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比偏高的后果:进化心理学视角下的分析

王瑞乐

(黄山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一 引言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人口安全问题在21世纪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其中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人口性别比失衡。性别比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人群中男性和女性人口的数量比例，通常用每100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口数量来表示。我国性别比失衡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出生人口性别比(某年出生的婴儿中，每100个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量)。一般认为，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保持在103－107之间的正常范围，此范围外即为性别比失衡。世界各国中，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在中国持续时间最长，失衡也最为严重。如图1所示，在建国初期，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维持在正常范围内。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异常，并且愈演愈烈。2008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20.6;之后几年虽稍有回落，但依然在高位运行。

图1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情况

基于这个现实，国内学者开始对此给予高度关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及可能引发的后果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多数人口学家都承认，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根源是男性偏好，加之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使性别选择的人工流产屡禁不止。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将带来很多不良后果，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二十多年后，现在的出生人口到达婚配年龄，将导致婚配市场失衡，婚姻挤压问题凸显。届时，性别比失衡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将难以想象。除了婚姻挤压，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还会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婚姻关系等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进化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出发，探讨性别比失衡所带来的诸多后果，并着重分析择偶心理的中介作用。

二 进化心理学相关理论

进化心理学是20世纪末兴起的一种研究取向，将进化生物学理论用于解释人类心理机制功能。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尽管我们生活在工业化高度发达的21世纪，但现代人的头颅中装的却是石器时代的大脑，人类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是适应远古环境的结果。例如，与情感背叛相比，男性对配偶的性背叛更为嫉妒(Buss，2008)，父子类似性信念会影响父亲对后代的投资(Li＆Chang，2007)，这些都是男性进化而来的适应性心理特征，用于解决“父子关系不确定性”问题(王瑞乐，刘涵慧，张孝义，2012)。

进化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中与择偶相关的理论主要有:性选择理论、亲代投资理论、择偶策略理论等。性选择理论是达尔文(1871)除自然选择理论的又一大贡献。达尔文假设，性选择有两种运作方式。第一种是同性竞争，即同性别成员之间的竞争，目的是为了争夺与异性交配的机会。第二种方式是异性选择，即拥有某些异性青睐的特征更有可能择偶成功。进化生物学家Trivers(1972)进一步提出了亲代投资理论。他结合性选择理论提出以下两个观点:为后代投资更多的一方在择偶时往往会更挑剔;投资更少的一方在争夺异性过程中会更具有竞争性。

进化心理学家Buss和Schmitt(1993)在大量择偶偏好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择偶策略理论。他认为，只有择偶成功的人类祖先才能繁衍后代，因此我们从祖先身上遗传了一些有助于成功择偶的策略。这些择偶策略包括:长期承诺择偶，如婚姻;短期择偶，如短暂的外遇;婚外择偶，如不忠;私通他人配偶;配偶维持等。男性和女性在进化历程中面临的适应性问题不同，对后代的投入也不同，因此在择偶策略上存在差异。由于男性对后代的投入较小，为了提高自己的繁殖适应性，男性会对婚外情随意性行为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女性的生育时段较长，无法采用男性的“数量策略”来提高自己的遗传成功率，因此更多追求长期择偶(恋爱与婚姻)成功。女性在长期择偶时更强调男性的资源、能力和地位，就是为了保证其配偶有能力保护自己和孩子。男性长期择偶则更关注女性的年龄、外貌、身材等信息，以获得配偶的生育力线索。

Pedersen(1991)将性选择理论和亲代投资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性别比理论:性别比偏低时，社会性行为指数就会升高，意味着随意性行为的增加;相反，高性别比人群的社会性行为指数则相对较低。

本文将结合以上所介绍的几种理论，分析性别比失衡对两性择偶心理的影响，进而分析其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家庭、经济后果。

三 性别比偏高的后果

性别比偏高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不利影响?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了解性别比偏高所带来的心理后果。国内学者对此的思考多是从社会学、经济学角度，缺乏对两性内在心理机制的探讨。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性别比偏高的后果，我们查阅了国外大量关于性别比的文献，在文献分析基础上，纳入择偶心理这一中介变量，来分析我国性别比失衡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见图2)。

图2 性别比偏高的社会经济后果分析路线图

1.性别比偏高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性别比偏高会如何影响男性的择偶标准?从进化心理学相关理论和性别比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做出以下两种预测。

假设一:男性的择偶标准与性别比呈负相关;女性的择偶标准和性别比呈正相关。

性别比偏高时，男性资源更多，他们作为配偶的价值就会相应下降，因此为了提高择偶成功的可能性，男性会降低其择偶标准，以满足人数较少的女性的择偶意愿和偏好。女性则会提高择偶标准，以挑选更为优秀的男性作为配偶。

假设二:男性的择偶标准与性别比呈正相关;女性的择偶标准和性别比呈负相关。

男性对随意性行为的兴趣更高。性别比偏低时，男性的择偶有更大的选择余地。男性可能会降低其择偶标准，以追求更多的性伴侣。而女性为了防止被这些“短期关系寻求者”所欺骗，因此会提高其择偶标准。

从以上分析可见，假设一和假设二对两性择偶标准随性别比变化的趋势存在相反的预测。Stone等人(2007)收集了36种文化的择偶偏好数据，分析性别比与择偶标准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性别比偏低文化中，两性择偶标准都更高。研究者认为，男性提高其择偶标准是为了寻找更优的配偶，女性则是为了防止被短期关系寻求者欺骗。该研究说明，前面所提出的两种假设各有部分合理之处。

性别比对择偶标准的影响，会进而影响婚姻市场、家庭稳定性、亲代抚育等。女性对后代的投入更高，因而在择偶中处于主动地位，她们对男性的承诺线索较为敏感。在高性别比社会中，男性之间的择偶竞争较为激烈，为了获得心仪异性的青睐，会去迎合对方的择偶标准。因此，性别比偏高社会中，往往具有较低的离婚率、更稳定的婚姻(Pedersen，1991)、更低的平均初婚年龄和更高的父亲投资(South＆Trent，1988)。

除了影响择偶标准，性别比还会影响男性的短期择偶策略。诸多研究表明，对于婚外情、一夜情等随意性行为，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兴趣。根据性别比理论(Pedersen，1991)，当性别比偏高时，社会性行为指数相对较低。这一假设尽管在一些研究中得到证实，但这些以西方人群为被试的研究结果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尚未可知。显然，随意性行为(尤其是婚外情)会影响婚姻家庭的稳定。那么，中国的性别比失衡问题究竟会使婚姻和家庭更加稳定，还是导致离婚率的上升，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2.性别比偏高引发的违法犯罪问题。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当这些新出生人口到达婚育年龄时，会出现男性“过剩”，形成男性婚姻挤压。而由于女性择偶时偏好男性的地位和资源，因此难以择偶成功的往往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教育程度不高的男性人群。很多分析者认为，这将增加反社会行为、违法犯罪行为，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有研究表明，性别比与犯罪行为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尤其是暴力犯罪(Messner＆Sampson，1991)。

性别比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性别比偏高会使买卖婚姻、婚姻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加猖獗。其原因在于，婚姻挤压将会导致一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难以通过合法途径找到配偶。为了择偶成功，一些人会将女性当做商品进行买卖。在此基础上，一些女性利用男青年娶妻心切的心理，以结婚为诱饵进行婚姻诈骗。其次，性别比偏高会引起强奸、拐卖妇女、卖淫嫖娼、性骚扰等性犯罪行为。在进化心理学家看来，择偶是为了繁衍后代，这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有机体的“使命”。当一些男性在择偶竞争中屡战屡败时，将会铤而走险，实施与性行为有关的犯罪活动。再次，性别比偏高，会使男性之间的择偶竞争更加激烈，进而引发男性之间的侵犯行为。最后，性别比偏高还可能引发其他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如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聚众赌博等。

以上分析是根据国外研究结果归纳而成，和国内学者的观点也并无二致，但国内相关文献多停留在描述层次。为了更准确理解性别比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关系，有必要对性别比和违法犯罪发生率进行相关研究;还可以通过实验法操纵个体的感知性别比，观察个体在不同性别比情境下的的犯罪倾向。

3.性别比与个体的经济决策。

有研究表明，个体的经济决策和消费行为与择偶努力有关(Griskevicius et al.，2007)，择偶努力的增加会使男性更愿意进行炫耀性消费，购买奢侈品(Sundie et al.，2011)。例如，仅仅触摸女性胸罩，就会使男性在消费时变得更加冲动(Van den Bergh，Dewitte，＆ Warlop，2008)。性别比偏高会导致男性用更多的精力进行择偶，因此，性别比与个体的经济行为之间可能也存在某些关系。这一推论最近被Griskevicius等人(2012)所证实。该研究发现，性别比偏高(男性冗余)会导致男性对未来的信念下降和对当前奖赏的渴求，降低男性为未来储蓄的欲望，增加其为当前消费所负的债务。但是，性别比对女性的经济心理和行为并无影响。

2009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和世界粮食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波在美国国家经济局网站上公布了一篇论文。文章指出，中国失衡的性别比，导致有一子的家庭推迟消费、增加储蓄，这可以解释1990年到2007年中国家庭储蓄率快速提升的一半因素。

从表面上看，Griskevicius等人(2012)的心理学研究与魏尚进等人的经济学研究结果似乎是矛盾的。这种研究结果的不一致首先源于研究方法的不同，魏尚进等人的研究结果是基于计量经济学方法，而Griskevicius等人的研究则属于行为经济学研究，采用的是实验法，更关注个体的经济心理过程。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美国和中国男性本质上是一样的，当择偶竞争更加激烈时，都会增加其择偶努力。但是，由于两国文化的不同，使美国和中国男性在择偶过程中采用不同的策略。美国男性通过减少存款、增加消费、为异性购买昂贵的礼物等策略，而中国男性则通过增加银行存款的策略。另外，美国与中国不同，男性或其家庭无需在结婚时为女性或其家庭支付彩礼。两个研究的不一致可能是由这些文化差异造成的。当然，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中国的性别比失衡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瓶颈。为了更好地理解性别比偏高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本文从进化心理学视角出发，分析性别比对个体择偶心理的影响，进而结合国外相关实证研究，分析性别比失衡可能带来的婚姻、社会、经济后果。尽管目前政府和国内很多学者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较为关注，但少有从择偶心理角度来分析其后果，使得很多文献中对性别比偏高的后果的描述相互矛盾。为了更准确地预测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将会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有必要对性别比偏高时个体的择偶心理进行实证研究，从而为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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