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天空没有鸟飞过

苏扬

回忆是一个人最为宝贵的东西，尤其对于人生走过了大半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于是，有不少导演都将其对于逝去的某一时期的群体回顾拍成电影问世，其中不乏声名大噪的作品，国外电影有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四百下》，赛尔乔·莱翁内的《美国往事》，马丁·斯科赛斯的《纯真年代》，国内电影有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等等。不同的作品被不同导演赋予了别样的色彩和独特的历史印记，也因此形成了各自渗透着个人经历的影像风格，有的狂烈奔放，有的含蓄柔和，有的理智压抑。顾长卫的《孔雀》，作为作者回顾七十年代生活的导演处女作，于2005年斩获第55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仿佛一只貌不惊人的孔雀蓦然间展翅开屏，在流泻一抹异色的同时，也引起了无尽的舆论反响和关注。那么，《孔雀》究竟是一副怎样的面孔呢？下面我们将就这一影片做简要的分析。

一.苦难的足迹

顾长卫曾经在某次访谈中意味深长地阐述了《孔雀》想要表达的主题：“在这部影片中，我们表达的是对普通人的敬意，我们不想让理想幻灭。理想虽然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它在你生命中的延续。”①换句话说，《孔雀》讲述了一个理想不灭的故事。虽然故事的主人公只是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一家五口，但无论他们遭受了何种挫折，心中的理想仍然高昂。对于这种解释，我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在我看来，《孔雀》可说是一个因理想幻灭而处处见苦难的故事，由于故事取材自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故悲剧得不够激烈，不够震撼，不够彻底，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所呈现的灰色意义。

苦难贯穿于《孔雀》的全篇，这和当代先锋作家余华所抒写的“苦难意识”不谋而合。九十年代，余华开始寻求对世界的秩序与意义的解释,从“形式先锋”走向“意义先锋”。他一方面深入揭示人性深处丑恶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冷峻地面对着现实人生中的苦难与不幸，以此对当代的个体人生、生存情况和人性境遇给予了关注，尽力回到最本原的的原始状态。而在《孔雀》里，苦难意识的表达是缓慢的，随意的，但又是突然的，犀利的。

举例来说，姐姐高卫红是着墨最多的一个人，她被母亲安排去幼儿园工作，很快因工作疏忽被辞退；想当伞兵，却遭到家人的反对；遇到拉琴老人后，想获得一份真正的父爱，却被老人的儿子儿媳教训了一顿，还冠上了“狐狸精”的绰号，音乐梦想也随之破灭；多年后，姐姐遇到少女时期暗恋的军官，可惜故人已被时光打磨得颓唐平庸，伤心的她在西红柿摊边无声哭泣。从这样的故事架构中，我们可理解为姐姐一共有四个理想：伞兵梦想，父爱梦想，音乐梦想，爱情梦想，其中伞兵梦想是其中着力刻画的内容。姐姐和她暗恋的军官打乒乓球，并想借此获得军官的支持，然而这只是姐姐的一厢情愿。用“分胜负”的方式藉此获得男性的支持，唤起男性的关注，结局只能失败。这是对男性社会中男权的挑衅，不仅打击了其权威性，还挑战了男性的自尊，或许这也是军官理所当然拒绝她的原因。军官随部队离去，姐姐的爱情之梦暂时中止，回家以绝食抗议，却被家人一拥而上抓住胳膊抓住脚地狼狈地吃了馒头。当姐姐巧思妙想地用布匹做成降落伞用自行车拖着旖旎地经过大街小巷时，却被歇斯底里的母亲一把揪住降落伞，母女二人一同跌落在地上，姐姐的伞兵梦想真正幻灭。母亲本应是慈爱温暖的象征，在这里带给姐姐的只有冷漠和羞辱，母亲牢牢牵制住姐姐，摔落她的伞兵梦，也将她摔回地面，或者可以这样说，母亲是一个“庸众”的代表，而姐姐便是“狂人”，“‘狂人’的见解越是卓越超群，在别人眼中便越是显得狂乱，他从而也越是遭到冷遇并被迫害所包围”。②随后，姐姐想从拉琴老人那里获得温情，却被老人的儿子儿媳狠狠教训了一顿，老人也因此想要自杀，即使《孔雀》没有继续讲述后续如何，想必老人的家人也将姐姐家闹得满城风雨。精神上失去支持，名节也受到影响，姐姐更加孤立无助，只得随便嫁人了事。这进一步印证了李欧梵的悲剧性结论：“个人越是清醒，他的行动和言论越是会受限制，他也越是不能对庸众施加影响来改变他们的思想。事实上，‘狂人’的清醒反而成了对他的存在的诅咒，注定他要处于一种被疏远的状态中，被那些他想转变其思想的人们所拒绝。”③即使到了多年以后，当姐姐笑着对暗恋的军官说“你会永远爱着我”，也只得到军官木然而不解的眼神，当爱情理想破灭，姐姐便是真正意义上被放逐、被孤立的人，尽管内心深处淌着血，也只能麻木地过着她曾经蔑视的庸俗生活。

二.世俗的泥淖

鲁迅曾言道：“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娜拉走后怎样》）。在生活中，当一个人做一件事时，周围总会有那么一群人对于这件事持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没有几个人对这件事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件事情最终的成败也不仅仅取决于做这件事的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的影响。这就是群体的力量。群体的影响力有时是一种助人前进的武器，有时便会成为阻碍人和事物前进的绊脚石。在电影《孔雀》中，“群体”便是阻挡主角实现理想、达成自己的目标的荆棘。

在姐姐的故事里，阻碍姐姐追求伞兵梦的群体包括军官、胖女孩和她的姐姐、姐姐的母亲。在军官拒绝姐姐比赛的请求后，姐姐看到军官和胖女孩打兵乓球玩得比和自己还起劲、还亲热，胖女孩的姐姐喂军官吃西瓜，军官也“笑纳”了，这都是对姐姐的讽刺，因为就是胖女孩他们问姐姐是不是和军官关系好，并希望她“关照”胖女孩，现在却比她更早一步接近军官，更讨好军官。姐姐过分直白，不懂得迂回的道理，也难怪她会气得将送给军官的烟酒抛入水中，她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军官背叛了她，不再“爱”她了。姐姐的自制降落伞在街道徜徉，是姐姐伞兵梦的高潮，这样一种精神上的胜利很像鲁迅所说的“阿Q精神”，即使知道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这也是消解心中痛苦的一个方法。然而母亲强硬的一拉却将姐姐连同伞兵梦一同堕入黑暗，并将姐姐推向灰败而庸俗的生活。

从伞兵梦的破灭至拉琴老人的离去，姐姐的蜕变由浅入深，群体的阻碍更加顽固。拉琴老人家人对姐姐的教训让她在工作单位变成了他人的笑柄，这不仅仅是面子的问题，更严重破坏了姐姐的名节。在当今社会，一个人被说成“小三”也是很难原谅的事情，更不用说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文革刚刚褪去热潮不久，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却依旧存在，人的心境正如文革时所穿的“蓝一色”一样，严苛、死板，难以抽离萧条肃杀的批斗气氛。当一个人犯了错，群众下意识就会用文革所独有的矫枉过正的眼光审视他，在这种情况下，姐姐所承受的压力并不仅仅来自拉琴老人的儿子儿媳，还有她周围认识甚至不认识的群众，这样的压力在文革时期已致使许多坚强的人自行了断生命，姐姐再坚强也很难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舆论声浪。海明威说：“你可以打败一个人，但永远无法消灭他。”姐姐没有被消灭，她依然如常人般生活着，然而她的精神理想已经被生活的残酷所打败，被节节进逼、或直接或间接反对她的群体所打败。就如同一朵洁白的莲花，再出淤泥而不染，如果没有充足的阳光，适量的雨水，也会渐渐枯萎，融入世俗的泥淖之中。

哥哥的存在是阻碍妹妹弟弟追求理想的又一绊脚石，他虽然智商比别人低，却是生活中的成功者。对于欺负他的人，他懂得买烧鸡讨巧，而对妹妹让他为自己报仇一事，只说“不关我的事”；在家中他独享父母的宠爱，就连大家平均分糖吃也会多霸占几块原本属于弟弟妹妹的糖，并很有闲情逸致地将糖喂给他喜爱的白鹅，毫不在乎弟弟妹妹的情绪；他爱慕工厂女工陶美玲，激将母亲为自己说媒未果，便与一名乡村女孩结婚，将自己的狡猾自私更加发扬光大，“赚了的钱只给自己花”，将日子过得蒸蒸日上；当昔日欺负自己的人向他借钱时，他从容大方地将他们曾给他的香烟装了满满一盒还给他，这样的手段绝不是一个傻子、白痴所能想出来的计策，他才是真正的大智若愚。也就是说，哥哥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为自己开辟了宽阔的道路，然而过于庞大痴肥的身躯却阻碍了弟弟妹妹追求平等自由的生活，尤其是瘦削孱弱的弟弟。

弟弟如他自己所说永远“沉默得像个影子”，他老实、乖巧，不像姐姐一般出格冒进，也不像哥哥那么狡猾势利。他在澡堂服侍哥哥洗澡，哥哥被人欺负羊癫疯发作，他便赤裸上身跑出澡堂求援，被自行车撞倒在地上，卑微可怜得让观众也于心不忍。这一幕揭示了弟弟在家庭中渺小的地位，也为之后的情绪爆发做铺垫。弟弟因智障的哥哥来学校送伞，并在女厕所偷窥而遭到所有同学的耻笑，他在崩溃中也加入了殴打哥哥的行列，他那被家庭长期扭曲的灵魂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为了让同学不鄙视自己，弟弟让果子穿上警服冒充自己的哥哥，而当同学将其识破，并把他和他的姐姐哥哥一同耻笑时，他唯一的希望便寄托在那个不嘲笑他的女同学身上，岂料她仅仅是同情他，也将他当成“小骗子”。绝望中弟弟想毒害哥哥，却被父母发现，矛盾的加剧让弟弟画裸体画来抒发内心复杂的痛苦，却也因此被父亲永远赶出了家门。弟弟的痛苦在于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关心他，爱护他，没有一个人尊重他的想法，把他当个人，他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哥哥的附属品。阻碍弟弟的群体包括哥哥，弟弟的同学和父亲母亲，其中最大的负面力量便是父亲母亲，他们理所当然的对哥哥的袒护包庇，对姐姐弟弟而言是极其深重的伤害。试想一下，如果父亲母亲没有那么溺爱放纵哥哥，而是把爱平等地分成三等分，那么哥姐弟三人之间也是公正平等的，弟弟不必像仆人一样服侍哥哥，更不会因为有这样的哥哥而自卑，即使哥哥来送伞依然被当做偷窥狂，弟弟便会及时地制止同学辱骂哥哥，殴打哥哥，不会因为膨胀过度的虚荣而找来果子，不会因为过分扭曲的心灵给哥哥下药。

姐姐和弟弟较为亲近，导演为他们在多年后安排了一次独处。二人一同去街上，姐姐遇见她少女时期暗恋的军官后，终于忍不住在挑西红柿时压抑地痛哭，弟弟看见了，却什么都没有问。并不是因为弟弟不懂姐姐心中的痛苦，而是长期贫瘠困苦的生活让他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失去质疑的力量，只得逆来顺受，随波逐流，对自己的生活尚且如此，哪里还有心情在乎别人的所思所想呢？姐姐和弟弟这两个人物，如同现代作家袁犀在《遥远的夜空》中的主人公所感到的那样，“意识到自己身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现实却似无涯的‘泥淖’，是一种‘卑污的生活’，其间形成的强烈反差，使他的灵魂在痛苦中挣扎。”④所不同的是，姐姐和弟弟早已随时间的流逝而干涸了心中的理想，无力再直视自己的现实处境，只能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而黝黑柔软的泥淖，也终于将他们牢牢吸附。

三.结语

与其说《孔雀》所讲述的是七十年代河南安阳一家五口的生活，不妨将其看做顾长卫对七十年代群体的历史回顾。“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位置是渺小的，但是以追溯心灵历程的方式，历史的面貌会在普通人物悲欢离合故事的背景里浮现。这里外在的是个人情感与社会生活的场景，而历史只是舞台后面一种抽象的存在。”⑤为拍摄《孔雀》而特意建造的古旧建筑，让影片始终沉浸在一片青灰色的氛围里。清淡而平实的音乐，欢快却也掠过忧伤的小调，娓娓道来七十年代时而压抑又时而游离的旋律基调。对于《孔雀》的主题，大家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认为结尾处冬天的孔雀开屏只是牵强附会地呼应片名，毫无必要。我认为《孔雀》的主题就是那只迟迟开屏的孔雀。孔雀是鸟类，但它不能飞，只能偶尔徒然地拍拍翅膀，做出振翅欲飞的样子，然而它笨重的身体却始终无法飞上云端。归根结底，孔雀就是俗世的鸟，也可以说是世俗的鸟。它象征着姐姐和弟弟，尽管内心深处心比天高，但无法凑成飞翔的基本要素，家庭、周遭的人，甚至自己，都是导致自己沦陷的诱因，苦难荆棘遍布生活，想要反抗但力不从心，渐渐地，在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与世俗融为一体，最终忘记自己是一只鸟，即使开屏，也是刹那的心血来潮，因为它连应当开屏的季节都不知道。结合上文所述，《孔雀》绝非是一个对特殊时代的简单回忆，而是表现了生活的残酷与梦想的遥不可及。在这一过程中，人努力挣脱生活的羁绊，让心中的理想飞翔的过程就像是孔雀，既是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也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一个部分，虽然孔雀并没有翱翔于天空。

注释：

① 何文琦：《<孔雀>冷静讲变迁，顾长卫对普通人表达敬意》，《深圳商报》2005年 2月 18日。

②③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26页。

④朱寿桐：《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下卷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75页。

⑤王海洲：《镜像与文化：港台电影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