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

2012-12-08 09:05肖少北袁晓琳刘海燕陈群林
海南开放大学学报 2012年2期
关键词:海口市幸福感主观

肖少北,袁晓琳,刘海燕,陈群林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海南海口 571158)

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

肖少北,袁晓琳,刘海燕,陈群林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海南海口 571158)

采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版)”作为工具,利用自评和测评相结合技术,对2257名海口市居民幸福感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海口市居民幸福感自评平均得分为75.29,测评平均得分为81.98,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健康、经济收入、婚姻、居住条件和社会支持是海口市居民认为影响其幸福感的前五位因素。对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群体差异进行方差分析发现:婚姻、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

一 问题的提出

幸福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古往今来,人们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幸福,追逐幸福。现代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人们感到生活压力更大,精神负担更重。于是有学者开始怀疑物质条件对人类幸福生活的决定意义,对仅仅以人均国民经济增长率、人均寿命和教育等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指标的方法提出了质疑。他们提出了“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及测量方法。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判断,是个体对其生活的喜爱和满意程度,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了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1]。幸福心理学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得到了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单纯以经济增长、环境改善、社会稳定等来评价和衡量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是不全面的。如果一个政府只考虑GDP的增长,而忽视人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主观幸福感的增强,将会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不幸,如环境恶化、精神压力过大、身心健康削弱、犯罪率上升等。发展经济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增进人民幸福的手段,财富和收入也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之一,并不是充分条件。海口又称椰城,有其独特的生态文化背景、社会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研究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对我们全面理解科学发展观,科学评价人民的生活质量,为政府制定为人民谋幸福的政策和措施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 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抽取海口地区公务员、医生、教师、军警、导游、个体经营者、商业服务人员、企业一般员工、企业高级管理者、其他等10种职业的2550名被试者进行测试,有效问卷225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9%。被试年龄跨度为18-70岁。

(二)测量工具

选用邢占军等编制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2]。该量表共有20个项目,将主观幸福感划分为:目标价值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知足充裕体验、心态平衡体验、自我接受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社会信心体验、人际关系体验、家庭氛围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十个维度。邢占军等在《城市幸福感-来自六个省会城市的幸福指数报告》这本书中对每个维度的含义和典型特征都有详细的界定。量表为6点计分,选项从1=很不同意,过渡到6=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量表的内在一致性系数为0.8475,经检验具有较高的效标效度和构想效度。

(三)程序及数据处理

研究采用团体施测和个别施测相结合的方法。测试过程中,保证指导语的一致性。数据处理使用SPSS11.5统计软件。

三 结果分析

(一)海口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总体状况分析

根据问卷的第二部分填空题“如果用0-100分表示您的幸福感,您认为您的幸福感是分”的结果和“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的结果进行分析,得出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情况,见表1。

表1 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自评和测评的得分分布情况(n=2257)

从表1可见,海口市居民幸福感自评平均得分为75.29,测评平均得分为81.98,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二)海口市居民认为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前五位因素

通过对量表的第二部分“从下列选项中选出您认为影响您的幸福感的最重要的五个因素,按照影响的程度由重到轻依次排列”的结果进行频数分析。按照每一选项出现频数的高低进行排列,结果见表2。

表2 影响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前五位因素的频数分析(括号内数字为频数)

从表2可看出,海口市居民认为影响

其主观幸福感的前五位因素依次是:健康、经济收入、婚姻、居住条件、社会支持。

(三)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群体差异

1.婚姻

表3 不同婚姻状况被试在主观幸福感及各因素上的t检验(M±SD)

﹡表示在0.05水平上差异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差异显著,﹡﹡﹡表示在0.001水平上差异显著,以下同。

表3表明,在知足充裕体验上已婚被试得分显著高于未婚被试。在其他维度和主观幸福感总分上未婚被试显著高于已婚被试。

2.文化程度

根据文化程度,将被试分为四组,初中及以下学历者269人,高中(包括中专、技校、职校)学历者662人,大学(包括大专、本科、高职)学历者1050人,硕士及以上学历者246人。不同文化程度的被试在主观幸福感及各因素上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不同文化程度的被试在主观幸福感及各因素上的方差分析结果

表4表明,除了在家庭氛围体验上,不同文化程度的被试差异不显著以外,其他维度差异都显著。从总体上来看,高中组在各个维度上得分相对较低,硕士以上次之,初中以下组和大学组得分基本上持平。

3.个人月收入

根据海口地区的经济状况和个人收入的复杂性,将个人月收入界定为高中低三种情况:取被试个人月收入的前27%界定为低收入组,后27%界定为高收入组,中间46%界定为中等收入组,结合被试收入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小于或等于1500元为低收入组、1500-3000元为中等收入组、等于或大于3000为高收入组。低收入组626人,中等收入组为983人,高收入组为567人。个人月收入不同的被试在主观幸福感及各维度上的方差分析结果(表5)。

表5 不同个人月收入的被试在主观幸福感及各维度上的方差分析结果

表5表明,个人月收入的高低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身体健康体验、自我接受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六个维度上差异不显著,在心理健康体验、知足充裕体验、心态平衡体验、社会信心体验四个维度上差异显著。对差异进一步分析表明,在知足充裕体验上,个人月收入高、中、低两两差异都显著;在心理健康体验上,中等收入组得分显著高于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高等收入组差异不显著。在社会信心体验上,低收入组得分最低,与中等收入、高收入组差异都显著,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得分较相近,差异不显著。在心态平衡体验上,高收入组得分最低,与中等收入组差异显著,与低收入组差异不显著。

用X射线衍射仪(XRD,Rigaku D-max-r A型,Cu靶Kα射线,44kV,44mA,2θ=10°~80°)来确定制备的催化剂的物相组成;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JSM-6700F)观察催化剂的微观形貌;用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XPS,PHI-5000C ESCA X,激发源Al靶Kα射线)分析样品中各元素的结合能Eb及元素价态;用紫外-可见漫反射光谱仪(UV-Vis,Hitach 1800,对比基准物BaSO4)表征样品的光吸收性能。

四 讨论

(一)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总体状况及影响因素

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十个因子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是:家庭氛围体验、成长进步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心态平衡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知足充裕体验。这与邢占军研究的全国常模排列及北京、沈阳、昆明、西安、广州、杭州六个城市和潘玉进对温州城市市民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合。这也说明了人们目前普遍存在着对家庭氛围、成长进步、人际适应相对的满意,对知足充裕、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体验呈现较大的关注和压力。

海口市居民认为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第一位因素是健康,原因在于海南岛被称为“长寿岛,健康岛”,海南人一直注重健康,而且相对于许多大城市海南的竞争压力较小,工作效率较低,人们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悠闲的生活方式。影响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二位因素是经济收入,这与一些研究结果有差异。幸福学研究者奚恺元认为:发展经济只是一种手段,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求生存和求幸福。幸福不仅是吃喝玩乐,看社会发展和谐与否,不能仅看经济增长,应该关注社会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增长状况。而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往往取决于很多和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如婚姻状况、社交关系、生活环境等。有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居民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相关很低,其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比例不足2%[3]。而海口市居民认为经济收入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第二位因素,这与海南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居民收入较低,消费较高,生活压力较大有关。

(二)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群体差异

1.婚姻与主观幸福感关系

大部分研究结果认为婚姻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积极的联系[4-5],结婚的人比未婚、离婚、分居、独居的人幸福感要高一些。就海口市居民而言,婚姻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也呈现相对复杂化,未婚被试在主观幸福感总分、身体健康、成长进步、心态平衡、自我接受、社会信心、人际适应、家庭氛围上显著高于已婚被试;只有在知足充裕体验上,已婚被试得分显著高于未婚被试。这与邢占军、金瑜[6]对女性群体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相似。这说明现代人婚姻观和婚姻生活和以前大不相同,可能受到社会变迁、文化背景、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提醒我们现代人的婚姻生活已出现较大问题,需要去改善婚姻质量。

2.文化程度与主观幸福感关系

对文化程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化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不大,即使有影响也是通过一些中介变量起作用。如通过收入、职业、应对方式等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化程度对主观幸福感会产生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女性身上表现更为突出[7]。

就海口市居民而言,文化程度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在主观幸福感总分上,大学(包括大专和本科)被试和初中以下学历被试的主观幸福感相对较高;硕士以上次之;高中(包括中专和中职)被试主观幸福感最低。其原因在于现代社会高学历是获得高报酬、提升的前提,因而相对来说,学历高者可能体验较多的幸福;但硕士以上学历的主观幸福感反而降低,这是由于一方面学历高,对工作单位要求也高,另一方面,海南相对于其他发达城市,高学历人才对待遇,工作环境、氛围等满意度较低,所以他们的幸福体验相对较少。初中以下学历群体,主观幸福感得分相对较高,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抱负水平也较低,对生活要求和期望不高,通过吃苦耐劳的精神也可能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这样提高了他们对幸福的体验水平。

3.个人月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

关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8],如邢占军采用家庭收入[9]、宁福海[10]采用个人近期收入作指标都得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结果;其二,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相关[11];其三,收入状况仅在非常贫穷时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12]。

本研究发现个人月收入高低只对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知足充裕体验、心态平衡体验有显著影响。在心理健康体验上,中等收入组得分显著高于低收入组。因为低收入者一般从事简单、辛苦、强度大的劳动,但获得较少,生存压力较大,这些都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而高收入者则相反。当然收入越高的被试也不是心理越健康。在社会信心体验上,虽然随着收入的增加社会信心体验逐渐提高,但是收入达到一定程度,社会信心体验增加不明显,这说明收入只在一定范围影响社会信心。

在知足充裕体验上,海口市居民知足充裕体验明显地呈现出随着个人月收入水平提高而上升的趋势。个人月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个人的客观物质条件,而客观物质条件对个人的知足充裕有重要影响。在心态平衡体验上,高收入组得分最低,与中等收入组差异显著,这与邢占军等研究认为收入高低与心态平衡呈正比的结果并不一致,其原因可能在于:首先,海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其他发达城市较低,海口的高收入者只能算是其他发达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其次;决定心态平衡的关键是个体如何看待付出与获得之间的关系,高收入群体多数是一些高层次人才,他们可能会觉得相对于付出,他们的获得太少[13]。

五 结论

(一)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自评平均得分为75.29,测评平均得分为81.98,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二)健康、经济收入、婚姻、居住条件和社会支持是海口市居民认为影响其幸福感的前五位因素;

(三)婚姻、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对海口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六 建议

当前提升居民幸福感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理念。幸福感的高低,可从个人体验层面及社会层面两个维度来衡量,政府并非万能,无法替代民众自身成为幸福主体,但政府对民众过上幸福生活有义务、有责任提供必要的条件。

(一)改善民生,努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此,要改变单纯对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GDP崇拜”,主动调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要把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投向民生,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为重点,在构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长效机制上实现新突破,发挥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规范收入分配机制,

(二)改进和完善政府的基础公共服务幸福的概念在根本上是主观的,但这背后的基础是客观的,提供一个健全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正是人们获得幸福的客观基础,这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医疗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

(三)构建城市发展的深层激励体系如何设置更高层级的激励制度来使得地方政府去追求人们想达到的“发展”,如何将设定指标“内生化”,这样才跳出“指标”的圈子,使居民幸福感不断增强。

[1]Diener E.,Emmons R.A.,Larsen R.J.,et al.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85(49).

[2]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编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3(6).

[3]A.C.A huvia,D.Friedman.Income,Consumption,and Subjective Well-being:Toward Composite Macromarketing Model[J].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1998(18).

[4]A.Campbell,P.E.Converse,W.L.Rodaers.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M].New York:Russell Sage,1976

[5]A.Mastekaasa.Age Variations in the Suicide Rates and Self-reporte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arried and Never Married Persons[J].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1995(5).

[6]邢占军,金瑜.城市居民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初步研究[J].心理科学,2003(6).

[7]Campbell,A.Subjective Measures of Well- being[J].American Psychologist,1976(31).

[8]Ryff C D,& Singer B.Interpersonal flourishing:A positive health agenda for the new millennium[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0(4).

[9]邢占军.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J].新东方,2004(11).

[10]宁福海.职业和收入状况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青岛市委党校学报,2002(5).

[11]ED.Diener,E.Suh,R.Lucas,H.L.Smith .Subject Well-being: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9(125).

[12]任志宏,叶一舵.国内外关于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4).

[13]肖少北,刘海燕,袁晓琳,陈群林.海口人,你幸福吗[J].今日海南,2010(7).

A Study of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Haikou Residents

XIAO Shao-bei,YUAN Xiao-lin,LIU Hai-yan,CHEN Qun-li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kou 571158,China)

This study,with the help of the Chinese Urban Residents’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mak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os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2257 Haikou residents by means of residents’self-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self- rating score of Haikou residents’well- being is 75.29,while the evaluating score is 81.98,ranking among a medium or slightly higher level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subjective well-being;and that the five top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ell-being,according to Haikou residents,are health,income,marriage,dwelling condition and social support.Moreover,by making a variance analysis of the group difference of Haikou residents’subjective well-being,we have found that Marriage,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income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ubjective well- being.

Haikou residents;Subjective well-being;Influential factors

D 669

A

1009-9743(2012)02-0042-07

2012-05-15

肖少北(1968-),男,汉族,海南万宁人。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心理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心理健康;袁晓琳(1977-),女,汉族,湖南岳阳人。硕士。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青少年心理发展。刘海燕(1980-),女,汉族,安徽泗县人。硕士。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认知心理学。陈群林(1980-),男,汉族,四川巴中人。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认识心理学。

海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资助项目(编号:Hj2008-76)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张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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