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价值、特点及引导
——基于四个省份的问卷调查与思考

□任世红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价值、特点及引导
——基于四个省份的问卷调查与思考

□任世红

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之一，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是其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包容性和合法性的重要体现。自由择业知识分子融入与现有政治体系吸纳之间的有效互动，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在态度和动机、形式和途径等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特点，而从经济、政治、文化、自身等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影响和制约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诸多困境和问题。从对策来看，关键是要进一步加强引导:针对成长性差异，加强政治引导;针对结构性差异，加强分类引导;针对制度性障碍，加强组织引导。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

一、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价值考量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主要分布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是我国扩大政治参与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伴生物，也是公民社会发育的参与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必然要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之中，成为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持何态度呢?调查中，对于“您如何评价中共90年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贡献”这一问题，有27．2%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伟大”，20．4%的人选择了“重大”，23．3%的人选择了“很大”，12．6%的人选择了“一般”，16．4%的人选择了“说不清”。可见，大多数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对中共90年的历史贡献持肯定态度，但同时，还有一部分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对中共的领导和执政评价一般或有其他不同的看法。

表1 对中共90年历史贡献的评价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对民主的向往，是他们参与政治的价值追求。调查显示，有35．8%的自由择业知识分子认为在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前提下能够实现人民民主，有21．8%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其余42．4%的人选择了“说不清”。

表2 在坚持中共一党执政的前提下能否实现人民民主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群体是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实践者和受益者。他们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深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而对坚持党的领导和执政有着坚定的信念。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对党的领导的认同，构成了他们主动参与政治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成长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在经济上追求平等竞争，在政治上崇尚民主自由，在文化上向往个性多元，因此，在政治观念上较之传统“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显得较为理性开放。表2数据显示，有64．2%的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对中共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效能持怀疑态度或存在模糊认识。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引导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样将有利于增加他们对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实践的经验和认识，有利于增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有利于巩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二)中国政治体制吸纳新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吴邦国明确表示:“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五个不搞”廓清了中国政治体制与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区别，也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边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胡锦涛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①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就要适应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新形势，把新生社会阶层吸纳到体制内，不断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看法如何呢?在回答“您认为‘五个不搞’符合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吗”这一问题时，有20．3%的自由择业知识分子选择了“完全符合”，有21．8%的人选择了“比较符合”，有21．7%的人选择了“基本符合”，有14．4%的人选择了“不符合”，还有21．8%的人选择了“说不清”。

图1 您认为“五个不搞”是否符合中国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

从图1可以直观看出，大多数自由择业知识分子(63．8%)是认同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的，但仍有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36．2%)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不认同或者认识模糊。因此，积极引导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有序的政治参与，不仅有利于增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认同度，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还有利于扩大我国政治体制的包容力，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

(三)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群体在经济地位得到提升之后，自然会相应地产生政治层面的需求，对自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也有了新的期待。一方面，该群体关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希望及时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走向，希望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环境保持稳定，以利自身事业和工作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还处于攻坚阶段，政府对经济领域干预较多，法律制度不完善，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发育的问题依然大量存在，对此自由择业知识分子都有着切身的感受，因此他们又有推进改革，改变不合理现状的迫切愿望。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开展有序政治参与，是其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径。

调查显示，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业已显现，共同的利益诉求也初现端倪。在回答“您认为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群体当前是否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诉求”这一问题时，持肯定态度的占37．5%，持否定态度的占14．4%，回答“说不清”的占48．1%。这说明，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群体由于共同的生存环境和发展要求，因而在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相对比较容易形成共同的愿望和诉求。另一方面，由于该群体内部结构较为复杂，不同职业、不同行业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要求，加之流动大、变动快等特点，该群体本身还处于不断分化和演变的过程之中，是否能形成较为一致的政治、利益诉求还有待在发展演变中进一步分析和观察。当前是否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诉求? (四)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条件

图2 您认为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群体

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一个经常被学界讨论的话题。由于知识分子较之其他社会群体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因而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知识分子都有着大体相同的期待。知识分子常常被看作是一个关心他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余英时先生说:“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①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许纪霖认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②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无论是“社会良心”，还是“公共关怀”，强调的都是知识分子应具有的人文情怀和社会担当。

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群体是如何看待的呢?在回答“您对‘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一观点持何种态度”这一问题时，选择“完全赞同”的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占12．7%，选择“比较赞同”的占45．5%，两者合计为58．2%。只有20．1%的人不认同这一观点，另有20．7%的人回答“说不清”。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判断，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的熏染而完全功利化，他们中的大多数能超越自身职业或行业利益，运用自身专长为社会服务，为弱势群体鼓与呼，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积极引导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他们反映社情民意、建言献策的作用，有利于增进人文关怀、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表3 您对“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一观点持何种态度?

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

(一)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态度和动机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也因此造就了其双重的政治心态:一方面，知识分子具有改造社会、维护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政治参与意愿较为明显;另一方面，为了掌握独立省察和批判社会的话语权，知识分子又倾向于与政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心态在实践中的表现是: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要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冷漠，呈现多种表现形态的“政治疏离感”。

政治参与态度是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政治参与态度的差异直接影响着政治参与的行为和方式。调查显示，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在政治参与态度上呈现出积极与冷漠并存的态势。一方面，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自由择业知识分子逐渐融入到政治体制内，表现出对国家政治发展的较大关注。在回答“您平常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吗”这一问题时，有12．8%的自由择业知识分子选择了“很关注”，选择“比较关注”的有42．4%，两者合计为55．2%。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关注，往往意味着较为积极的政治参与意愿。另一方面，也有很大一部分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对政治有着一定的疏离感。调查显示，有32．2%的人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关注“一般”，还有12%的人“不关注”。

表4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关注

政治参与的动机则是政治参与行为的内在动力，政治参与动机的差异直接决定着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调查显示，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在政治参与动机上，功利性与公利性并存，具有鲜明的义利兼顾的特点。在问及“您参与政治的最主要的三项目的”时，有28．7%的人次选择“发展经济壮大实力”，有47．5%的人次选择“保障权益维护安全”，有30．8%的人次选择“争取社会的认可”，有21．5%的人次选择“提高地位获得尊重”，有34．3%的人次选择“成就事业实现自我”，有43．9%的人次选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12．4%的人次选择“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经邦济世’的传统，有32．1%的人次选择“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另有3．0%的人次选择“其他”。

表5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动机

从表5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主要动因有三:一是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二是获得社会认可，提高政治地位。三是实现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社会担当。

(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形式和途径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日益活跃，参与形式也日益多样。在回答“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您最希望如何介入政治生活”这一问题时，有15%的受访者选择了“加入政治性组织”，有10．5%的人选择“加强与政府官员的联系”，有28．6%的人选择“以专业特长参与决策”，有3．1%的人选择“直接从政”，有41．5%的人选择了“不想介入政治”。“加入政治性组织”是组织型参与形式，“加强与政府官员的联系”可以看做是接触参与形式，“以专业特长参与决策”实际上是政策参与，而“不想介入政治”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参与冷漠。可以看出，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最青睐的政治参与形式主要有三种:组织型参与、接触参与和政策参与。值得关注的是，选择“不想介入政治”的比例最高，超过了40%，说明相当多的一部分自由择业知识分子自主参与政治的意愿不强，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然，“不想介入政治”并不排除有动员参与的行为。对于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参与，还应加大组织引导的力度，避免因参与冷漠而对现行政治体制产生隔膜甚至受外界政治思潮的影响产生对立情绪。需要说明的是，选举参与是我国公民最基本的政治参与形式，也是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

图3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形式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因职业不同，政治参与形式有较大的差异。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最希望通过参加政治性组织介入政治生活的比例最高，占20．7%，而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的技术人员最希望通过参加政治性组织介入政治生活的比例最低，仅有8．5%。这表明，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对政治组织归属感的要求远远高于技术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最希望加强与政府官员联系的比例最高，占16．2%，表明他们更倾向于接触参与方式，这与他们缺少单位或组织依托有很大关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最希望通过以专业特长参与决策，占38．8%，表明他们更倾向于政策参与方式。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中的技术人员中不想介入政治生活的比例最高，达52．4%，表明“技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疏离感比较强烈。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内部不同职业群体在政治参与形式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性，与他们各自的专业背景、职业特点以及工作环境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应根据不同的群体有针对性地进行规范和引导。

表达利益愿望和政治诉求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因，公民发表意见或建议的途径是各种政治参与形式的具体管道。只有意见或建议表达渠道畅通，各种政治参与形式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调查显示，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平时发表意见或建议最主要的途径依次是:通过网络反映，选择比例为39．2%;通过私下交流，选择比例为32．5%;通过媒体反映，选择比例为22．6%;通过参加各种听证会和座谈会，选择比例为17．7%;通过人大和政协提交，选择比例为17．6%;通过社会团体反映，选择比例为16．4%;直接向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交，选择比例为11．4%。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渠道较为宽广，除了通过社会团体、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及人大政协等传统参与途径以外，还包括网络、媒体、各种听证会和座谈会等新兴参与途径;除了制度性参与渠道以外，还包括私下交流等非制度性参与渠道。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在融入官方主流的制度化参与渠道的同时，也多会选择在网络媒体等公共空间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表7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发表意见和建议的途径

(三)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调查中，受访的自由择业知识分子认为目前政治参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次是:①“渠道不畅通”，选择比例为54．9%;②“政治不公开透明”，选择比例为48．3%;③“制度不健全”，选择比例为47．3%;④“参与作用不大”，选择比例为36．9%;⑤“参与机会少”，选择比例为35．7%;⑥“参与意识不强”，选择比例为27．6%;⑦“参与收益小”，选择比例为8．3%;⑧“参与成本大”，选择比例为7．2%;⑨“其他”，选择比例为1．1%。可以看出，渠道不畅通，制度不健全，参与机会少，是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主要问题。同时，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也要进一步增强参与意识，积极利用现有参与途径增加政治参与的效能。

表8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从问卷调查的数据并结合访谈调研，我们认为，制约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和意愿、政治参与的广度和层次、影响政治过程的力度和效度等都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公民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但是，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总体而言是经济收入较高的社会群体，这为其政治参与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基础，因为“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高些，这些差别确实可以反映出那些较低社会地位的成员在各方面的不利条件，诸如仅享有较低级别的信息和较少的闲暇时间”。①［美］安东尼·奥洛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政治参与的关注。

第二，政治因素。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是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我国政治体制在制度层面上做出了相应调整，把新社会阶层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为其提供了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机制，从而将其包容并吸纳到现行政治体系中来。当然，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是适应计划经济和单一社会结构建立起来的，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机会较之“体制内”知识分子来说明显偏少，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来进一步拓展他们政治参与的空间。

第三，文化因素。任何政治行为的背后，都可以找出文化的影子。我国历史上缺少民主政治的传统，臣属型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官本位”、“人治”等传统观念影响深远。人民当家作主新政权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但历经数次非理性的“左”倾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冲击之后，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热情逐渐冷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知识分子纷纷走出书斋、走进市场，随之而来出现了不问政治、远离政治的“政治冷漠”。当前，功利主义和“意识形态淡化”的价值取向，也成为制约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

第四，自身因素。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具有两方面的有利条件:其一，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能力;其二，经济条件相对宽裕，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动力。但现实政治生活中，自由择业知识分子自身也存在一些影响其政治参与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现为市场化和专业化所带来的的负面影响也会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及社会关怀产生一定的销蚀和消解。在市场竞争的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部分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埋头自身的业务，专注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忘记了自己的思想、道义、价值、根本归宿和存在的意义”②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制约了他们以更宽广的视野去观察和思考社会，“使他们缺乏一种对于社会总体的关注”，“削弱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强度。”③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三、扩大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建议

(一)针对成长性差异，加强政治引导

政治参与的动力来自于利益的追求和价值的体现，政治参与的自觉来自于对政治体制的高度认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在“体制外”成长，党在这一群体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相对薄弱。与“体制内”知识分子相比，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更加复杂多变。由于长期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边缘，容易使一些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缺乏政治归属感，政治疏离感较为明显，政治参与态度上主动与消极并存。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中的不同人群由于成长性差异，造成政治参与的两极分化。统一战线要全面贯彻“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既要抓住利益关系调整这个落脚点，通过反映意见建议、维护合法权益、表彰先进典型，鼓励和帮助他们发展事业，又要强化政治认同这个着力点，引导他们把个人前途和事业发展与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振兴联系起来，增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认同度，从中激发他们关心国事与民生的内在动力。为此，一要广泛加强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联系和沟通，了解和掌握他们政治参与的态度、动机及其变化，积极引导他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要积极引导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自觉履行义利兼顾、扶贫济困的社会责任，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树立理性的政治参与理念。三要加强对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代表人士的培养和选拔使用工作，推进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并通过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代表人士团结其所联系和影响的各方面知识分子群体。

(二)针对结构性差异，加强分类引导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呈现出分层次、多样化的复杂形态，不同群体政治参与机会、参与能力、参与程度不同，对政治参与的满意度迥异。针对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群体的结构性差异，形成多样化、有差别的政治参与动机与行为，要发挥统一战线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优势和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功能，积极引导他们在共同目标任务下各展其长、各得其所，防止以财富多少论政治，防止把政治参与作为利益博弈的竞争场。为此，要在尊重差异、保持特色中加强分类引导:针对律师等中介组织从业人员，顺应其“以专业特长参与决策”的意愿，搭建行业协会参政议政委员会，铺设聘任特约人员、法律顾问职位，吸收他们参与党政机关重大问题决策咨询会、议政会、恳谈会等;针对外方投资企业的管理人员，急需建立相应的新社会组织，通过组织平台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反映诉求，维护权益;针对非公企业的技术人员，应着重发挥其专业技术特长，鼓励他们立足岗位做贡献，要尊重其政治参与的自主性和选择性，引导他们对感兴趣的产业政策、科技创新政策、人才奖励政策等建言议政;针对愿意参加政治组织的人员，要为他们牵线搭桥，与民主党派、工商联、知联会及各类行业组织挂钩;针对处于分散状态下的自由职业者群体，要通过提高他们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把分散的人心及需求汇集起来，纳入到统一战线制度框架中来。此外，要爱护利益驱动型政治参与者的积极性与内在动力，但引导他们不要把参政议政变成利益博弈的争夺场所。而对于那些习惯于网络参与的人群，要规范网络参与行为，提高识别能力，构建预警机制，谨防盲目参与。

(三)针对制度性障碍，加强组织引导

当前，扩大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有序政治参与渠道还不很畅通，制度法规尚不够完善。针对制约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性障碍，要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创新组织形态、丰富民主形式，来拓宽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渠道。一是加强政治资源的合理分配，拓展现有政治体系的空间，增强我国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和整合力，把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人大和政协是我国公民参与国家管理、参政议政的主渠道。适当增加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中各类不同群体的代表和委员比例，既有利于保证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公民权利，也有利于增强人大和政协的代表性。在我国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格局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把新社会阶层中符合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参政的民主党派根据自身特点适当吸收有代表性的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加入民主党派组织，既能增强多党合作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又可以充分发挥多党合作的利益表达和社会整合功能，为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提供参政舞台。同时，要扩大新一代党外代表人士队伍选拔、培养和使用的视野，增强包容性和代表性。二是创新组织载体，拓展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组织体系，把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纳入到组织化的轨道。要建立和完善行业协会参政议政委员会、知联会、归国人员联谊会以及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小组等;对于自由择业知识分子集中的园区、楼宇、社区，加强网格化联系和管理，构建基层参政的组织形式;适应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参与的特点，着力构建和规范网络参与平台。此外，应适当扩大自由择业知识分子自主性政治参与的空间，比如鼓励一定范围内自由组建各种自治性民间组织，拓展他们自主性的政治参与路径。三是完善相应的法规保障，尽快制定出台《商会法》、《行业协会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与《律师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法规相配套的实施意见，保证他们的参与权利落到实处，收到实效。总之，通过组织化的途径，激发自由择业知识分子自主参与的持续活力，打破传统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动员型政治参与，形成自下而上的反映利益诉求的主动参与型的组织系统，改变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个体化、分散性的现象，促进和推动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参与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依法有序地拓展开来，深入下去。□

(责任编辑:黄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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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092(2012)04－0079－08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外”成长起来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工作性质大体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由各类社会中介机构中的律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专业人士构成;二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由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中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的知识分子构成;三是自由职业人员，由自由撰稿人、自由文化人、独立策划人、个体医生、各类经纪人等独立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构成。

2011年7月，为了解我国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和政治参与状况，笔者参与的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社会阶层江苏研究基地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和座谈会相结合的形式，以江苏为基地，辐射全国，选取四个省份进行调研，其中东部地区以经济发达的江苏和广东两省为代表，中部地区以湖北省为代表，西部地区以甘肃省为代表。四个省份总共发放问卷5000份，回收3818份，回收率为76．4%。调查对象基本结构如下:(1)性别结构。男性比例为57．6%，女性比例为42．4%;(2)年龄结构。18－29岁占26．7%，30－39岁占39．0%，40－49岁占25．7%，50－59岁占6．6%，60岁及以上占1．9%;(3)婚姻状况。已婚占72．9%，未婚占23．1%，离异占3．2%，丧偶占0．9%;(4)文化程度。大专以下占7．1%，大专占27．2%，本科占53．1%，硕士占10．5%，博士占1．5%;(5)职业结构。受访对象包括中介组织人员、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的技术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民办学校教师、私营医院医生、民间组织专职人员等。应该说，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并结合调研座谈所掌握情况，本文着重从统一战线的视角对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价值、特点及引导进行初步探讨。

任世红，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