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中国大学乱象透视

■许圣道 许圣义 许昌浩

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中国大学乱象透视

■许圣道 许圣义 许昌浩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在国内已经很正式地喊了十来年，但是并不理想。中国大学的“面子秀”相当普遍，特别是近两年中国的“大学病”颇受舆论争议，尤其是中国大学奢华现象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中国：大学的超衙门风格

大学像衙门，相信身在其中的人，只要不怀有一颗特别的偏心，都会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向衙门看齐的大学，学衙门风格学久了，也有可能赶超过去，比衙门还衙门。比如说，大学里开会发言，即使是学术性的会议，也得官大的先说，然后才轮到教授，至于真正有研究做实际实验的小讲师，就得排到最后。分配办公室，不是按照实际需要，也不按学术贡献，官阶大，房间就大，一个院长，办公室能比一个资深教授大上一倍不止，至于校长副校长，房间大得像篮球场，进去空荡荡的。不用说，这样的事情，官场也是如此，一点也不新鲜。但是，如果一栋大楼，中下部都是教室和教师办公室，最上面是学校领导的办公区，居然大楼正面的两部电梯，一部直达上面，中间一律不停，成为领导的专用电梯，这样的事情，好像即使是官场也没有。但是，在人民大学，明德主楼的正面，就是存在这样一部电梯，不，官梯。

在中国这个地方，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其实早就不好说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招牌，原本也没挂在门上。向衙门方向一滑，当然就会像官场。而且，现在大量的事实表明，现在已经滑过了头，比官场还像官场了。今后即使矫正，也得先矫正到官场的样子。中学物理，有一个概念，叫做重力加速度，凡是物体下坠，都受这个加速度的支配，越坠，速度越快。大学再不改革，再过几年，会变成什么样子，鬼才知道。

国外：朴素自然的人文风气

近两年来，因为学术交流，笔者走马观花地游览了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这样浮光掠影的参观自然无法领略到世界一流名校的神蕴，但即便如此，所见所闻还是让笔者感叹不已。

这里只说校门。笔者还是习惯像参观国内高校一样，希望游览从校门开始，至少要站在那些大名鼎鼎的校名前留个影。结果，这个简单的想法一直没有机会得以实现。笔者置身名校之中，茫然四顾不知校门在哪儿，一刹那间，竟然不知该从哪里开始大学漫游的旅程。好在这些学校大都设有访客中心，可以去那里拿份校园地图，地图上一个箭头指向访客中心的位置，赫然写着：游览从这里开始。

在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笔者最终还是没能找到校门，校园向四面八方敞开，和周围的社区几乎融为一体，难分彼此。如果说哈佛大学有校门的话，那就是一道黑乎乎的铁门，没有刻校名，很像中国大学校园学生宿舍楼前的大门，基本不会让人想起应该在这里拍照留念。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门看起来要明亮些，但也还是显得很“寒碜”。

这促使笔者重新审视校门的意义和地位。很显然，这几所大学并没有要借校门来彰显身份与地位的想法。在这些没有围墙的大学里，校门就是一个普通的过道，却不是人们进出的唯一通道，既看不到校名，也没有神情严肃的保安站在那里盘查和登记来客的身份。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从各个方向进出。

但是，那里却没有一点儿乱象，相反，站在那些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建筑当中，笔者只后悔自己生性愚钝，未能有机会来此学习。何谓世界一流大学？至此，笔者似乎有了一点感性认识：置身其中，会不可遏止地产生一种渴望来这里求学的强烈冲动。

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可谓声震寰宇，但校园姿态却低调得出人意料。笔者希望能在印有大学校名的建筑物前留影，却也不易找到。笔者曾在普林斯顿大学逛了两个小时，极少见到显眼的校名。结果花了大约20多分钟，才在一栋古老的图书馆前的小牌子上看到“耶鲁大学”几个很小的英文。笔者去寻觅声名显赫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发现它那黑色的铁皮招牌粗陋得如同小公司门牌，因过于矮小靠近地面，上面还沾着不少碎碎的泥土。

这些大学不用把校名刻得到处都是，但每一栋建筑，每一个雕像背后都连着与学校有关的故事，都曾经走出过无数影响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人物。这些历史烟尘弥漫于建筑之间，无法不让人心向往之。

回想国内大学的校门，规模争相攀比，似乎这样一来，学校的地位和影响就能得以提升。校方不在乎把数百万元纳税人的钱投向一扇门。

毫无疑问，这是国人好大喜功的面子传统使然。中国人素来讲究“门面”，以为没有像样的门，便没有像样的面子。但在很多时候，这恰恰又是底气不足的体现——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本应成为精神家园的很多高校选择了与庸俗同流。

我们提倡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当然不是主张全部推倒围墙，拆除校门，而是反对把大学当衙门来建，反对把紧张的办学经费过度投向区区校门的建设，上百万元已然太奢侈，十来万元足矣。校门可以千姿百态，风格各异，勿需趾高气扬、富丽堂皇。

若论学术地位和财政实力，哈佛大学完全有实力有资格（到2011年，该校已拥有捐助资金578亿美元）把校门建成世界第一，但它却以最不起眼的姿态出现。在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者看来，校门也许是最不值得重视的元素。“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哈佛大学老校长科南特的这句箴言，可以用来检视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乱象：高校大楼高一高，腐败校官涨一涨

仅去年一年，安徽省芜湖市检察机关就查处了当地4所高校工程建设环节贿赂犯罪案件38件，查处副处级以上大学干部13人。他们中，有的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高级管理员，但却纷纷因校园工程的“上马”而“下马”。

腐败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惯性，在社会各界是无孔不入，每年我们都在高喊着反腐倡廉。然而，只要人性有贪婪之心，腐败之现象就不能完全杜绝。高校，原本是人们眼中神圣之地，然而自从改革开放之后，现如今已沦为腐败的新阵地。在两年前，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三峡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少岚、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武汉大学原网络教育学院院长郭学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原副院长刘其泰。他们的腐败曾在社会上引起一番热潮，当时人们感到很惊奇，这些平日里站在舞台上喊着一切以教育为目标的高大人物，怎么也会成为腐败大军中的一员呢？不过对很多见识广的人来说，面对这种现象，早已见惯不惯，我们的神圣高校内，不是一样由有血肉之躯的人类把持的吗？只不过，平日里人们把高校“神圣”化了而已。

如今我们的高校大楼越盖越豪华，然而里面滋生的腐败却屡见不鲜，教育的质量是一代不如一代，人们对高校的崇高也逐渐在消退。对一个国家和民族，不知是万幸还是不幸！要知道，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如果，当这个国家的人们厌弃教育的时候，这个国家便会变得毫无生气，毫无前途，而今面对高校腐败的频频发生，我们又拿什么来教育下一代呢？

高校的腐败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绝对是深远的，前不久跟某大学里的一位大学生闲聊，从他的观点中，笔者知道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想生存在一个无瑕的世界，然而面对高校种种不尽人意的现象，笔者分明感受到他的悲观，厌世，甚至是绝望。他说，现今高校的教授以钱为目的。有一回，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先生出了一本书，先是建议学生抽空看看，拐弯抹角，绕了一圈子，说得唾沫横飞，最后就是让学生掏腰包买他的书。笔者分明感觉得到，现如今高校的学风确实堪忧。如今的学生在高校里还能找到那一片蔚蓝的天吗？还能呼吸到人文气息吗？

有人总结如今一些大学乱象：“高校大楼高一高，有钱学生招一招，腐败校官涨一涨”。真不知道，这是符合高校的人文规律，符合改革开放的步伐，是具有时代的意义？还是对人文的践踏，对知识的亵渎？

诘问：中国高校追求奢华为哪般

这些年来，高校早已不是十多年前的清水衙门了，似乎缺些什么，但似乎又不缺少什么，如果看看那些既大又“酷”的大学校门，似乎大学最不缺少的，就是钱。客观上，近些年来，国家财政拨款多了，各种专项资金多了，尤其是过去对学生的巨额补贴转为高额收费。因此楼堂馆所一座比一座气派。各种式样与国际接轨，豪华程度却是世界罕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校门在中华大地上争奇斗“酷”。大学的支柱是人们的智慧追求，是人们的内在涵养，是弥漫在校园里的文化氛围，因此大学人的自信无需外表与门面的支撑。然而，中国的大学却最需要门面与排场的支撑，近年来大楼之气派，装饰之豪华，广场之空旷，场面之嚣张，令十年前毕业出去的学生目瞪口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的内在文化是空洞的、虚无的。多少高校动辄几千万、上亿元的工程，有多少真正浇灌到了大学精神的根基上，落实在教师们的学术研究上，落实到大学生心智的成长过程中?大学里那些真正有内容的事情却往往是缺钱的。

既然缺钱办正事，何以舍本逐末搞面子工程呢？大凡中国人都喜欢讲究体面。所谓体，指的衣冠打扮，所谓面，指的洁脸修须。总之，就是面子工程。面子工程原本不错，乃是追求文明的一种体现。但这种面子一旦夸大、延伸，就成了一种与文明背道而驰的东西——成了“面子秀”。

“面子秀”的毒害，让中国人几千年来特别讲究形式主义，因而与科学的本质越离越远。到了当代，更是制造了诸如豆腐渣工程，大而不当的宏伟广场，毫无意义的各种达标。这种“面子秀”也深入到各级政府与老百姓的骨髓，典型的当是政府豪华办公楼和大学奢华校门。

辛亥革命之后，彻底废除了科举制度，许多落魄文人，虽然受过教育，却无法以之谋生，许多人因而沦为赤贫，可是他们仍然要保住“文化人”的脸面（尊严）。比如，鲁迅先生笔下的落魄文人孔乙己，（旧社会在社区村庄识文断字的皆可称之为文人，何况孔乙己参加过秀才考试，只不过屡试不中），每每在咸亨酒店吃酒时，明明寒酸异常，却故做斯文，总是从身上摸出几个铜板往柜台上一字排开，慢条斯理地对掌柜说：“温碗酒来！”而且孔乙己满嘴之乎者也，还煞有介事地郑重纠正酒馆伙计茴香豆的“茴”字的写法。其实，这种死要面子、装腔作势的典故还有许多。而在当代中国死要面子爱慕虚荣的人仍然不在少数。在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近些年来，各地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办公楼，修建奢华校门，校长副校长的办公室大得像篮球场，诸如此类，屡禁不止，早已为社会诟病。而豪华建设的背后往往是举债进行，债台高筑，甚至有媒体舆论不时冒出“大学破产”的话题。

也许那些主张大学大兴土木修建豪华校门和楼堂的主持人以为，“官修衙门客修店”。尽管今日中国的大学仍然缺钱，但也不像孔乙己那般落魄，况且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树立富裕形象而建豪华衙门，大学怎么就不可以呢？可是，因为处于上升期和发展中的中国，国家财力毕竟有限，能提供的教育经费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可比拟，来自社会的教育捐款屈指可数，因此，如何正确合理使用有限的教育经费的确是个大学问。何况一些地方政府举债修建豪华楼堂馆所本身就是违法乱纪的行为，高校管理者原本就不该去仿效。况且从根本上来讲，大学办得好坏，并不在于校门是否豪华，是否“酷毙”，而在于大学的人文气息和学术建树。

不可否认，目前，中国高校追求奢华且积习难改，早已成为“大学病”的特征之一。而导致“一边缺钱花，一边乱花钱”的困境，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大学没有理事会治理结构。在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里，公立大学的治理是这样的：学校的重大战略由理事会决策，理事会对学校的发展进行全面评价。理事会由立法机构成员、政府官员、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社会贤达人士、校友代表组成，分别代表社会公众、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雇主对学校办学的意见。在这样的治理机构中，学校的办学战略，必须符合整个社会对大学办学的要求，同时也符合学校自身的办学定位。很显然，如果有这样的治理结构，当社会舆论对大学的问题议论纷纷，对大学的办学指责不断，学校是不可能不为所动的，而是会立即通过理事会治理机制，反应在办学战略的调整上。与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对比，我国公立高校，实行的并不是理事会治理。学校的决策机构是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或者党政联席会。这种决策，就把大学的公开治理，变为仅仅是内部治理。其结果，就可能变为是学校闭门办学，自说自话。近年来，我国高校一直在抱怨办学自主权有限，相对于政府部门对学校的行政要求来说，这是实情，可是，在支配已经拨到学校的资金、使用属于学校的人事权方面，学校行政班子的权力是基本上不受任何制约的。这就出现了“一边缺钱花、一边乱花钱”，以及“自主权不够，同时行政权独大”的办学景象。

其二，大学领导非公开遴选。与理事会治理结构对应，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通常是通过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照学校办学的要求，设定校长的任职标准，进行公开遴选的。通过这种遴选机制选拔的校长，首先要符合学校办学的个性，其次必须对师生负责。而我国高校的校长，并不是通过这一机制选拔产生，而是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单向任命，任命的标准，首要的一条是是否达到相应的行政级别（对于副部级高校，要求正厅级以上；对于正厅级高校，要求副厅级以上），如此一来，校长的第一身份是官员，而非教育管理者。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被任命到高校担任校领导的干部，有不少根本就没有教育管理的经历，甚至从地方党政部门移职而来，这怎么可能出现温总理所期待的“教育家办学”的局面呢？另外，由于是由上级任命，所以大学领导普遍对上不对下，所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怎样做出令上级满意的政绩，而不是对学校的教育、学术发展负责。这种办学政绩观，直接催生了办学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具体表现为，在校园建设方面，好大喜功，建豪华校门，铺景观大道；在教师评价方面，对教师们实行数量考核体系，重论文数量，不重学术质量，重项目争取，不重资金流向和用途，所谓数字出官员，官员出数字；在接受评估考察中，弄虚作假，编造数据；在治理学术不端中，不讲是非，只问利弊，只讲关系，甚至沦为官场庸俗关系学的践行者，积极充当学术不端的保护伞。

其三，师生没有表达权利的渠道。同样在世界一流大学，普遍有两个基本组织——教授委员会、学生自治委员会。这是保障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基本权益的组织。教授委员会负责学校的教育事务与学术事务，运行学校的教育权与学术权，维护教师的教育自主权与学术自治权；学生自治委员会，则参与学校有关学生权益的决策，保障学生权益不受学校办学决策的伤害。观察我国高校，在名义上，也有类似的组织，比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生会，但功能与职责却大相径庭，学术委员会只是摆设和工具，学生会干部也有官僚化的趋势。由于没有伸张教育权、学术权与受教育权的权力组织，最终，教师们的教育自主权一再受到伤害，学生的受教育权也一再被冷落——今天，我们所谈论的高等教育质量低下问题，本质上就是大学为学生提供劣质教育，然而，学生们除了接受这种局面外，能做什么呢？事实上，为了让大学办学者不得不重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益，在世界一流大学，还有两项基本制度——教授终身制度与学生自由转学制度。所谓教授终身制度，是为保障学术自治而推行的，即教授的教职，不受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影响，大学没有正当理由，不得解聘教授，这就给教授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事实上也增加了教授弹劾校长的砝码。学生自由转学制度，是赋予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利，即如果对某所大学的教育质量不满意，可申请自由转学，所以，在美国高校，新生留校率（入校的新生求学一年之后还有多少选择留下），还是评价学校办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在这些基本办学制度下，还有办学者敢不重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益吗？办学者还敢随意支配和挪用、浪费宝贵的科研经费来修建豪华校门和楼堂等面子工程吗？

因此，笔者以为，要解决中国诸如“大学奢华”、“大学腐败”以及“乱花钱”等问题，迫切需要制度创新，确立一套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制度，这也是我国《教育规划纲要》的一个重要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到 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所以，无论从解决当前的大学问题，还是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出发，都有必要从基本的制度改革着手。

建议：净化校园环境加强制度反腐

笔者以为，大学奢华滋生大学腐败，要纠正高校奢侈之风，还要注意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毋庸赘述，高校发生的腐败案件，严重败坏了校园风气。“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必须在高校进一步加强廉政教育、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国家监察部部长、国家反腐败局局长马駇在谈到高校反腐败问题时如是说。

马駇建议，要进一步严厉打击高校职务犯罪，形成高压态势，对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而让高校干部“不敢贪”，在相对封闭的大学校园掀起廉政风暴，还“象牙塔”一片净土。

“预防高校职务犯罪，关键还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让他们不能贪。”马駇说。马駇建议，要加强对高校招投标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全面推行校务公开，特别是要加强制度建设，使招生、基建、采购等易生腐败环节，有章可循，处于外部力量的监督之下。同时，要大力惩处行贿犯罪，全面推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和建筑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受贿犯罪。

最后，笔者以为，中国大学的办学境界理应做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出自《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一种艺术和美的最高境界。它揭示出，最完美的文艺作品都必须进入道的境界，进入自然朴素而没有任何人为痕迹的本真境界。意思就是有水平的人都是默默无闻的，宝贵的形象都不是说出来的，最振聋发聩的内容都是很少发声的。正如在大学校园，一个人有没有学问，是不是大师级人物，并非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使然，而是默默治学、学有建树使然一样，一所大学是否有影响力和知名度，并非校门豪华使然，而是独具一流的人文气息、治学风气和学术成果使然。如果舍本逐末，一门心思用在校门和办公楼的奢华上面，或招生数量与论文堆砌上面，只不过显摆而已，因为从根本上来讲，未来的中国并不需要“空壳大学”。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