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好、技术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2012-11-27 05:27李时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年1期
关键词:工业废水废气污染物

李时兴

(天津财经大学 统计系,天津300222)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假说的提出开创了环境经济学的重要领域,该假说源于实证分析。Grossman和Krueger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收入的增加环境质量将不断恶化,当收入越过某一特定的转折点后,环境质量将得到改善,污染与收入间呈现出一种倒U型的发展轨迹[1]。之后,大量的学者运用各国截面、时序或面板数据,对EKC假说进行检验。Panayotou、Chaudhuri和Pfaff、Galeottia和Lanza、林伯强和蒋竺均等学者均验证了EKC假说的存在。但更多的学者在实证中发现,收入与污染的关系并非单一的倒U型,而是呈现多种形态:Eakin和Selden得到单调上升曲线;Dinda等得到U型曲线;Friedl和Getzner得到N型曲线;Richmond和Kaufmann则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2]。对于这些现象的解释,实证文献主要集中于污染物选取、数据预处理和估计方法的差异等经验性操作的探索上,并不注重EKC理论内在机制的研究。

在EKC的理论研究中,多数文献从经济结构、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和环境政策等多个维度探讨了EKC的形成机制。Pfaff等构造了静态模型,认为倒U型EKC的形成在于存在着清洁商品对肮脏商品的替代,然而随着收入的增加,这种替代会被耗尽,从而形成了N型的EKC[3]。陆旸和郭路构造了动态模型,从污染与环境支出的最优增长路径推导出了倒U型的EKC,并从鞍点稳态上对N型EKC进行解释,认为由于污染与环境支出路径偏离稳态后无法再返回稳态的路径,从而形成了N型EKC[4]。Dinda依据包络理论探讨环境外部性与技术扩散对EKC的影响,认为每种特定的技术都能产生相应的EKC,众多的EKC形成了一条包络线,从而得到整个时期的EKC,由于资本与技术水平的变化使得EKC与包络线的切点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多种形态的收入—污染曲线[5]。

综观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各模型的实质性区别在于两个核心假设:效用函数和污染函数。效用函数反映了消费者的偏好选择,这种偏好选择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消费者在消费与环境质量之间进行选择,偏好的不同影响消费者对环境的投入水平,从而影响污染的消减力度;二是消费者在清洁产品与肮脏产品之间进行选择,偏好的不同不仅影响污染的排放水平,而且影响厂商对清洁技术和肮脏技术的选择,从而影响收入-污染路径。而污染函数则暗含着技术的环境效应,这种效应通过两种途径得到:一是将污染视为产品生产中的“非意愿物品”,通过污染强度将污染数量与产出水平相联系,而污染强度则反映了生产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二是将污染视为消费的“负产品”,污染数量取决于消费的数量和环境治理的投入力度,而这种数量关系暗含着污染消减技术对环境的影响。然而,上述文献虽然能够清晰地解释EKC产生的条件,揭示出环境与经济间的复杂特征,但模型依赖于大量的参数假设,而这些假设的合理性直接决定了结论的正确性。事实上,并非任意的函数形式都能推导出倒U型EKC,Plassmann和Khanna论证了在位似效用函数和齐次污染函数的假定下,收入-污染曲线呈现出单调的特征,得出了对于不同类型的污染函数,只要对偏好做适当的约束就能推导出EKC关系的结论[6]。但倒U型EKC的存在条件取决于污染消减效率,倘若污染消减效率太低,即使消费者对偏好进行调整,倒U型EKC的拐点也可能不存在,并且其污染函数没有考虑技术的影响,从而无法对N型EKC进行解释。考虑现实生产工艺中,技术的环境效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效应,污染消减技术针对已产生的污染进行消减,实现污染的达标排放;二是间接效应,生产技术通过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因此,忽略某一方面,必然低估了技术的环境效应。

有鉴于此,本文借鉴Plassmann和Khanna的分析框架,将污染消减技术和一般技术同时引入污染函数,在清洁商品与肮脏商品的偏好选择下构造静态模型,从偏好与技术的角度探讨倒U型EKC的存在条件,对N型等其他类型EKC进行理论解释,并按污染强度对全国各地区进行划分,研究在不同污染强度下收入-污染路径的形状特征及技术进步对该路径的影响。

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成机制

假定消费者在不同污染强度的商品之间进行偏好选择,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引起污染排放的变化,改变了环境的投入和污染的消减技术,从而影响环境的质量。因此,我们构造包含这一偏好及与之对应的技术的静态模型,探讨各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成机制。

(一)模型设定

假定在单一消费者的经济体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污染强度的商品:清洁商品C1和肮脏商品C2。消费者在商品C1、C2和环境质量Q之间进行抉择,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其拟凹型效用函数为U=U(C1,C2,Q)。消费者无法直接购买环境质量,但能通过选择不同污染强度的商品和环境投入影响环境质量。假定C1的价格高于C2,单位化C1的价格,令δ为C2相对于C1的价格,则有δ<1。消费者的收入M在商品C1、C2和环境投入E之间进行分配,收入约束为M=C1+δC2+E。

环境质量Q取决于污染的数量P,假定Q=-P。污染的数量P取决于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因消费商品C1和C2而产生的污染量PC1和PC2;另一部分为由环境投入E和技术A决定的污染的消减量S。由于清洁商品C1的污染强度低于肮脏商品C2(即PC1<PC2),消费者的环境努力主要用于消减因消费C2而产生的污染,因此,环境投入E取决于C2的数量,则E可视为因消费C2而产生的污染税,即E=τC2,其中τ为税率,满足τ+δ<1。技术A包含取决于环境投入E的污染消减技术Ae和取决于收入水平M的一般技术Ag。污染的消减量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对消费C1产生的污染的消减量SC1,它取决于Ag;二是对消费C2产生的污染的消减量SC2,它取决于Ag、Ae和E。假定污染函数为分离可加型函数,则有:

(二)倒U型EKC的存在条件

由式(1)得:

当收入水平M很低时,消费者只选择价格较低的肮脏商品C2(即C1=0),则式(2)变为:

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者具备了消费价格较高的清洁商品C1的能力,环境开始改善。结合M=C1+δC2+E,可将式(2)改写为:

其中,dC2/dM反映了消费者的偏好特征;式(4)右端表示因消费从C2向C1转移而引致的污染消减效率,反映了污染的函数特征。

当收入M较小时,消费者偏好于消费更多的肮脏商品C2,若dC2/dM大于污染消减效率,则dP/dM>0成立,从而污染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收入M较大时,消费者更加注重环境的质量,因而减少C2的消费而增加C1的消费,若dC2/dM小于污染消减效率,则dP/dM<0成立,从而污染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由此得到:

由于效用函数可视为C1与C2的函数。倘若效用函数关于C1与C2是位似的,即dC1/dM和dC2/dM不随M的变化而变化,从而dC2/dC1为定值,并且污染函数关于 M是齐次的,则式(4)右端也不随M的变化而变化,从而dP/dM为定值,因此收入—污染路径是单调的。由此得到:

命题2:收入—污染路径非单调的必要条件是效用函数关于C1与C2是非位似的,且污染函数关于M是非齐次的。

由式(2)可得:

式(5)表明:在消费者的偏好和污染的函数特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收入的增加,倘若污染消减技术Ae进步很快(从而SC2AeAeE很大),或者一般技术Ag进步很快(从而(SC1Ag+SC2Ag)AgM很大),都将使得式(5)右端变得很小,从而较小的dC2/dC1就能保证dP/dM<0,使得能够消费的清洁商品C1就多,环境质量就会得到更快的改善。因此,技术的进步有助于环境的改善和消费的提高,从而提高消费者的效用,改善社会的福利。

(三)N型EKC的形成机制

在满足命题1和命题2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倒U型的收入—污染曲线,并且技术的进步使得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向下旋转,加快了环境质量的改善速度。然而,当收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消费者只消费清洁的商品C1,则式(5)转变为:

当消费者只消费清洁商品C1时,倘若一般技术水平高到足以消除因消费C1引起的所有污染,则式(6)右端为0,从而dP/dM=0,污染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再增加,收入—污染曲线又变为一条水平直线,形成先倒U后水平的收入—污染曲线,实现“高消费、低污染”的理想状态。倘若一般技术无法消除所有的污染,则式(6)右端大于0,从而dP/dM>0,污染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环境再次恶化,形成了N型的收入—污染曲线。

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检验

上述模型中,在清洁商品和肮脏商品的偏好选择下,当肮脏商品对收入的边际效应小于污染消减的效率时,倒U型EKC的拐点才会出现,而环境投入的不足及较低的技术水平是EKC呈现单调上升和N型的主要原因,并且技术进步能够降低倒U型EKC的存在条件,使得EKC向下旋转,从而有效地降低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因此,我们依据中国的实际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考察收入-污染路径的形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在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中,收入水平一般用人均GDP衡量,而对于环境污染,多数文献采用工业污染排放量来度量,但在污染物种类的选择和数据的预处理上存在着某些分歧。部分文献将污染物进行细分,如气体污染物细分为粉尘、烟尘和二氧化硫等,考察各具体污染物与收入水平的关系;部分文献将各种污染物进行合并,考察污染综合指数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然而,细分污染物无法整体把握环境变化的状况,而污染综合指数又存在着污染物密度和计量单位差异的问题,考虑到污染物主要污染对象为水体、大气和土壤,本文选择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三类污染物。由于废水和废气不易贮存,而固体废物很大一部分被贮存而没有被排放,因此,本文选取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和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因素,并非单指经济增长本身,还包括隐含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贸易开放和政策变化等众多因素。因此,选取环境投资和技术作为解释变量,并将产业结构和贸易开放度作为控制变量,考察环境投资和技术对收入—污染路径的影响。

1.环境投资。环境投资作为环境质量的直接影响因素,其投资的多寡直接决定污染消减的效果。考虑到污染治理项目投资额有工业三废的细分项,本文选取工业三废治理项目投资额作为环境投资的度量指标。

2.技术。技术包含了污染消减技术和一般技术进步。本文选取污染消减的效率作为消减技术的度量指标,其中工业废水消减技术为排放达标量与排放总量的比值;工业废气消减技术为粉尘、烟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达标量之和与其排放总量之和的比值;工业固体废物消减技术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一般技术进步以专利申请授权数来度量。

3.产业结构和贸易开放度。本文以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的度量指标,以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指标。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并与国内同类研究进行对比,本文利用1996~2009年全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西藏和海南,重庆并入四川)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对于以现价表示的名义变量均用以1996年为基期的定基价格指数调整为实际值。由于收入水平影响消费者对清洁商品和肮脏商品的偏好选择,而偏好选择又决定了污染的排放数量,因此,本文以各类污染物的平均污染强度(即污染排放量与GDP的比值)为标准,将全国各省市区划分为低污染强度和高污染强度两类地区①,考察在不同污染强度下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模型设定与估计

参考已有文献,本文以标准的EKC回归方程(即对数形式)来探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由于本文的目的是在不同污染强度区域内考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忽略了区域内各省市间的差异和空间联系,所用数据可视为独立的同质面板数据,因此,选取不变系数的面板数据模型,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其中,Pi为人均污染排放量,Xi为人均GDP,Ti为一般技术进步,Zji(j=5,6,7,8)分别为环境投资、污染消减技术、贸易开放度及产业结构。

依据模型设定,在不同污染程度下对污染指标与人均GDP进行回归检验,估计步骤为:首先对同时包括了人均GDP的平方项、立方项的方程进行估计,并依据系数的t统计值、可决系数、DW值和F统计值来判断是否存在三次曲线,如果人均GDP的立方项不显著,则对剔除了人均GDP立方项的方程重新估计。表1为全国和各类区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估计结果。

表1 工业三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检验

(三)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的EKC检验

根据人均GDP与人均污染排放量的估计值判断EKC曲线的拟合形状,计算出曲线的拐点,并与样本期内的实际经济水平相比较,我们可以得到各类收入—污染路径达到拐点的时间和实际形状,依据实际形状重新计算出曲线的平坦程度。表2为全国和各类区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计算结果。

如表2所示,在工业废水的EKC检验中,全国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N型曲线关系,两个拐点位于人均GDP为0.367 8万元和2.719 2万元处,参照样本期内的实际情况,全国工业废水的EKC实际形状为倒N型中部(单调上升的线型),即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倘若GDP年增长率在2010~2015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则全国工业废水的EKC将在2011年达到2.719 2万元这一临界点。然而在不同污染强度地区,虽然工业废水EKC的拟合形状都为倒N型,但其实际形状有着一定的区别:低污染强度地区的EKC为倒U型,其拐点位于2.775 2万元,并且在2008年达到拐点;而高污染强度地区的实际EKC呈现出单调上升的趋势,并且其平坦系数低于全国和低度污染地区。在等量的人均GDP变化下,高污染强度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近2倍和低污染强度地区的近1.5倍,高污染强度地区的工业废水EKC更为陡峭。由于低污染强度地区的人均废水排放量小于高污染强度地区(低污染强度地区是高污染强度地区的0.81倍),但其人均GDP却高于高污染强度地区(低污染强度地区是高污染强度地区的1.53倍),从而低污染强度地区的EKC为倒U型,而高污染强度地区的EKC为单调上升的线型,收入水平不仅影响EKC的形状,也影响了环境质量的改善速度。

表2 工业三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计算结果

在工业废气与工业固体废物的EKC检验中,两类污染物的EKC有着相似的形状,其拟合形状为倒N型,实际形状也均为倒N型中部,即污染排放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在实现环境改善的收入水平(即倒N型EKC的第二个拐点)和曲线的平坦程度上,两类污染物在不同污染强度地区有一定的差别:在工业废气EKC中,高污染强度地区的平坦系数略小于低污染强度地区,并且高污染强度地区的拐点位置是低污染强度地区的2.4倍,工业废气在不同污染强度地区的污染程度差别不大;而在工业固体废物EKC中,高污染强度地区的EKC较低污染强度地区更为陡峭,其平坦系数是低污染强度地区的0.49倍,并且其拐点位置是低污染强度地区的4.8倍,工业固体废物在不同污染强度地区的污染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从污染物的种类上看,工业废气的平坦系数最小,工业固体废物次之,工业废水则最大(同污染强度地区相比),在等量的人均GDP变化下,工业废气的排放量高于工业固体废物和工业废水,工业废气的污染最为严重;而在第二个拐点位置上,工业固体废物的人均GDP最大,工业废气次之,工业废水则最小(同污染强度地区相比),这意味着工业固体废物EKC实现倒U型趋势所需的人均GDP最大,所需的时间也最长。

(四)解释变量的环境效应

1.环境投资。在环境投资的估计系数中,除全国工业废水和全国工业废气的系数为负值但不显著外,其余各项均为正值,这说明环境投资对污染物排放量未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其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在样本期内,我国的环境投资比例最高只达到1.49%,而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时期,环保投入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5%,才能有效控制环境污染,达到3%以上才能使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因此,只有加大环境投入才能有效抑制污染排放,实现环境的改善。

从污染物的种类上看,在两类污染强度地区,工业废气的估计系数最大,工业固体废物次之,工业废水最小。投资的环境效应直接影响各类污染物EKC的形状和平坦程度:在高污染强度地区,工业废气的EKC比其他两类污染物的EKC更为陡峭;在低污染强度地区,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的EKC是单调上升的线型,而工业废水则为倒U型。

从两类污染强度地区来看,工业三废环境投资的系数均为正值,投资对污染排放量未能起到抑制作用。就系数的大小而言,高污染强度地区的系数均小于低污染强度地区,环境投资的不足在低污染强度地区更为明显,尽管低污染强度地区的环境投资数额高于高污染强度地区,但其投资增幅却低于高污染强度地区(低污染强度地区工业三废的投资增幅分别为0.07、0.16和0.07,而高污染强度地区分别为0.15、0.26、0.11),高污染强度地区的环境努力高于低污染强度地区。

2.消减技术。从污染物的种类上看,消减技术的环境效应在不同污染物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上,除低污染强度地区工业废水的系数为正值但不显著外,其余的系数均为负值且显著,这说明消减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污染的排放;在工业废气上,除全国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外,其余的系数为正值且显著,这说明消减技术对工业废气的排放不具有抑制作用。

从两类污染强度地区来看,消减技术的环境效应却有着一定的规律:在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上,高污染强度地区的消减技术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显著大于低污染地区;而在工业废气上,虽然消减技术无法有效地抑制污染的排放,但高污染强度地区的系数小于低污染强度地区。由于污染程度越高,对污染消减的意愿和力度就越强,使得污染消减的效率越高,从而高污染地区消减技术的环境效应高于低污染地区。

就消减技术环境效应的影响因素而言,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消减技术的环境效应受环境投资的影响。但在工业固体废物上,环境投资的系数为正值,而消减技术的系数却为负值,消减技术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并不受环境投资的影响,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工业固体废物的消减技术以其综合利用率来度量,而循环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固体废物回收利用的效率,并且环境投资是以污染治理项目投资额来度量,并不包含环保企业的生产投资,从而使得消减技术的环境效应受环境投资的影响较小。

3.技术进步。正如理论模型所分析的那样,一般技术的进步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向下旋转,并能有效地防止N型EKC的出现。在表1中,技术进步的系数均为负值,技术进步对污染物排放起到了有效的抑制作用。技术进步通过改变生产过程中要素的投入比例,不仅提高了生产率,而且改善了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从而减轻了生产对自然与环境的影响,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

从污染物的种类上看,技术进步的环境效应在不同污染物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在全国和高污染强度地区,工业废气技术进步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最大,工业固体废物次之,而工业废水则最小。考察单位GDP污染排放量的变化率发现:工业废气最大(全国 -0.005 7,高污染地区 -0.000 7)、工业固体废物次之(全国 -0.020 3,高污染地区 -0.016 9)、工业废水最小(全国 -0.098 8,高污染地区 -0.094 9),这说明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污染程度高于工业废水,使得技术进步朝着消减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方向发展,从而增强了技术进步对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的抑制作用。但在低污染强度地区,技术进步的这种导向性却不明显。

从两类污染强度地区来看,低污染强度地区技术进步对污染的抑制作用大于高污染强度地区,由于低污染强度地区主要来源于东中部地区,其收入水平高于高污染强度地区,较强的环境管制促使企业进行环境友好型技术的研发,而雄厚的资金投入和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又为这种研发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增强了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效果。

四、主要结论

EKC假说暗含了收入水平决定污染水平的含义,这似乎意味着保护环境最好的或许也是唯一的方法是变得富裕起来,然而过度地追逐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不仅不能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反倒会由于环境质量的持续恶化而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收入水平并非是影响EKC的唯一因素,而是EKC假说成立的前提条件。通过理论和实证的系统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出倒U型特征是有条件的,其曲线形态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和污染函数的特征。在非位似效用函数和非齐次污染函数的假定下,只有当清洁商品对收入的边际效应大于污染消减的效率时,倒U型EKC的拐点才会出现,而环境投入的不足及较低的技术水平是EKC呈现单调上升或N型的主要原因;并且环境友好型的政策法规和技术进步能够降低倒U型EKC的存在条件,使得EKC向下旋转,从而有效地降低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加快环境质量的改善速度。

2.在以污染强度为标准的区域分类下,我国收入与污染路径有着一定的规律:各类污染物EKC的拟合形状均为倒N型,但在实际形状上,只有低污染强度地区工业废水的EKC实现了倒U型形态,其余各曲线均呈现出单调上升的趋势;高污染强度地区EKC较低污染强度地区EKC更为陡峭,其拐点远远高于低污染强度地区;工业废气对环境的污染最为严重,而工业固体废物EKC的拐点位置却高于工业废气,从而需要更高的人均GDP和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倒U型形态。

3.由于投资的不足使得环境投资对污染的排放未能起到抑制作用,但其环境效应却直接决定了EKC的形状和平坦程度;尽管低污染强度地区的环境投资数额高于高污染强度地区,但其投资增幅却低于高污染强度地区,高污染强度地区的环境努力高于低污染强度地区,环境投资的不足在低污染强度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只有增加环境投资的力度,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环保产业,构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才能有效解决环境投资不足的问题。

4.污染消减技术作为改善环境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其环境效应和影响因素在不同污染物和不同污染强度地区有着一定的差异:消减技术能够有效地抑制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但对工业废气却不具有抑制作用;污染程度越高,污染消减的意愿和力度就越强,使得高污染强度地区消减技术的环境效应高于低污染强度地区;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消减技术的环境效应受环境投资的影响,而工业固体废物消减技术的环境效应则受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

5.技术进步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必然途径,对污染物排放起到了有效的抑制作用,技术进步对污染程度越高的污染物排放的抑制作用越大,并且收入水平影响技术进步的环境效应。因此,制定多样性的环境税收政策和环境规制措施,建立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增加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并且注重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创新的发展速度,将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更快改善,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发展。

注释:

①工业废水:低污染强度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广东、山东、新疆、内蒙古、上海、黑龙江、青海、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高污染强度地区包括陕西、吉林、河北、河南、山西、安徽、贵州、辽宁、江西、甘肃、湖北、四川(含重庆)、湖南、宁夏、广西。工业废气:低污染强度地区包括广东、福建、北京、浙江、湖南、江苏、江西、上海、黑龙江、天津、山东、四川(含重庆)、湖北、安徽;高污染强度地区包括河南、吉林、云南、陕西、新疆、广西、辽宁、河北、甘肃、青海、贵州、内蒙古、山西、宁夏。工业固体废物:低污染强度地区包括广东、浙江、上海、天津、北京、江苏、福建、山东、新疆、湖南、湖北、河南、吉林、黑龙江;高污染强度地区包括广西、四川(含重庆)、安徽、陕西、青海、宁夏、甘肃、河北、辽宁、云南、内蒙古、江西、贵州、山西。

[1]Gene M.Grossman,Alan B.Krueger.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Z].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3914,1991.

[2]符淼.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态、拐点和影响因素[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1):40—55.

[3]Shubham Chaudhuri,Alexander S.P.Pfaff.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What Can We Learn from Household Data?[Z].Columbia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No.0101-51,2002.

[4]陆旸,郭路.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和环境支出的S型曲线[J].世界经济,2008,(12):82—92.

[5]Soumyananda Dinda.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Knowledge Accumulation Based Technology Lead Economic Growth[EB/OL].http://www.uni-graz.at/ronald.wendner/PGPPE09/SUBS/Dinda.pdf.

[6]Florenz Plassmann,Neha Khanna.Preferences,Technology,and the Environment:Understand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6,88(3):63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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