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酒事

亦夫

位于西北乡下的老家是一个民风淳朴、古意盎然的村落。全村皆吕，无一杂姓。且被错综复杂的门族关系相互缠结，俨然就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现在我已经离家二十余载，那里早就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生活。但在我的记忆中，故乡永远是一条土街、两排泥房。夏日村后的树林间蝉声一片，春夜庄前的陂塘边蛙鸣阵阵。村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朴素单一却也安详从容。

除去年节，村里难得的热闹便是为数不多的红白喜事。每逢这样的日子，主家便杀猪宰羊，摆起规模盛大的村宴招待乡邻。故乡虽地处以豪放直爽见称的西北，却并无嗜饮之风。但无酒不成宴，此时的桌上自然也摆起了酒壶酒盅。

村人坐席，不按年龄而论辈分。我家在村中辈分颇高，故我一介鼻涕小儿，竟也被大人甚至花白胡须的老者称为三叔或二爷。虽系长辈，却没有人真拿你当根葱。桌上的大人们不停地给老者挑肉拣丸子地布菜，斟满酒却不敬老者，而是端给我道：“二爷，满桌你年龄最小，辈分却最大，只好敬你了。”我一个早就习惯被冷落的毛头小子，忽然被抬在人前，自然是受宠若惊，哪里还顾得酒是辣是甜，双手激动得哆嗦着接过酒盅，仰脖灌下。满桌大人见状都喝起彩来，纷纷夸赞道：“二爷爽快，再来一盅。”……

后来我才明白，那不叫喝彩，而是起哄。起哄的结果，往往是一年难得的几次村宴上，我等几个涉世未深的莽撞青少，没沾上一两口荤腥，却被一帮老江湖们灌得东倒西歪，洋相出尽。更惨的是那些已经结过婚的年轻男人，酒后失去了抵抗力，往往被同族上了年纪的老嫂子们一拥而上，扒掉裤子，捂着羞处踉踉跄跄地东逃西窜，成了乡宴上令人喷饭的一桩娱乐。

在那些狂欢的日子里，这样的不雅甚至失态不会被视为丢人现眼，往往会在善意的挖苦中被宽容。记得我上初一的一个冬天，在酒桌上被灌多了当地的烧酒，浑身燥热，竟和别人逞能打赌，一身棉衣棉裤地跳进结了一层薄冰的涝池……这样疯狂的举动在平时是想也不敢去想的，而在这满村狂欢的喜庆气氛中，我只是被父母象征性地责骂了几句。本该挨揍罚跪的过错，就这样被一带而过了。

我已经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开始真正与酒结缘的。来日本的六七年前，在北京的朋友圈子中，我的标签已经鲜明地成为了酒鬼。无论春夏秋冬，暮色的北京城中，总能看到我穿东城到西城、由南环往北环去赶酒场的匆忙身影。

我的朋友三教九流，武的文的、鸿儒白丁，几乎做什么的都有。现在回头想想他们的共同点，虽不能说皆为嗜饮之辈，但性格上多多少少都有些酒的气质：往好里说，是热烈奔放，自由不羁，率真磊落，正气凛然。往坏里讲，则是任性无忌，狂放妄为，口无遮拦，不计后果……人常说酒肉朋友难持久，我却颇不以为然。正因为没有利益目标，甚至找不到聚饮的理由，大家无拘无束，天性流露，反倒成全了一宗宗不用刻意维持的淡然而纯粹的交情。

去年归国，老家门子的一个堂弟结婚。我禁不住记忆中乡宴那份快乐的诱惑，特意大老远赶去乡下参加了他的婚礼。离家二十余年，当年的许多老人都已故去，而穿开裆裤的小儿已做了父亲。旧街老房早就荡然无存，到处都是抹了刺眼白灰的二层砖楼。堂弟在阔大的院子中摆了十数桌。依旧是肉肥菜绿的流水大筵，依旧是熙熙攘攘的人来人往，依旧是三叔二爷的论资排辈，但我端坐席面，却没有了儿时的那份自在、那份亲切。同席的低辈分者无论年龄大小，沒有人给我倒酒，而是频频往我的盘子里布菜，态度谦恭客气却充满陌生。甚至当我提议大家共饮一杯时，当新郎的堂弟居然抽空走过来，俯在我耳边说：“表示表示就行了，你不比农村人。”……不是因为辈分偏高、也不是因为人已中年而赢得了尊重，在城市里总被认为是乡下人的我，这一刻却被乡亲们认做了城里人，认做了一个已经远离了这片土地的局外汉甚至陌者。

那天我悄然起身离开时，这场乡村盛宴正值高潮。站在村前的涝池旁，望着满眼簇新的砖楼，听着村人们吆三喝五的划拳声和笑闹，几乎没有喝酒的我忽然一阵恍惚，对于故乡和童年那曾熟悉不过的记忆，在一瞬间竟变得模糊和陌生了起来……

选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