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的分化

2012-10-30 11:51唐善生
华中学术 2012年1期
关键词:标引言说语法

唐善生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语言学研究

“要说”的分化

唐善生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要说”从动词短语到最终发展为话语标记,中间经历了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复杂过程,是句法、语义、语用和认知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语言主观性的要求。“要说”大致分化为四大类:情态言说“要说1”、关联标记“要说2”、话题标记“要说3”和话语标记“要说4”。本文主要从历时的角度详细分析了这四类“要说”及其小类演变的具体脉络。

词汇化语法化演变路径

一、引 言

近年来,“X说”类词语的词汇化和语法化问题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董秀芳(2003)讨论了一些具有词汇性质的“X说”,分析其词性、功能和形成过程;李秉震(2009)通过对“说”类话题标记历时演变过程或者所展现的共时多义性,描绘了该类词的语义关系网络;李宗江(2007)对作为话题标记的“要说”进行了讨论,指出了话题标引成分“要说”的来源和可能的去向,不过他没有具体分析其演变途径。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历时的角度分析“要说”的分化和具体的演变路径。

二、“要说”的共时描写

李秉震(2009)将“要说”分为六类:意愿言说、将然言说、假设、假设关联词、转化话题标记、话语标记。根据其性质和功能的不同,我们将“要说”归纳为四类:情态言说“要说1”、关联标记“要说2”、话题标记“要说3”和话语标记“要说4”。

(一)情态言说“要说1”

作为助动词的“要”和言说动词“说”组合成动词短语“要+说”,其用法有三种情况:

1.意愿言说

(1)你不让我说,我也要说。

(2)有些事情爸爸不说,但有些事情爸爸执意要说,那是政治问题和原则问题。(人民日报,1993)

2.应然言说

(3)说话要说真话,办事要办实事,做人要做强人。(人民日报,1993)

(4)稽查人员查封账号要说好话,一句话说不好,一个环节关照不周,就有可能造成查补税款无着落。(人民日报,1994)

3.将然言说

(5)今天,我要说一件关于张闻天同志与遵义会议的事情。(人民日报,1994)

(6)我猜出他要说什么,马上接着说:我不怪你,你也没有遗憾!(人民日报,1998)

意愿言说是指想要说、有说的意愿;应然言说是指应该说、必须说而不是可说可不说,在原则或条件上做了要求,还不涉及执行“说”这个言语行为;将然言说是指将要、打算或可能说,为将来时,现在也还没有完成“说”这个动作。这三种情况有一个共同点,即其言语动作“说”都还没有执行或完成,也就是说,动词短语“要说”表示未然,具有“非现实性”。表情态的“要”与表言说义的“说”组合后,都处在句法结构的核心位置,充当句子或句法结构中的谓语。

(二)假设关联标记“要说2”

作为关联标记的“要说”有两种情况:

一是假设言说关联词,相当于“如果说”、“要是说”,其中“说”一般不能省略。例如:

(7)然而要说解放后的科威特人已经完全走出了那场战争的阴影,显然是不对的。(人民日报,1995)

(8)要说他眼神差,他从不戴镜子,可为嘛记性这么差?(冯骥才《市井人物》)

这里“要说”表假设,起关联作用,位于分句的开头,“说”带有极弱的言说义。

二是单纯的假设,相当于“要是”、“如果”。例如:

(9)你要说到那个时候还不肯答应,那就太不仗义了。(转引自李秉震2009)

(10)我说:“听说现在有新规定,买到假货可以要求加倍赔偿。”“这个我倒是听说过,但我们工商所不管这个事,你要说退货,那我们还得把商店的人叫来调解一下。”(《王海自述:再次挑战京城商家》)

这两例中“要说”相当于表假设的“要”。没有“说”句子也能成立,分句间关系不变。

(三)话题标记“要说3”

(11)要说当干部的感受,那话头就长了,可以说酸、甜、苦、辣、咸一应俱全。(人民日报,1995)

(12)要说传统,“好八连”曾有“三件宝”——纸糊信封、草鞋、针线包——这是八连艰苦奋斗精神的象征。(人民日报,1995)

例(11)(12)中“要说”后名词性成分是它标引的话题。当然,谓词性成分也可充当话题。例如:

(13)要说对待儿媳呀,哪儿也没有这么恶毒的婆婆。(周立波《暴风骤雨》)

(14)这个同志要说不足,就是统筹协调能力可能差了些。(引自李宗江2007)

这里的“对待儿媳”、“不足”都是谓词性成分,其中例(14)标引的是个次话题,因而不在句首。

作为话题标记“要说”的假设义减弱,一般位于句首,有增加话题性、突出话题身份的作用。“要说”标引的话题和述题之间常用逗号隔开。

(四)话语标记“要说4”

(15)要说日子是越过越好了,吃的、穿的、用的都不愁。(人民日报,1998)

(16)要说,还是凤阳县电信局雷厉风行,接到任务,立马就替小岗村家家户户装上了程控电话。(北京大学语料库)

(17)母亲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可也是。要说呢,我更喜欢索瑶。心眼好。……”(梁晓声《表弟》)

这里的“要说”具有如下鲜明的特征:1)语音上,“要说”之后可以停顿,也可以加语气词“啊、呢”等变成“要说啊、要说呢”等,如(16)(17)。例(15)虽然没有用逗号隔开,但语感上明显是在“说”后停顿,不是在“日子”后停顿,因为这里的“日子”不宜看成“要说”标引的话题;2)句法上,“要说”常出现在句首,也可以移到主语之后,位置灵活,相对独立,不充当句法成分;3)语义上,即使删除句中的“要说”也不影响语句的命题内容,不影响我们对句子的理解;4)语用上,“要说”具有篇章衔接功能,同时有一定的主观化倾向,表明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可见,“要说”具备了话语标记的基本特征。

三、“要说”历时演变及其途经

(一)从意愿言说到将然言说

“要说”作为动词性短语使用,始于五代。例如:

(18)能求七宝为高坐,要说莲经有甚难。大王道:“朕若在位时,富贵难喻。楼台玛瑙修,阶道琉璃布,黄金作栋梁,白玉为椓(椽)柱,窗牖水精妆,门户摩尼作。”(五代《敦煌变文集新书》)

该例中的“要说”与前句的“能求”对应,是动词性短语,在句中表示意愿言说。“要说”作为动词性短语的用法到北宋、明朝时得到广泛使用。例如:

(19)如九卦,只是偶然说到此,而今人便要说,如何不说十卦?(南宋《朱子语类》)

(20)李勉方待要说,不想店主人见他们五人五骑……(明朝《醒世恒言》)

例(19)中的“要说”是表意愿的“说”,“要”是想要、打算的意思,“要说”是“要”和言说动词“说”的组合,是动词性短语,在句子中充当谓语。例(20)中的“李勉方待要说”意为李勉正等着准备说,句中的“要说”是将要说、准备说的意思,“要”表将来义。

“要说”从意愿言说到应然言说再到将然言说,主要是由“要”的语义演变决定的。最初的动词性短语“要说”表示句中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这一主体在句法上通常表现为指人的名词、代词或疑问代词,主语具有[+有生性]语义特征。当“要说”表示意愿言说义时,是表示说话者想要说,有“说”的意愿和打算,但还没说,即还未发生,“说”这个动作是说话者想要在将来时里做但现在时里还没做的。言说动词“说”如果是主语的自主行为,此时的“要说”就是意愿言说;当“说”这个行为不是主语的自主行为时,“某人要说X”就是说话人的推测和判断,由此就产生了应然言说的“要说”。由于所有的“要”都必然含有“非现实性”特征,所以“要说”中必然隐含(imply)“将来”的时态特征(古川裕2006)。特别是当“要说”主语不再具有[+有生]的语义特征时,其隐含的将然意义就得以突显出来。“要说”的意愿言说义就发展出将然言说义。南宋时就已出现“要说”表将来的用法。例如:

(21)敬夫高明,他将谓人都似他,才一说时,便更不问人晓会与否,且要说尽他个。(南宋《朱子语类》)

(22)及至欧公,早渐渐要说出来。(南宋《朱子语类》)

(23)问:“里仁为美”,孟子引用,自要说下文“安宅”。(南宋《朱子语类》)

例(21)与“要说”与表将来的副词“且”连用;例(22)(23)中“要说”都是将要言说的意思。

(二)从情态言说到关联标记

查询北大语料库发现,假然言说关联标记的“要说2”最早出自南宋。例如:

(24)性最难说,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南宋《朱子语类》)

(25)自今观之,要说他自不识,安能知欧阳永叔,也得。(南宋《朱子语类》)

仔细体会,这两例中的“说”的意义有所不同。(24)中“说”的言说意义很强,要重读,“要说”应该分析为“要+说VP”,“要”表假设的意义。(25)中“说”的“言说”意义很弱,语音上也有所弱化,因此这里的“要说S”应分析为“要说/S”。这里“要说”是假设言说关联标记,近似于现代汉语里的“如果说”。这两例虽都表假设,(24)的“要说”不能用“如果”替换,(25)中“要说”却可以用“如果”替换。

在明清时期表假设的“要说”被广泛使用。例如:

(26)大圣道:“哥要说打,弟也不惧,但求宝贝,是我真心,万乞借我使使!”(明《西游记》)

(27)要说打他,我就敢说誓,实是一下儿也没打;要是衣服饭食,可是撙当他来。(明《醒世姻缘传》)

(28)这个当儿,要说我不用这块石头了,断无此理;若说不用你给我搬,大约更不会行。(清《侠女奇缘》)

表假设言说的“要说2”是从情态言说“要+说1”逐步分化出来的。例如:

(29)他要说为人谋而不尽心为忠,伤人害物为恕,恁地时他方说不是。(南宋《朱子语类》)

“为人谋而不尽心为忠,伤人害物为恕”是说话人推测“他”会说出的话语,即“要说为人谋而不尽心为忠,伤人害物为恕”应当分析为“要+说/为人谋而不尽心为忠,伤人害物为恕”。言说动词“说”的宾语部分(引语部分)是说话人的推测,推测就是一种虚拟,不一定是事实,从推测很自然发展出假设义。这里的“说”是不能省略的,由于“说”的言说意义有一定程度的虚化,“说”可认为是一个认知动词,“要说”相当于“要认为”。于是,表情态言说的“要说”就逐步分化出相当于现代汉语“如果说”的表假设言说的关联标记。

纯粹表假设的“要说”是现代汉语中才出现的用法,出现较晚。它是假然言说的“要说”进一步分化的结果。当假然言说的“要说+引语”中引语部分和句中“说”的主语能构成陈述与被陈述的关系时,“说”的语义就完全虚化,“要说”就等同于表示假设的“要”,这样就成了单纯表假设的关联词语。例如:

(30)如今人已经住进来,饭已经同桌吃了,活儿已经挨肩儿做了,我要说不愿意,您这台阶怎么下?(邓友梅《烟壶》)

“不愿意”是说话人自己的假设。“不愿意”与“我”之间可以构成主谓关系。根据常识,一个人“说不愿意”,往往意味着他在实际行动上也不会愿意。此时的“说”的言说义就不再那么重要,因此去掉(30)中的“说”,句子仍然成立:

(31)如今人已经住进来,饭已经同桌吃了,活儿已经挨肩儿做了,我要不愿意,您这台阶怎么下?

很明显,纯假设的“要说”比假然言说的“要说”虚化得更彻底,已经完全词汇化了。

(三) 从假然关联词到话题标记

到了清代,“要说”标引话题成分已经比较典型和专门化了,虽然用例不是很多。例如:

(32)(他)便把老鼠赶下,说道:“这一种玩意儿,就叫作铜钱眼里翻跟斗。要说铜钱这样东西,它的魔力才厉害咧,不但使人翻跟斗,还可使人荡秋千哩。” (清《八仙得道》)

(33)王天宠一听,愣了半晌,说:“哎!此时我顾大哥一死,我又是人家都认识的。要说英雄,我也不知哪里有英雄。……”(清《康熙侠义传》)

这里的“要说”都可用“说到”、“就……来说”这类典型的话题标记替换。

作为话题标记的“要说”直到今天仍被广泛使用。

刘丹青(2007)曾指出:话题标记与条件标记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也反映了话题与条件句在语义属性上的高度一致性。吕叔湘(1990)认为:跟假设意义相关的“要讲”、“若夫”、“至如”、“至于”这几个词的假设之意虚弱,它们的主要作用在于另提一事,其作为话题标记的功能突出,“要说”近似“要讲”。 不过,话题标记“要说3” 并不是从假设言说关联标记“要说S”直接发展而来的,而是从“假设评说某事”这一假设条件中演变而来的。例如:

(34)按着事从跟脚起的规矩,要说八仙之事,竟不能不借重这两位龙君,作个开场的引子。(清《八仙得道》)

例(34)中“说”后带上的是体词性成分。这里的“说”具有言说、评论、评说的意义,因此它与假设关联标记“要说”不同。假设关联标记的“说”与“要”固化了,“说”的言说意义很弱。而这里的“要说八仙之事”的意思是“如果言说或要言说八仙之事”的意思,“说”在这里要重读。如果后续分句是说话人的评述,前后分句之间就可以看成是话题与述题的关系。这样表假设“要+说NP”标记就演变出假评述某一话题的用法。例如:

(35)要说甚么衣服饮食之类,十分没有一二分到的妻子身上。(明《醒世姻缘传》)

查询北大语言研究中心的语料库发现,(35)这一近似话题标记的用法在明代仅此一例。仔细分析,这里的“要说”还不是真正的话题标记,“说”在这里仍有点言说、提及的意义,但“要说”后的分句是评述分句。当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句首,高频率使用以后,假设评述某一话题的“要+说NP”就演变为话题标引成分“要说+NP”。这样,“要说”就演变为话题标记了。如例(33)(34)中的“要说”都是典型的话题标记用法。

由于“要”具有提出假设条件的作用,条件部分有可能就是后一分句要评述的对象,因此假设的评述(或言说)对象(常常是名词性成分,但不限于名词性成分)很容易成为说话者评述的话题。随着假设评述义的减弱、话题性的增强,假然言说的“要/说NP”逐步就发展成为话题标记。

我们认为,从假设标记演变为话题标记,“要说”主要经历了以下变化过程:

要/说NP→要说/NP

(四)从话题标记到话语标记

李宗江(2007)认为话语标记“要说”是近一二十年才产生的。我们发现民国时期就有“要说”作为话语标记的用法。例如:

(36)苏仲武道:“梅子对我的意思,自然是真切,不然我也不为她来找你了。不过我看她还像不懂人事似的。要说她真不懂人事,我拉她到房里来玩笑,她又不肯,一般的也怕她母亲知道。(民国《留东外史》)

(37)然后每人拿着一个大空碗,拿着筷子,伸手掐起四五个馒头,站在锅台前说上一句:“靳师傅,给我来碗肉。”要说这牛肉给的不少,可靳师傅的大勺盛两勺才能把这大瓷碗盛满。(民国小说《雍正剑侠图》)

例(36)中“她”不是话题,因为停顿在“说”的后面,且“她真不懂人事”已经是旧信息了,前面已说到“不过我看她还像不懂人事似的”,因此这里的“要说”的作用不是标引“她”,然后引出新信息。语感上,停顿也应该在“要说”后。例(37)中“要说”如是话题标记,标引的应该是“这牛肉”。但是我们觉得把它处理为话语标记似乎更好,因为:这里的“要说”不充当句法成分,删除后也不影响句子的真值。“要说”后可以添加上语气词“呢”,还可以停顿,位置也较为灵活,可以移到主语之后,如“这牛肉,要说(呢),给的不少”。这个“要说”的语义管辖范围是整个小句,不是“牛肉”,相当于“按说”、“照说”。

下面两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

(38)甘老侠说道:“海川,我们是江湖无辈,绿林无岁,肩膀儿齐为弟兄,要说论年龄、论能为,以及江湖路上的威望,于老侠才是我们大家的前辈。”(民国《雍正剑侠图》)

(39)反正这一套掌法,要说一气练下来也真不容易,你记三招,他记五式,为师不在的时候,你们大家伙儿往一块攒,往一块练,为师在的时候给你们指点。(民国《雍正剑侠图》)

例(38)中“论年龄、论能为,以及江湖上的威望”本身就引出了话题,何必要一个“要说”呢?如果用“要说”标引话题的话,应该说成“要说年龄、能为,以及江湖路上的威望”,且“要说”的语义管辖范围是其后的小句。例(39)中“要说”出现在“这一套掌法”之后,且“一气练下来”或“一气练下来也真不容易”也不适合充当“要说”的话题,因此这里的“要说”也只能作话语标记理解。

可见在民国时期,“要说”作话语标记的用法已经产生了,只不过在形式上与话题标引成分基本相同,只是在书面上“要说”后没有用逗号隔开。“要说”的话语标记和话题标记用法有以下的区别:

其一,停顿不同。话题标记是在话题后停顿;话语标记是在“要说”后停顿。

其二,辖域不同。话题标记“要说”管辖话题成分,通常表现为体词性词语;话语标记管辖的是小句或句子。

其三,信息结构不同。话题标记中,话题常常是旧信息,述题是新信息;话语标记中,整个小句都可以是旧信息。例如:

(40)“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碰上凶猛点儿的野兽也是麻烦。”是旧信息“要说可也是,不过呀,我是走熟啦,也不显了。”(民国《雍正剑侠图》)

“可也是” 指的是“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碰上凶猛点儿的野兽也是麻烦”,是旧信息可以变换成“要说我这么大的年纪,碰上凶猛点儿的野兽也是麻烦”,且这里“要说”没有出现标引的话题,也难以补上合适的话题成分。

其四,作用不同。话题标记的作用是引出话题,目的是向受话人传递新信息;话语标记是说话人主观态度和主观推断的形式标记。

李宗江(2007)指出,话语标记是从“要说”标引零话题发展而来的,但他并没有分析其具体演变历程。我们认为话题标记“要说”发展为话语标记经历了如下演变过程:

要说NP,S→要说NP(旧话题),S→要说(零形式),S→要说,S

“要说”标引的话题有的是新话题,有的是旧话题。新话题就是说话人在对话或篇章中首次引进的话题,而旧话题是已在对话或篇章的上文中出现过的或是从上文中可以推断出来的话题。如果是新话题,用“要说”标引就得用“要说NP,……”的形式;如果是旧话题,当说话人认为没有必要突显或强调这个旧话题时,就有可能用零话题的形式,即“要说()……”的形式。例如:

(41)“嗨!他们怎么不怕把咱俩饿坏了呢?”“要说也对,这坏事包和臭豆腐,一个好东西也没有!”两人刚商量好,张旺和孔秀跟上来了。(民国《雍正剑侠图》)

这是两人的对话,“要说”后没有出现话题成分,是零形式,可以看作是零话题,如果补上,可以是“要说这话吧,也对”。

“要说”后没有出现名词性成分充当话题,这个零话题就需要在上文去寻找,当说话人认为没有必要用“要说”来强调和突显该话题时或是难以在上文找到合适的旧话题时,“要说”标引零话题的作用就进一步减弱了,相反“要说”后的部分的主观性增加。这样,话题标记就演变成标明说话人主观态度或推断的主观化标记。例如:

(42)这一天,他来了以后,从北面看了看四下无人,就打城根这边越墙而过。要说诸葛建真有胆子,蹑足潜踪可就往南来了……(民国《雍正剑侠图》)

(43)1993年8月,经人介绍,有根与服装厂女工青苗结了婚,小两口恩恩爱爱,和和睦睦,日子过得也算甜蜜。要说,李大妈应该满足了,不料,一向溺爱孩子的李大妈,却担心如胶似漆的夫妻生活会损坏儿子的身体。(引自李宗江2007)

例(42)中“要说”的话题是“诸葛建”,由于“诸葛建”已在上文出现,说话人认为没有必要强调,可以认为这里“要说”后的话题是空位。“要说”就没有起到标引话题“诸葛建”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要说”就被重新分析为话语标记。例(43)中“要说”后用逗号隔开,没有出现明确的话题。“要说”前是前提,“要说”后“李大妈应该满足”是说话人的推论。这里的“要说” 是标记明说话人主观推论的形式标记,相当于话语标记(语法上称为独立成分)“按说”。从这个例子仍可以看出,话语标记与旧话题的零形回指有密切的关系。

近几十年,“要说”的话语标记用法上更为典型,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要说”后通常有明显的停顿,书面上用逗号隔开;二是“要说”后还可以带上“呢”、“嘛”等语气词。例如:

(44)大爷感到这个人物很费解,想了半天才说:“要说嘛,这人不像个汉奸,家里也贫寒。……”(李晓明《平原枪声》)

(45)要说,这压岁也是古已有之的事。过去,年来了,做爷爷奶奶的买几块布,给孙子孙女一人缝件棉袄罩衣……(人民日报,1996)

(46)再回来就不容易捞上实缺了,花点银子不过是想尽快回去当官。要说呢,其中也有正人君子,可就是他们,也得走这一条道!(电视剧《乔家大院》)

话语标记“要说”是从旧话题的零形回指发展出来的。从话题标记到零形话题标记再到话语标记是一个连续统,其发展历程就是其话题标记功能逐渐减弱,主观性标记功能进一步增强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零话题形式本身就是“要说”的话语标记用法,因为说话人一旦采用这种零话题或较模糊话题标记(要说N+VP),“要说”标引话题的功能就被大大地弱化了。

四、小 结

下面对本文主要观点作一个小结。

1.“要说”由最初的动词短语,演变为话语标记,中间经历了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复杂过程。词汇化和语法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词汇化的过程常常伴随着语法化,语法化不一定会形成词汇化。“要说”的历时演变及词汇化程度图示如下:

意愿言说 → 将然言说

(动词短语) (偏正短语)

假然言说 → 话题标记 → 话语标记

(跨层结构) (词汇化) (完全词汇化)

假设言说关联词

2.“要说”的语法化和主观化程度沿以下系列从左到右依次增强:

意愿言说-应然言说―将然言说―假设关联标记―话题标记―话语标记

3.“要说”的分化和语法化,是句法、语义、语用和认知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要”和“说”的语义引申和虚化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要说”的词汇化和历时演变正是语言主观性的表现。限于篇幅,“要说”词汇化和语法化的产生机制将另文讨论。

注释:

[1]董秀芳:《“X说”的词汇化》,《语言科学》2003年第1期,第46-57页。

[2]董秀芳:《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世界汉语教学》2007年1期,第50-61页。

[3]古川裕:《关于“要”类词的认知解释》,《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1期,第18-28页。

[4]李 明:《论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载吴福祥、洪波主编《语法化与语言研究》(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50-369页。

[5]李雪平:《假设兼话题标记“X说”的形成探析》,《汉语学习》2010年第4期,第32-35页。

[6]李秉震:《“说”类话题转换标记的语义演变》,《中国语文》2009年第5期,第422-423页。

[7]吕叔湘:《吕叔湘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21页。

[8]李宗江:《话题标引成分“要说”的由来和去向》,载沈家煊、吴福祥主编《语法化与语言研究》(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6-105页。

[9]刘丹青:《话题标记走向何处?》,载沈家煊、吴福祥主编《语法化与语言研究》(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6页。

[10]罗耀华、牛利:《“再说”的语法化》,《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期,第77-79页。

[11]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第268-320页。

[12]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纵观》,《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4期,第17-24页。

[13]谢仙丹:《“要说”的词汇化和语法化》,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22页。

[14]徐烈炯、刘丹青:《话题的结构和功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33页。

【主持人语】本栏目三篇论文分别涉及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曲韵骊珠〉按语的韵学阐释》以清代曲韵学家沈乘麐《曲韵骊珠》韵部末尾的按语为研究对象,对这些按语进行了细致地分析。这些按语具有多方面的内容,有的体现了作者将曲韵学与现代语言学相结合的观点,有的是对当时吴方言一些语音现象的真实记录,有的也反映了作者对语音演变认识的局限。将这些内容以现代语言学的方式加以阐释,便于今人认识并利用这批很有价值的材料。从这批按语中,我们看到清代的音韵学除了上古音研究之外,曲韵方面的研究也相当精彩。词语的泛化是词汇使用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体育用语泛化的类型和特点补议》以体育用语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体育用语泛化的类型和特点,指出体育用语泛化的类型可从泛化结果、泛化程度、泛化来源和泛化的语义方式四个角度来划分,并指出体育用语的泛化具有陌生性、形象性、幽默性、不平衡性和系统性。词汇化和语法化是当前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之一,词汇化和语法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要说”的分化》从历时角度分析了现代汉语中动词短语“要说”从意愿言说到将然言说再到假然言说的演变过程,并分析其逐渐词汇化为话题标记、假设关联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路径。深入挖掘此类汉语事实,有助于揭示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关系。(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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