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的蚊帐

叶倾城

1962年，我妈第一次走出小乡村，背着被褥卷，也许还拎了一土布袋热红薯，搭汽车，转火车，再汽车，从河南出发，去武汉上大学。半个月之后，她写信给她的妈、我的姥姥：“同学们都有蚊帐，我没有。”姥姥回信：“蚊帐是什么？”

我妈详详细细写给她：“一种很稀很稀的棉布，和床一样长一样宽，高度比两张床之间的距离多一些。”我妈用线量的尺寸，三根长线就是三个尺寸。

没画图吗？蚊帐有一面是要开门的，没画图怎么说得清？——我想象着我妈每晚从帐下钻过的狼狈。已经荣升姥姥的我妈，戴着老花镜在穿针走线改造购物袋，不看我，口气里有小小的得意：“当然说得清呢。姥姥可不是你，比你明白多了。”

就这样，那年新棉花下季的时候，姥姥纺线，织“很稀很稀的棉布”，裁剪，缝纫。总之，暑假结束，我妈再上学的时候，行李里有她小小的自矜：她，也有蚊帐了。

30年后，我家三姐妹相继考上大学。到了我，一切因陋就简，能省就省。搪瓷脸盆是掉漆的，枕巾其实是毛巾，还有这床姥姥的蚊帐。

我接受它，像“五四”文艺青年娶指腹为婚的童养媳，打心眼兒里不想要。它小，和单人铁架床严丝合缝着，本来就狭小的床铺，这么密不透风一笼，我恰如被抢亲的祥林嫂，五花大绑在花轿里，轿门一开，人就倒出来。它孔眼大，是“只防大蚊不防细虻”的君子作风。最重要的是，它太旧了，土布已经灰得发黑。全寝室女生的蚊帐都白如雪，只有我的，毫不客气地给社会主义抹黑。

有一次，一个外班女生来寝室逛，我听见她向人打探：“那是谁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