦了很多,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眼神游移不定。我拍了拍她的胳膊:“别着急,慢慢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未曾开口泪先流,说她跟现在这个男朋友已经交往了很长时间,这人是个医生。彼得徐其实早就察觉到她跟这人的关系,因为他失去了工作,没有钱付房屋的贷款利息、买汽车的账单以及生活中所有的账单,就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个月小红付了账单他就假装不知道哪里来的钱,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个月。但是他心里窝着火,所以平时几乎不理睬小红,回家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他会摆弄电脑,能出去给人做点私活,挣点零花钱,也在外面跑,找工作。你来了以后他没事也出去转,怕你看见他老在家里觉得奇怪。”小红的话令我十分惭愧,我让她帮我联系一家“月子中心”,她说好。我问她是否会跟那个医生结婚,她迟疑了半天答不上来。

晚上我照例跟彼得徐父子俩一起吃晚饭,不知什么原因彼得徐在我眼里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依然那么沉默寡言,过去我觉得那是傲慢,现在变成了心虚和胆寒,我不理解一个男人何以为那些账单过着如此屈辱的生活。饭后我收拾碗筷,他陪着孩子写作业。

我找了个机会跟他告别,他沉默了半响对我说了声抱歉,说以后有什么用得着他的地方尽管找他。但是,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认识阿湘是在我住进“月子中心”以后。

阿湘是湖南人,三十岁左右,眉清目秀,身材苗条,聪明伶俐,但是她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别看阿湘长得秀气,她捧着大碗吃起饭来像个小伙子,嗓门很大,浓重的湖南口音使她无论她说中文还是英语,一般人都听不懂;而我总是能准确理解她说的话,经常给她当翻译,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朋友。

阿湘来美国是陪读,陪她的男朋友。白天在饭馆打工赚钱供他读书、保证两个人的生活,下班给他做饭、洗衣服,晚上陪他睡觉。阿湘的男朋友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他并没有娶阿湘,而是跟他们公司老板的女儿结了婚,理由是阿湘在美国没有学历,只是个打工的,两个人的差距太大,缺乏共同语言。阿湘把他臭骂了一顿就跟他分手了,她曾经想过回国,又觉得这样回去太没面子,只好独自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

我问她为什么那么辛苦地打工供她男朋友读书而没有自己读个学位,她茫然地回答:“男人应该有个好工作,那就必须有个好学历,我自己无所谓,反正将来做他太太也能有饭吃。”

“他学习不如你嘛,还不如你去读书让他去打工赚钱。”我愤愤地说。

“唉,他是城里长大的,吃不了那个苦。”

我问她现在读什么书没有,她说现在年纪大了,已经没有信心了,工作之余正在学习,想考个卖房子经纪人的执照,说不定能在美国当上白领,也能赚大钱了。她说这话的时候两只眼睛异常明亮,显然她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我想起了明迪,但不想打击她,就没说什么。

在“月子中心”生活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盼着阿湘来上班,盼着吃她做的家乡菜。她也喜欢到我这里来聊天,给我讲她的见闻,说笑话,走的时候她总是说:“等你把宝宝生下来,我们一起带她出去玩,洛杉矶好玩的地方多咧!”

我所在的这个“月子中心”比较大,房子里共有六间卧室,住着五个来自大陆的孕妇,我们都有各自的洗手间,只是共用一楼的客厅和厨房。“月子中心”的老板是个台湾女人,据说我们交给她的钱让她能在美国过上很富足的生活。

虽然这里给我们这些待产的孕妇提供了比较好的生活条件,但是独自住在这里,没有家人陪伴,像是被软禁在一所高级监狱。我不知道其他的客人在房间里都干些什么。我们在客厅里碰见的时候会简短地交谈几句,主要内容是交流待产的经验,相互报告肚子里胎儿的动态,然后就没话了,各自回房休息。

她们都是白领和富太太,她们忘不了自己的身份,习惯了指手画脚,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谁也领导不了谁,这让她们有些无所适从,于是开始在这个小小的集体里弄些拉帮结派的斗争。

说到“月子中心”的来历,也有二、三十年了。据说那时候一些台湾人为了逃兵役想办法移民美国,聚居于洛杉矶一带,为了方便这些台湾准妈妈生孩子,有几个“月子民宿”应运而生,这就是最早的“月子中心”。真正使“月子中心”产业化的还是近十年来大陆人的参与,尽管这个产业在美国并不合法,据说现在全美有这样的“月子中心”三十家。

我们这个“月子中心”的老板娘雇了三个护工和一个厨师照顾我们,她们都会开车,所以就没有雇专职司机。所谓厨师也就是大陆来的一个中年妇女,会做点家常饭而已。她是东北人,饭菜做得很粗糙,我觉得实在难以下咽,加上怀孕反应,我甚至不能闻她做饭的味儿,一闻就恶心,只能去麦当劳或者别的快餐店吃饭。厨师大姐总是埋怨我太娇气。

有一天我正关着门在自己屋里看书,似乎听见阿湘在楼下大声跟人说话,我一阵欣喜,打开房门走到楼梯口向下张望,见阿湘正戴着胶皮手套在拖地。我发现她的手臂上贴着一些创口贴,抓住她的手问这是怎么回事,她迅速把手抽回去,躲躲闪闪地说,是炒菜时不小心被油烫着了,我觉得她没说实话。在那以后,阿湘都没有来上班了。

郁闷之下,我给江维拨通了电话。可是电话通了很久都没人接,我怕他出事,于是使劲地打,谁知他接了电话,不耐烦地吼道:“你没事吧?你知道现在几点吗?我每天都累得贼死,你在那儿闲得发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我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委屈得想哭,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轻声说:“对不起,我只是觉得孤单,想跟你说说话。”

“那你干嘛非得在那儿待着呢?是你自己自找的!莫名其妙。”他的声音听起来又气恼又困乏。我默默地放下了电话,潜意识里可能是希望一分钟后电话铃声响起,他打回来给我道歉并哄我开心的,可是电话没有响,那以后的三天都没响过。

我第一次对留在美国生孩子产生了动摇。也许我的这个想法真的不靠谱?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冥思苦想了三天。这三天我的电话没响过,我也没给任何人打过一个电话。

在国内,父母每个礼拜都要去教堂,来美国以后我自己不开车,不好意思老麻烦别人送我去,而且神父说英语,我听不懂,所以一直没去。厨师大姐告诉我,附近有个华人教堂,神父讲国语,我高兴坏了,我穿戴好最中意的孕妇裙,往嘴唇上轻轻抹了点唇膏就去了。

教堂不大,但信徒不少,每一排椅子都坐满了人,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交了不少朋友。我加入了教会的合唱团,不寂寞了,日子好过多了。

为了不耽误厨师大姐的时间,教友们总是开车接送我去教会。

我的行动终于引起了老板娘的不满,她皱着眉对我说:“田小姐,你总是擅自离开,要是在外面出了什么问题谁负责?在美国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到时候你告我们怎么办?”

“好好,我尽量减少外出行吗?”我妥协。

“不行。你最好待在这里,要出去也是要听我们的安排,否则出了问题我们概不负责。”罢了,她还要跟我签合同白纸黑字的明确责任。

周末我还是去了教会,教友戴维和惠瑾夫妇送我回来,正好碰上老板娘离开,他们俩客气地跟她打招呼,她没搭理他们就开车走了,弄得他们一脸诧异,我心中十分不快。

“刚才在门口碰见的那个女人是你们老板娘吧?她怎么那个态度?”戴维不满地说。

我没打算跟他们诉苦,轻描淡写地介绍了一下“月子中心”的生活,惠瑾听了瞪大了一双眼睛,问我为什么大家住在一起不能亲热地互相照顾,反倒相处得不好,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惠瑾的眼珠子转了几圈,提出了一个建议:“既然住在那里不开心,干嘛不租个房子自己住?又不是付不起房租,这样多自在。”我说没人照顾,心里没底,她扳着手指头给我算了一笔账,结果是把交给“月子中心”的钱拿来租房,再雇个保姆,自己找人买生孩子的保险,这笔钱还绰绰有余。我动了心。

一周后,明迪为我租好了房子,是一栋拥有三间卧室和家具的独立房子,其中有个房间还住着一个年轻女人,大伙都管她叫阿兰,在超市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她是明迪的熟人。明迪觉得我在找到保姆以前有个室友比一个人住要好,有人照顾也有人作伴,明迪说阿兰是暂时住这里,等保姆来了她正好要搬走,我们俩的时间凑得挺巧,我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当然,跟“月子中心”说拜拜也费了不少劲,这回我倒占了这种机构不合法的便宜,他们没法告我,只能“私了”。

我住在主卧室,房间里有一个宽大明亮的洗手间,住进来以后我觉得心情很舒畅,而且这栋房子离惠瑾很近,即使走路十分钟也能到。

我给江维打电话报告这个消息,他对此似乎不感兴趣,“嗯”了几声,向我表示祝贺,然后无奈地说:“你说你这是何苦?”

住进自己租的房子以后我觉得自由多了。为了向惠瑾表示感谢,我给他们夫妇打电话请他们吃饭,惠瑾说:“咱们别在外面吃了,又贵又难吃,明天是周末,你到我家来吧,我给你煲汤,你也该好好补补了。”

戴维是个骨科医生,他在治疗病人的时候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手法,在这里挺有名。他们来自上海,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又领养了一个菲律宾的小姑娘,两个孩子都是教会的童子军,一家人很幸福。

戴维的家住在半山腰上,是一栋挺美的小别墅,屋里布置得温馨而高雅,花园收拾得也很漂亮。我坐在花园里喝茶,可以看见对面山上层层叠叠花团锦簇的房屋和植被,惠瑾在厨房烧饭,飘过来阵阵香味。我美美地享受着这个家的温情。

戴维走过来,往我面前的茶几上扔了一份报纸:“今天新到的。”我漫不经心地拿起报纸。这些华文报纸只有第一版能看,当天的新闻多少有点变化,后面那几个版面基本上每天都一样,除了养生之道就是卖房子经纪人、保险代理人以及招聘求职的广告。可是当我刚拿起报纸,一张大照片就抓住了我的心:那不是阿湘吗!照片下写着“犯罪嫌疑人何湘莲”,再一看标题《一亚裔男子昨晚身中数刀身亡,警方已拘捕犯罪嫌疑人》。被杀的男子是个日裔投资顾问,犯罪嫌疑人何湘莲是他的女友,据称此人生前可能有性变态的毛病,经常虐待其女友,女友终于不堪忍受,操起一把长约十二公分的西式切菜钢刀连捅他数刀,导致此人当场死亡。何湘莲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照片上的阿湘还是那副坦然、平静的样子,没有一丝惊慌失措,那张秀气的瓜子脸因有些憔悴而显得楚楚动人。

我觉得一口气憋在胸口踹不上来,突然间冒出满头大汗,眼前的美景也变得模糊了,笨重的身躯顺着藤椅往下出溜。我坐在地上听见戴维的叫喊声:“田小姐!密密!你怎么了?”他说要马上送医院,两个人手忙脚乱地把我搬上藤椅。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心跳慢慢恢复正常了,就摆摆手说喝口水就好了,不用去医院。

回到家里我没开灯,就坐在黑暗里流泪。阿湘就这样像凋零的玫瑰花瓣随风飘走了。我懊悔,为什么当初只顾自己,老是叫阿湘陪我解闷,根本没打听她的现状,也没问她需要什么帮助,她从未跟我说起过这个日本人,仔细想想她是没机会讲啊!她始终在嘻嘻哈哈地安慰我,然后就不停地开车拼命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我以为这就是她的生活。

黑暗中我好像看见脸上渗着汗珠的阿湘笑盈盈的脸,听见她夹杂着湖南话大声说:“你不要老是愁眉苦脸的唦!笑一笑唦!你老不笑将来你的女娃娃不好看的嘞!”

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知在沙发上坐了多久。

灯突然亮了,是阿兰回来了,我们都把对方吓了一跳。她竟然没问我为什么独自黑着灯坐在客厅,也没像往常那样去厨房弄吃的,而是反常地脱下鞋直接上楼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夜都没出来。

上楼以前她还体贴地把灯又给我关上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黑暗里。

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我又吓了一跳。原来是小红,她也看了报纸上的新闻,来打听内幕的。我推说累了挂断了电话。

那夜我一直没睡,一会儿抱着肚子起来在房间里转悠,一会儿又躺下努力睡,可是怎么也安静不下来,烦躁得快爆炸了。折腾到凌晨三点多的时侯,我终于压抑不住自己了,于是跑到对面房间去敲阿兰的门,想把她闹起来陪陪我。

可是我敲了半天门阿兰也没答应。我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床上躺下,四周静得怕人,心里空落落的。我静静地躺着,隐隐地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抱着大肚子吃力地爬起来,又一次走到阿兰的门口使劲敲,还是没有动静。我用力一推,门开了,我伸手摸到开关开了灯,看见阿兰脸色铁灰,穿戴整齐躺在床上,连鞋都没脱。我冲到床前拼命摇晃她,叫她,可是她一点反应也没有,床头柜上有个空药瓶,药名我也不认识。

我赶紧跑到我屋里抓起手机给戴维打电话,戴维叫我把那个药瓶上的字母读给他听,然后说他保证警察马上到,他们夫妇俩随后就到,叫我在客厅等着。我慌张地扶着栏杆下了楼,紧张得嘴唇都在发抖。

不一会儿就听见警车和救护车的尖叫声,他们迅速把阿兰送到医院去了,只给我留下一个医院的地址,其他的我都没听懂。

天蒙蒙亮的时候戴维夫妇来了,他们给我带来一些吃的,又给我热了一杯牛奶,叫我上床睡觉。惠瑾说:“为了孩子你必须得休息了。你放心,我们会把阿兰的情况及时告诉你,别忘了戴维也是医生。”我点了点头就回屋睡了,睡梦中阿兰和阿湘的脸交替变幻着,明明是阿湘在麻利地干活,一回头又变成了阿兰,醒了以后我感到头疼欲裂。

两天以后惠瑾打来电话告诉我阿兰被抢救过来了,我那颗堵在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下了。

次日惠瑾接我去我的产科医生“谢一刀”诊所检查身体,我张开双腿赤身裸体躺在那种难受的床上做B超,护士在我肚皮上涂抹了冰凉的浆糊就忙别的去了,我只好摆出这种要命的姿势等着医生来检查。五分钟后“谢一刀”来了,他是个四十岁出头的男医生,我就这样面对他觉得浑身不自在。可他天天面对孕妇的裸体,女性在他眼里已经形同标本,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拿起一个把手在我肚皮上滑动,指着屏幕上那堆黑乎乎的东西兴奋地对我说:“看,这就是你女儿。”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我们都觉得轻松了许多,惠瑾提议去她家喝汤。我一进她那整洁、温馨的客厅心情马上好起来,她给我端了一碗鸡汤,我大口喝了下去,顿时身上暖和多了。

惠瑾问我知不知道阿兰为什么要自杀,我摇摇头,说真的我一点头绪也没有。我环视了一下惠瑾漂亮的客厅,真心地对她说:“你们是我见过的最幸福的家庭,戴维有这么好的工作,你们有个这么好的家。他们其他人都活得太艰难了,你们真令人羡慕。”

惠瑾感慨地说:“我们是熬过来了,你不知道我们为今天的生活付出了多少辛苦,所以我们都很珍惜。不过现在经济不好,我们随时都得做好再次吃苦的准备。八十年代戴维到美国来留学,读到三年级我才过来。你知道,医学院很难考的,我们家都没钱,都得打工养活自己……我本来在大学教书,经常被请去给外国专家当翻译,在国内是很体面的工作,到哪里别人都招待得特好,可是戴维在这里,我好不容易才办过来,以为美国是天堂,没想到这里这么苦。”

“到底有多苦呢?”我好奇地问。

“那时候我们在芝加哥读书,我们留学生住的宿舍有个外号,叫鬼屋,睡到半夜两寸长的蟑螂从身上爬过去是经常的事。我最怕老鼠了,有一次老鼠就坐在我肚子上,两只小眼睛瞪着我!我吓得哇哇大叫它都不动,戴维不但不安慰我,还说老鼠有什么好怕的,为什么不把它抓住红烧来吃。夏天特别热,我们没有空调,就跑到麦当劳去复习功课,蹭人家的冷气;冬天冷得耳朵都快冻掉了,我们就到那些快餐店挨家蹭暖气。为了省钱,我和戴维挤一张小床,我吃得少,等于是两个人只花一个人的费用。现在想起来,真的没有吃不了的苦……”她也像我那样环视着自己的客厅,喃喃地说,“不就是这么个破房子吗,这是用二十年的心血换来的。”

回到家里,接到江维打来的电话,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体检结果如何,我告诉他一切都挺好,孩子发育正常。他说那就好,叫我有事给他打电话。我敷衍了两句,不想跟他多说什么,我开始理解他们的报喜不报忧了。

我坐在冷清的客厅里等候阿兰的消息,忽然想起明迪说过阿兰只需在我这里住一段时间,那她一定知道她的情况。我给明迪打通了电话,她听我说了阿兰的消息大吃一惊,问我现在阿兰在哪家医院,就慌乱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中午,明迪带着阿兰回来了。我赶忙把阿兰扶进屋让她坐下,她那张惨白的脸上写满了羞愧。我给她倒了一杯水,叫她什么都不要想,好好休息。她好像想说什么,却大哭起来,我和明迪都不知所措,隐约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说谢谢我救了她的命。明迪的样子好像很为难,她对着躺在床上的阿兰叹了口气,嘱咐她再也别胡来。

明迪突然严厉地说:“别忘了,起床你就搬家。”我把明迪拉出门,顺手把门关好了。

我们俩蹑手蹑脚来到我的房间,我问明迪到底是怎么回事,明迪赶紧给我道歉,并保证再也不会发现这种事,还说她也没想到会这样。我听糊涂了,拍了她一下:“哎,我是问你她为什么要自杀,你老检讨什么呀?”

明迪愣了一下,紧张地问我:“这么说你不会告我的吧?”

我又糊涂了:“我告你干什么呀?”

她红着脸说:“她那天真是死在这栋房子里,你是个怀孕的人,要是受了惊吓,引起什么后果我就吃不了兜着走……”

我故意说:“行了,我压根没想到要告你。你们美国人真是的,动不动就要告谁。我告诉你,她就住在这里,哪儿也不去,她要是好了咱俩没事儿,她要是有个好歹我肯定告你。”

明迪吓得连声给我道歉。

“做人不要只顾自己,还要关心别人,尤其是自己的亲人。”我说。

她连连点头称是,好像躺在楼上的是我表妹而不是她表妹。

由于保姆还没有着落,阿兰又不能起床,我的购物就成了问题。这段时间好像小红过得挺滋润,我不想打扰她,可是想来想去还是得麻烦她,我必须开车去买足一周的食物。

小红接到我的电话还挺高兴,很快就找到我这儿了。她看上去精神焕发,浑身上下都是名牌,头上顶着一副名牌太阳镜,最晃眼的是她背的那个那个硕大无比的LV包。

一见面我就为那天在电话里对她态度不好道歉,她嬉皮笑脸地说:“没事,孕期反应。”

我笑了:“怎么样,过得不错吧?”

“嗨,那么回事呗。”说着把一只穿着名牌皮鞋的脚搁在我的茶几上,还有模有样地点着了一只烟。

“怕我看不见你那漂亮的鞋呀?我是孕妇,禁烟!”我嚷道。

“别那么多事儿,环境太好对孩子不好,将来她的适应能力不强,啥都应该适应适应。”

“彼得徐怎么样?”我递给她一杯茶,顺便问她。

“谁是彼得徐?”她眯着眼反问我,见我有点发愣,她哈哈大笑,说:“我真不知道,我把孩子接过来了,他怎么样跟我没关系。”说着她站起来,用右臂画了个弧形,摆了个姿势,用念台词的腔调说:“让他自生自灭吧!”

我们去买了很多食物,牛奶、面包、鸡肉、鱼肉和蔬菜,把小红那辆奔驰车的后备箱装得满满当当。晚上小红打下手,我主厨,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然后把阿兰叫起来,我们三个一起大吃了一顿。

她们俩喝了不少酒,喝得小红走不了了,就在沙发上睡了,阿兰也趴在桌上睡着了,我搬不动她,加上买菜、做饭累得够呛,就给她俩一人盖上一条毯子,回屋睡觉了,这是这几天来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我下楼一看,小红已经走了,饭桌上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摆上了一瓶五颜六色的玫瑰花,屋里也被精心地打扫过了。我到后院一看,见阿兰正在明媚的阳光下拿着大剪子为冬青树剪枝。她的脸色好多了,我为她高兴。

见我出来了,阿兰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搬了一把藤椅出来,笑着说:“密密姐,睡好了?我给你搬一把椅子,你坐在这儿晒晒太阳,加州阳光对孕妇很有好处的。”

“你也坐下歇会儿。”我邀请她。她给我端来一杯橘子汁,坐在我对面的台阶上。

我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地仔细观察阿兰的脸。她的皮肤很白,五官端正,我真不明白像她这样的美女怎么会拿自己的生命不当回事。

“密密姐,我真舍不得离开你。我搬走以后……”她真诚地说。

“谁说要你搬走了?我邀请你住在这儿,陪着我,给我当司机。”我说。

阿兰的样子好像有点为难,她说那就等我找到保姆再走,我说到时候再说。我问她原来的住处为什么两个月之内不能住,是不是在装修,她苦笑了一下。

“你听说过‘搭伙这个词吗?就是一男一女因为生活所迫搭伙过日子。”

“是谈恋爱吗?同居?还是婚外恋?”见她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就换着花样问。

“不全是。你知道,人有各方面的需要,两个人租一间房就比租两间房省钱,吃饭也是,水电费啦、汽油什么的,当然还有生理需要,都是,两个人搭伙就都解决了……”

“男的不给女的买单吗?”

“不会,AA制,什么都各自买自己的单,算得可清楚了。大家是来挣钱的,不是来装绅士的。我就这样跟人搭伙过日子,为了面子我没对人讲过,包括我表姐。”她坦率地说。

“那你现在不搭伙了吗?”我问。

她低下头,难为情地说:“也不是,出了点问题。跟我搭伙的那个人是老乡,也是东北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两年。最近他老婆突然来探亲,我们说好了装作只是室友,房东太太也帮忙这样骗他老婆,给我隔出一个小房间让我住,我们就这样一起住了一个多星期。你知道,美国的房子都是木质的,一点都不隔音,那边打个喷嚏这边都能听见,何况……,你明白吧。可能我们在一起待长了有感情了,我心里很不舒服,我们在一个厨房做饭,一个屋子里生活,我觉得受不了了。我把他约到外面谈,他说他也喜欢我,习惯了跟我在一起,可是他老婆只待两个月就走,还要回国照顾孩子和老人,叫我忍着。我真的已经用最大的力量忍着了,可是他老婆还是看出来了……”

“那你干嘛……那么想不开呢?”我还是没明白。

“他答应跟他老婆提出离婚,说他们分开长了已经没有感情了,可是这么长时间了,越谈越不明白到底要怎么样,我看他是在骗我,想等他老婆走了继续跟我搭伙,这样他可以两边占便宜。那天我跟他吵了一架,觉得活着太没意思了……”说着她的眼泪又掉下来了。

我问她以后打算怎么办,她说不知道,她明知继续“搭伙”不是个办法,但感情上又离不开那个男人。

一个月以后,小红给我介绍了一个保姆,阿兰还是走了,继续去“搭伙”。她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问我有什么嘱咐,我说只要她珍惜自己的生命就行了,别的都不重要。

电话一个劲儿地响,我懒得伸手去接。电话铃不响了,手机又响起来,一看,是小红。

“我们正往你那儿去,我和给你找的那个大姐。”我知道她是说保姆。

这位大姐五十开外,染了一头时髦的红发,妆化得很重,脸上的香粉堆得太厚,都快掉下来了。她衣着考究,身上的衣服虽然跟她的年龄不相符,但质地都很好。我暗自琢磨,她不会也是有什么原因需要到这儿落落脚吧?我的预产期越来越近了,我需要货真价实的保姆。

“您姓什么来着?”我又问她。

“我姓奚,奚秀兰的奚。你就叫我华姐吧,我以前是小红的老板。”

“老板?”

“都是过去的事了。”华姐脱下她三寸高的高跟鞋,提着她的高档旅行袋,问我她的房间在哪里,我领她到楼上阿兰住过的那间房,她似乎很满意,对我说:“你去休息吧,等着吃饭就是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偷偷对小红说:“哎,这哪儿是保姆啊,整个一贵妇!我们谁伺候谁呀?”

小红哈哈大笑:“放心吧,你会喜欢她的。她以前是我老板,后来破产了,离婚了,现在穷困潦倒,但她人不错,做事认真负责,什么都会做,特能干。就是脾气不太好,不过你是她的东家,她也不敢跟你来劲。”听她这么说我放心多了,但是那个下午我还是躲在自己房间里没出来,说不清楚是不是怵她。

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我听见华姐在外面喊:“田小姐,开饭了。”

我答应了一声赶紧下楼来,餐桌上铺了一张雪白的桌布,饭菜都已摆好了。华姐说:“你尝尝,不知味道对不对。今天时间太短,没煲汤,从明天开始你每天都得喝汤。能喝到我的汤的人还不多呢,我开过粤菜馆,跟正宗的香港大厨学过。”我胃口大开,呼啦啦就吃完了。

华姐来了以后,我的日子好过多了。她每天换着花样给我做吃的、开车带我出去逛,非常敬业。我的肚子越来越大,沉甸甸的,快走不动路了,但医生叫我坚持散步,说这样对生产有好处,我艰难地锻炼着,每天傍晚出去走路华姐都一步不离地跟着,怕我出现意外。

我们散步的时候我对华姐说,以你的干练和阅历为什么会来给我当保姆,我觉得你应该是能干大事的,她听了笑了笑说:“你说的那种大事我也干过,其实都一样。干大事是为了多赚钱,赚钱是为了让日子过得好一些,孩子能受更好的教育,这些在我年轻一点的时候都做到了。当然是玩了命的。结果是把老公玩没了,把多年的积蓄都砸进去了。要是那时候能有现在这样的心态,付完了孩子的学费就退休,找个你这样的女主人伺候伺候,有吃有喝、有人聊天,多好啊……”

雨季来了,天阴沉沉的,大雨下个没完没了,把园子里的玫瑰花都淋得耷拉着脑袋,我的心都快长霉了。幸亏有华姐陪伴,否则这段日子我一个人真不知该怎么过。

这段时间报纸上老在报道阿湘案子的进展,估计她凶多吉少,死刑是逃不掉了。人们议论着她的死法,不是坐电椅就是打毒针,这两种东西都令我噩梦连连,它们和阿湘那张依然从容不迫的脸交织在一起,让我在雨季更加难熬。

那天半夜,小红抱着铺盖卷进来了,孩子哭丧着脸跟在她后面,进门就说给她个地方凑合一段时间,他们母子俩无家可归了。我当时一点也没感到意外,叫华姐给他们收拾了个小房间让他们住下。

小红想跟我解释,华姐打断了她:“不早了,先让孩子睡下,明天还上学呢。密密也要休息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吃早饭的时候华姐多煎了两个鸡蛋,小红慌慌张张地吃完饭就送孩子上学。晚上带着孩子回来后正赶上吃晚饭,母子俩好像饿了几天,狼吞虎咽,看着令人心酸,我们什么都没问她,轮流往孩子碗里夹菜。她把孩子安顿好以后就拉着我们俩开始哭天抹泪,见我们一点也不动容,她的哭声戛然而止,瞪着一双惊诧的眼睛看着我们。

果然,她是让她那个香港医生轰出来了。据她说原因是那人太小气,对她的孩子也不好,花钱的时候老跟她斤斤计较。昨天两个人大吵了一架,那人叫她搬走,她一气之下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但她自己的房子因为交不起利息已经被银行没收拍卖了,实在无处可去,坐在车里哭了一场,又怕吓坏了孩子,只好到我这里来了。

“真不好意思,本来你到美国是来投奔我的,现在成了我投奔你。”小红垂头丧气地说。

“现在别说这些了,谁投奔谁都没关系,但是你以后怎么办呢?”我这么一问又招来她一场痛哭。我注意到小红哭诉的时候华姐一直很冷漠。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小红每天照常上班、接送孩子,华姐的脸色却一天比一天难看,原因是小红不干家务活,老是对华姐吆三喝四的,孩子也都交给华姐照顾,好像华姐从来都是她雇的保姆。我总是听见她喊“华姐,给我盛碗饭。”“华姐,把这几件衣服给我洗了。”却从未听见她对华姐说声谢谢,为此我也颇有些不快。

很快,这样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有一天小红休息,她想多睡会儿,披头散发睡眼惺忪地站在楼上对着楼下喊:“华姐,去帮我送小孩上钢琴课,我累死了,想睡个回笼觉。”说完就转身进屋接着睡。华姐冲着楼上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付我工钱了吗?田小姐同意了吗?”

楼上的门开了,小红看看华姐,又看看我,一时语塞。华姐厉声道:“我是拿了田小姐工钱的,要我帮你送孩子,首先要经过田小姐同意占用她的时间;如果她同意去,你付我每小时十块钱。这么点规矩你都不懂?”

小红的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我知道,我们不是朋友吗,帮个忙呗。”

“我还帮少了吗?过去你在我那儿干的时候要你加班但不给加班费行吗?那可能吗?”

“小红,你就少睡一会儿,自己去送孩子吧。”我说。

小红一言不发地进了屋,过了一会儿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拉着孩子气呼呼地要搬走,我怎么挽留她都不理我,摔上车门一溜烟跑了,我站在车库门口一筹莫展。

我听见华姐在背后说:“对不起,让你为难了。”

我开始为小红担忧,她能去哪里呢?何况她还带着个孩子。刚想到这里,华姐就说:“不用为她担心,她有的是办法,像她这样的人不会吃亏的。你什么时候见她吃过亏?”

我不解地问:“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

华姐打断我:“你一个人挺着个大肚子人生地不熟的,她是你的朋友,怎么不同情你呢?为什么每个人都得同情她?她喜欢奢侈的生活就可以抛弃清贫的老公,何况你我?那个香港人又怎么样?也没少给她钱花!人终究是要互相关心,只想着自己,还好意思哭……”

趁华姐出去买菜的时候我还是偷偷给小红打过几次电话,想请她回来,她都没有接。我就这样失去了这个朋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都是江维给我打电话。我几乎没有给他打过电话。直到他气急败坏地来电话说他被拒签了,不能来美国看我,我安慰了他一番,叫他放心,说我能安全生下孩子,何况我父母可以来陪我,这时候我已经怀孕八个月了。

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华姐犹豫着是否出去,这一天是她的法定休息日,可是她寻寻觅觅地不愿意走,我问她哪里不对头,她回答就是觉得今天会有什么事,似乎不该出去,可是她跟儿子约好了一起吃晚饭。我坚持叫她去,她终于素面朝天地出门了,说尽快回来,我想她是忘了化妆。

华姐走后我一个人锁上门出去散步,走了几步就觉得肚子有点疼,我没理会,慢慢沿着屋后的小路往山坡上走,路边一个人也没有。我感觉到浑身是汗,衣服特别是内裤都湿透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转身往回走,回到家里看了看钟,几百米的路我走了一个钟头。

我坐在沙发上,不一会儿沙发就被水打湿了一大片,我感觉有一股股热水从我的身体里流出来,可是肚子却不痛。我突然想到这会不会是早产,于是给华姐打了个电话,她说她虽然生过孩子,但是不懂剖腹产;我想问“谢一刀”,可是他没接电话,我这才想起来上次去体检时他说他最近要去法国旅游,等我生产时他正好回来。

我就这样挺着,一条接一条地换内裤,直到没有裤子换了,干脆坐在马桶上任那热水往外流。华姐回来以后冲进我的洗手间,要把我送到诊所去,我告诉她我的医生出国了,她就傻眼了。因为在美国什么事都要找自己的医生,我们两个都不会讲英语,只能面面相觑。我拿出手机给惠瑾打电话,可是没人接,华姐说:“我去她家找她,她老公不是医生吗,肯定认识产科医生。”说完她就冲出去了。

大概二十分钟以后华姐和惠瑾一起回来了,惠瑾说她的手机忘在车上了,所以没听见电话。她问我:“水流多长时间了?”我说大概两个多小时,她说只能打911叫救护车了,然后一脸严肃地打电话。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听见外面有救护车的尖叫声,紧接着门铃也开始尖叫,我紧张得嘴唇都有些发抖,攥着两个手心的汗。

华姐去开了门,进来五个大个子白人,他们一看见我,就打开担架不由分说七手八脚把我捆在上面,我问他们能不能到我知道的那家医院,他们大摇其头,说只能到最近的社区医院。他们把我抬上了救护车,我们呼啸着穿过夜晚的街道,马路上所有的车辆都在为我让路。

到了医院,我直接被抬进产科,医生问我什么我都听不懂,双方都很着急。这时候有个护士跟医生说了几句话,我看见医生点了点头,护士出去了,不一会儿带着身穿白色护士服的惠瑾进来了。原来她和华姐一直跟在救护车后面,但是医院不让她们进来,她们正在外面担心地等待。那个小护士见我跟医生无法沟通,提出叫惠瑾进来当翻译,她才进来了。

医生说我是早产,必须马上做剖腹产手术,因为羊水快流没了,孩子的生命可能有危险。我一听万念俱灰,泪水夺眶而出,难道我来美国生孩子真的是犯了个天大的错误?江维那样反对我都不听,现在怎么跟他交代?

惠瑾安慰我,说医生会尽力,说完我就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还算顺利,我听见了孩子微弱的哭声才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等我睁开眼睛,爸爸和妈妈正关切地盯着我。见我醒过来了,妈妈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她告诉我孩子由于早产,呼吸还有一点问题,正放在保温箱里,过几天才能出院。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问。

“你的华姐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放下电话就上了飞机,守了你一夜。”爸爸说他终于可以到外面抽一根烟了,飞机上、医院里都不让抽烟,憋坏他了。

三天后我出院了,孩子还住在医院的保温箱里,我们都为她揪着心。江维来电话问我们母女俩的情况,我说母女平安。十天以后,女儿真的平安出院了,我抱着她,看着她粉嘟嘟的小脸心里无比温暖。她几乎和我想象的一个摸样,长长的腿像我,白白的脸像她爸爸。

爸爸阴阳怪气地说:“看看这个美国人吧,也没比我们多长一条腿呀。”

孩子满月以后,我们全家一起登上了回国的飞机。离境的时候我拿出女儿的美国护照,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飞机滑行的时候我看着慢慢远去的美国大地,想起这几个月在这里的生活,想起阿湘和所有这里的人,想到将来怀里的女儿可能会重回这片土地开始她的奋斗,我有点不寒而栗。

爸爸好像明白了我的心思:“有什么呀,这个世界上有鸟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我们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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