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资本积累、收益与炼金术

■李 侠

科学共同体里的成员的个人收益是按什么来计算的？在日常生活中，这是一个看起来很熟悉其实却很陌生的问题，如果一旦探究起来就会发现其内在隐含的机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准确了解的。这种现象涉及到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问题。回到收益本质来说，学术界也是一个市场，它同样肩负着学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问题，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共同体成员个人收益的基础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在学术场域里，任何个人的收益都与其所积累的资本存量有关。如果把这份资本存量清单细分起来，可以划分为两部分：即学术资本与社会资本。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假设存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应该有如下两个推论：其一，所有的资本在完全开放的市场中应该具有相同的资本收益（各类资本的收益率可以不同，但是在一个确定的时间约束下，最后各类资本的收益总量应该是相同的，这是市场均衡的结果）；其二，如果各类资本的收益不同，那么就会出现资本炼金术问题（即各类资本之间的违规交换现象）。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主要分析学术界的如下两个问题：首先，学术资本的积累与收益；其次，学界乱象与资本炼金术。

学术资本积累与收益问题

常常有人好奇，为什么“青椒”们（指高校青年教师）的收入没有院士们那么多？这合理吗？其实这个现象恰恰反映了学术界的内在运行机制。职称高低的评定标准，究其实质，就是根据对个体所拥有的学术资本总量进行测评与分类，以此实现科技界的社会分层以及科层架构体系的建构。院士的收入之所以比普通“青椒”高，是因为院士们积累的资本总量比青椒们的多，在一个发育充分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如果我们设定所有同类资本之间没有质的差异，那么相同的资本就应该具有相同的资本收益率。院士们拥有的资本存量比青椒们多，收益自然就比青椒们高，要知道任何人积累这些资本都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院士们的收益也是对以往投入的一种回报与补偿。任何个体的资本存量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学术资本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主要指个人所拥有的关系网络、声望、地位等，为了简化起见，本文不过多关注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收益，而主要分析学术资本的积累问题，但是有一点需要提及，那就是两类资本都存在资本贬值问题，对于社会资本的贬值而言，生活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人走茶凉”现象。

按照狭义的界定，个体的学术资本主要由如下四个要素构成，分别是：人才自身的学术禀赋(C1)、地域文化梯度资本（C2）、机构的声誉资本（C3）、学术成果资本（C4）。人才的学术资本总量就是上述四项的加总，即∑C=C1+C2+C3+C4，从这个简化的公式中可以隐约看到一些发生畸变的影子。任何一个国家的科技评价体系都要为各种学术资本存量制定相应的权重，以此作为购买与分类的基础，这也是科技管理的常用手段。如果一项制度安排在理念上就缺乏公平性，存在认知上的偏见，往往导致各项资本的权重不同，由此带来的资本积累总量的差异，这种差异信号反馈到市场上，就演变为个体行为选择模式的改变，以及巨大的收益差异。个体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就会想方设法寻找与利用评价体系存在的偏差来钻空子，这种连锁反应的发展会使一项制度安排快速失灵。客观地说，构成个体学术资本总量中的最硬性的资本是个体的学术禀赋与学术成果，然而，现有的科技评价体系存在严重的制度性认知歧视。凡是西方的都比中国好，给予的权重也相应地高，结果就出现了学术资本市场中的高估与低估现象。比如出国留学（镀金）、发表外文论文，它的收益就比国内高，各种人才计划几乎都要求海外经历就是这种高估状况的写照。这种制度性歧视造成的恶果就是：学术资本高估，出现学术泡沫，国家为泡沫额外买单，造成国家资源的损失；学术资本低估，导致个体拥有的一部分资本没有得到承认，从而无法对先前的投入进行合理的补偿与回报，这种情况加剧了国内人才市场的“走西口现象”，导致国内人才市场快速出现不可逆转的柠檬市场，进而造成人才市场的失灵。

根据上述理论，我们尝试分析一下国内学界与学术资本收益有关的现象：比如，如何看待“孔雀东南飞”现象？所谓的“孔雀东南飞”是指中国的特殊人才流动路线图，即人才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笔者是坚决支持人才流动的，抛开个体发展空间、学术环境等因素不谈，仅从学术资本收益角度来说，人才流动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之所以支持这种流动，是因为通过流动可以打破原有的平衡，突破人才被锁定在某种僵局状态，使学术资本的收益率回归到正常的市场定价状态。同时，通过人才流动，还可以促使落后地区政府真正重视人才，这也是一种倒逼机制。一方面，人才的流失使落后地区的原有平衡被打破，对于留下来的人才待遇的提升有所助益（这是简单的经济学供需平衡问题，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人才供给减少，会使价格回升，达到新的平衡）；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外地人才的涌进，导致发达地区人才过剩，人才的市场价格自然回落，形成新的平衡，从而有利于实现全国性的比较一致的学术资本均衡收益率。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全球化也是这个过程的放大版，它的实质就是通过自由流动抹平差异。这种平衡会被新的创新、以及社会需求打破，周而复始。

当科学共同体内部出现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收益高于学术资本的收益时，这个科学共同体就处于一种退化阶段（逆向选择），即学术整体水平开始下降；反之，如果个体所拥有的学术资本的收益远远高于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收益，那么这个科学共同体就处于进化阶段，整体科学发展态势处于上升期；同理，如果个人所拥有的学术资本与社会资本收益相同，那么此时的科学场域处于盲目的自发阶段，科学发展的整体态势处于停滞阶段。这里的难点在于界定科学场域进化与退化的临界值定在何种收益比率比较合适。目前国内外还没有这方面的准确的实证数据，据笔者的估算与猜测，一个健康的学术界，这个临界值应该是个体所拥有的学术资本收益占资本总收益的份额超过60%为最低限度。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比较主观的判定，是基于如下考虑：对于个体而言，在一个特定科学场域内，如果其学术资本收益不如社会资本收益高，那么一个理性的个体将会把精力和时间从学术领域撤出，转而投向收益更高的社会资本的积累上，这种状况在宏观层面上就呈现出学术界的整体水平的退化现象。只有当个体所拥有的学术资本的收益高于社会资本的收益的时候，人们才有热情追求学术资本的积累，另外，从事科学活动带来的内心愉悦与骄傲，也应该被看做是一种收益，所以比例会略微高出中值。

教育作为积攒学术资本的主要手段来说，其投资回报率是测评学术资本收益的一个很有用的指标。就目前通用的分析方法来看，教育投资回报率可以分为两部分：即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社会收益率是指一个人接受教育给社会带来的收益，相当于教育投入的溢出效应。而教育带给个人的，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收益则是教育的私人收益率。据学者萨卡洛普洛斯（George Psacharopoulos，2004）的最新研究，世界主要地区的教育投入回报率数据显示，中国教育投入带来的社会收益率与世界平均值相差不大，而私人收益率远低于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应该有很多，但笔者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家对于教育投入长期严重不足，导致教育成本被转嫁给受教育者个人来承担，从而极大地冲抵了教育投入带来的私人收益率。这个数据很直观地说明了中国学术资本的收益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间接说明中国科技水平提升缓慢的深层原因。

学界乱象与资本炼金术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说法，在社会场域中时刻有三种资本在运行，即政治领域的政治资本，经济领域的经济资本，以及文化领域的学术资本。各个领域都依据资本存量进行资本收益的核算。作为建制化的科学场域原本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与其他系统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各种制度与文化的限制，导致社会各系统发展不均衡，由此带来各个系统之间的资本收益率存在严重差异。资本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缺少完善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各类资本之间就会发生交换行为，以此换来收益的最大化，这种行为就可以看做是资本炼金术。鉴于中国的特殊文化传统，在中国，各类资本之间存在严重的收益率差异，再加上各领域之间在制度上切割不干净，这就为资本炼金术的泛滥提供了潜在的温床。资本炼金术交易的内在机制就是利用各类资本之间存在的兑换率的差异。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下，政治资本具有最高的资本收益率（相当于英镑），每年有上百万人报考公务员就是明证；经济资本因其具有快速变现能力，也有不俗的兑换率（相当于美元）；而学术资本由于流动性与变现能力都很弱，再加上长期被压低收益率，导致它的兑换率是最低的（相当于人民币），这种现实加剧了学术资本参与资本炼金术的趋势。在中国广泛存在的、跨领域的、名目繁多的身份再造现象，大多与学术资本炼金术有关。比如退休高官到高校任职、企业家到学校担任兼职教授等，就是此类现象的典型写照，这种身份再造就是学术界与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一种交换。但我们要注意到，在中国三类资本兑换的方向是单向的，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这种交换则是双向。在中国，一个大学教授想到政府部门任职，几乎毫无可能，而一个部长想到高校任职，则要容易得多，其内在原因就是各类资本的兑换率不同。至于同领域内、不同地域之间的炼金术则是各地之间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资本存量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使然。这种炼金术也有很多种微妙的运作模式，比如科学场域内常见的学术兼职现象就是充分利用了市场上优质学术资本存量严重不足的现实，通过空间换时间的交易，以此实现学术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至于其他的炼金术变体，这里不再赘言。

学术资本的积累是缓慢的，就如同书总是要一页一页地读过去的。然而，当下整个社会日益为功利主义所笼罩，传统的学术资本积累模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消费社会对于收益的渴望，这就导致学术资本积累模式也在快速发生变化。在贪恋政绩冲动要求下的评价体系里，拔苗助长现象时有发生，这种对未来学术资本收益的肆意透支现象，极大地摧毁了科技界的积累传统。所以我们今天见惯了各类快餐学术，唯独缺少真正的学术盛宴。所有的人才培育都演变为快速见成效的速生林模式。这种境况如何能够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呢？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再加上科技资源的权力垄断，导致学术界热衷于积累社会资本，毕竟这种资本积累起来相对于学术资本积累而言要快得多，而且更容易见到成效。上述种种炼金术伎俩，已经严重侵蚀了中国科学界的肌体。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肆意蔓延，对于跨领域的炼金术应该在各领域之间采取严格的专业分工，切割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当交换与输送；对于同领域之间的炼金术，保持学术市场的完全开放即可，毕竟市场可以自动抹平地区之间的收益率差异。所有这些措施的前提是，国家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这才是改变现状的根本。

之所以探讨学术资本的积累、收益以及炼金术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事关科技界有秩序的发展。一旦制度设置与环境不能很好地满足学术资本的正常收益，炼金术现象必然会快速涌现，在悄无声息中，科技共同体快速进入退化状态。因此，预先了解其内在机制，恰恰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长久之计。这里要避免一个误解，即本文并不是鼓励科学界同仁去片面追求那些可见的物质收益，毕竟科研活动还能带来内心的愉悦、骄傲、自豪与自我实现等无形收益，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让每个人珍视这些内心收益的前提是，作为一种职业，科研活动要能够维持其从业者的体面生活。制定科技政策总要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事先加以考虑，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拦截各种违规行为的发生。就如同制定法律一样，如果一开始就预设所有的人都是君子，那么人类也就不需要法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