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忠”道“义”

■ 姜龙飞

1956年9月，中共开八大，米高扬带苏共代表团参加，遇上彭德怀。

“‘米高扬同志，’彭德怀像尊铁塔，近在咫尺地墩实在这位苏共代表团团长面前，以传统的中国农民的纯朴性，不拐弯不打结地当面诘问：‘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们都喊他天才、英明、万岁，可他死后你们又骂他漆黑一团？’”

这是我从权延赤的一部纪实长文《龙困——记贺龙》中看来的。短短百来个字，至少传达了两个人的价值观。一是彭德怀的，二是作者的。两个人推崇的是同一种以忠诚为最高境界的价值观。

权延赤插叙道：“米高扬脸红了，这一问关系到政治人物的政治品质。”“政治”这个字眼太敏感，我这里撇开不谈。与其说忠诚与否是政治问题，倒不如说是伦理道德来得更妥贴，也更“安全”。

伦理的好处是可以把人放在同一个层面上理论。

时至如今，我们中国人的伦理观依然没大变，权延赤的文章就是明证：背叛是不能容忍的，逆臣必天下共诛之。

正统伦理观所强调的忠诚，通常是由下而上的情感所指，一般是不对等的；只听说臣忠于君，没见过君忠于臣。君之所忠，充其量是社稷、天下这些极其含糊的抽象物，连“人民”这种实指的对象也是要被剔除的。

所以民间往往不爱单挑一个“忠”字，而是把“忠义”二字连在一块儿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是忠。奈何忠得极端，寻常人等少有这个承受力。而“义”是双向的，你有来情，我有去义。义者，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也；士为知己者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