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恒周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300072)
转型期中国城乡人口与用地结构的矛盾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城镇化水平的逐年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镇,他们的就业与生活大部分依赖城镇,却在农村继续保有住宅,有的甚至“旧房未倒,新房照立”。尽管逐年的城市化缩小了农村土地面积,但在不少地区农村宅基地却呈现增长之势[1],这不仅对耕地保护带来了压力,更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究其根源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使用制度,以及缺乏完善的与高速发展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农村宅基地流转与退出机制[2]。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通过引导宅基地合理流转,将废弃、闲置的宅基地纳入市场配置,是提高农村宅基地利用效率、保护耕地资源的有效途径,也是缓解当前城乡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的有力手段,已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与广泛关注[3]。
近年来,随着城乡用地矛盾的凸显,宅基地流转问题已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目前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宅基地流转合理性、社会经济法律制约、制度创新等方面[4-6],而且大多基于宏观层面。实际上,农户作为广大农村投资、生产与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微观行为主体,是农村土地利用的基本决策单元[7]。农户不单单是“经济人”,更是社会“理性人”[8],其宅基地流转决策并非简单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更关注未来生计的发展,追求生存、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综合效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