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的传人”讨论之我见

○刘卓

偶尔得知，网上有热闹的讨论，是关于“羊的传人”的，我很感兴趣。1982年下半年，我在武汉大学选修了著名文字学家夏渌为古籍整理研究生班开授的“文字学”课程，结业时所交的论文就是《汉字中的“羊”字》，正好与上述讨论相关。

9年后的1991年，我在美国东北部一个小镇的餐馆打工，想到正是中国农历的“羊”年，偶然兴起，觉得该说点什么，就凭回忆，将那篇论文改写成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叫《“羊人”与华夏族》。在那个无网络的年代，又是在华文“罕见”的偏远地方，无资料可查，加上拮据的生存环境，哪里能真的坐得下来从容揣摩、思考？尤其是当年论文中原本分析了几十个从“羊的字，单靠回忆是不敢见诸文字的。因此，行文时，不得不将那部分忍痛割爱，只概略地谈了些基本观点。文章投寄给了台湾的《世界日报》，蒙编辑不弃，发表在1991年5月15日的“上下古今”版上。我祖籍山东，又自觉为人鲁钝，就用了笔名“鲁人”。也许是对那篇文章颇有些“敝帚自珍”的得意，当12年后又一个“羊”年来到，《侨报》的一位编辑朋友向我约稿时我想起那篇旧文。这时，我已经迁居旧金山湾区多年，写作的条件较以前好多了但缺了必要的心气儿，又一直没有继续深入研究，便只对原文做了些微修改后，刊发在该报2003年3月11日的“湾区论坛上，题目易为《“羊人”、羌族与华夏族》用了自己的本名。

浏览相关讨论，再回头看自己的那篇旧文，觉得之间有相似处，又有着不少本质的不同。撮其要，有几点不能不说。

一、关于“羊人”的说法。有朋友认为是我首先提出“羊人”这个概念的。我不这样认为：其一，我并不确定在我之前是否有“羊人”之说。自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中国古文化的研究日益兴盛，大家辈出，成果丰硕，肯定早已有人注意到“羊”与“人”以及“羊人”与华夏民族的关系。其二，即使此前没有人提出“羊人”之说，但我为文时也肯定是受了前贤类似相关论述的影响，实不敢掠美为己有。其三，所谓“羊人”一词，充其量也只是个说法而已，谈不上什么学术建树，更不具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其四，我虽然很早就用过这个说法，但并没有持续探讨。如果有人由此得到启发，经深入研究，生发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岂不是可喜可贺之事？我乐观其成。

二、关于“羊的传人”的概念。我的文章虽指出了以羊为图腾族徽的游牧民族可以统称“羊人”，而古羌族为“羊人”之主干；同时，古羌族，或者说“羊人”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并没有明确提出“羊的传人”这一概念。原因在于：其一，以羊为图腾的民族，如羌族的后人，当然可以称之为“羊的传人”，这不言自明。其二，称某些人为“某的传人”，要有一个前提，即他们必须自己愿意这样称呼自己，而不是由别人去帮他们“认同”。就像对于以熊、猪、狗等动物为图腾的民族，我们不能随便称其后人为“熊的传人”、“猪的传人”、“狗的传人”一样，否则可能产生误会。其三，正像前贤们早已指出的，作为图腾，“龙”是个多民族融和的综合性形象，其本身就已经涵括了蛇、鳄、鱼、马、牛、羊、鹰等于一体。有必要再将原本就是神化、象征意义的这个“虚拟”形象，打破砂锅究到底地分解、还原成一个个“可考”的物种，而搞出那么多“某的传人”吗？这种貌似科学的所谓研究，其实本身就不懂得何为“图腾”，是学术的庸俗化。其四，从政治角度看，“龙”其实可以说是民族统一的结果，是团结华夏众多民族的一面旗帜。硬要从中分出所谓的不同“传人”来，应该不利于民族统一之大局吧？

三、关于“龙的传人”的问题。多年前，有人提出要放弃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龙”，重构国家品牌形象。“羊的传人”论者，显然较之更向前迈了一大步。以“羊的传人”或“某的传人”来取代“龙的传人”，有这种可能吗？答案显然是：否！其一，以“不知道龙是什么，就把它当成祖先一样来膜拜”、形象不可考等理由来否定“龙”作为图腾象征的“合法”性，本身就是错误的。甲骨文“龙”作“”、“”，系“画成其物”、“象实物之形”的“象形字”，说明当时很可能是有其形象实物的。无论其原型，还是经融合了蛇、鳄、鱼、马、牛、羊、鹰等部件后所成就的今之“龙”体，虽然无法与现存物种相对应，但仍然不能说属于没有任何形象根据的凭空臆造！其二，“龙”并不是生来就代表帝王、皇权的。《说文解字》说：“龙，鳞虫之长。”我们刘姓始祖刘累，史载为帝尧后裔，即曾为夏帝孔甲驯龙，被赐姓御龙氏（见《左传》等，今河南鲁山有“刘累墓”）。而且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包括《西游记》等）、民俗生活中，龙也不过就是诸灵物之一种。可见，“龙”并不专属于封建统治者。其三，夏统治者之所以将“龙”“钦定”为自己的图腾，想必应该是有坚实“群众基础”的。因为，在那时人们的眼里，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文解字》），“见首不见尾”（《易》），有着超出人类能力的奇异之处！从这个角度说，“龙”之所以成为华夏民族之象征，是人民整体崇拜的结果，是历史“约定俗成”的。再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龙”早已与民族的灵魂融为一体，任何人欲改变这一事实，都将是徒劳的！其四，认为“龙”的形象只是“面目狰狞”、“张牙舞爪”，“在西方国家，龙总体印象上是一种邪恶的象征”，显然并不客观，不啻欲加之罪。以此为由，进而主张放弃“龙的传人”，实在有曲意逢迎、一味讨好“洋人”之嫌。一个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之林，不但要“温、良、恭、俭、让”，还必须有刚强、威猛的一面，中华民族亦如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要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缺一不可。阴阳互生，刚柔相济，才是“龙文化”之精髓。如果真要改变我们给别人的不良印象，倒不如去检讨一下国人浅薄、浮躁、虚荣、炫富的民族劣根性，好好研究一下“潜龙勿用”的“神龙哲学”呢！其五，要中华民族不但不能像“龙”，反而要更加像“羊”，这与“其四”相同，是一把利剑的另一侧锋刃！百多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难道还“羊性得不够吗？从历史上无数的外族进犯，到近现代东、西洋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哪一个不是吃定了中国人“和蔼可亲”的“羊性”呢？主张去“龙”者，标榜“羊”更符合儒家文化，难道忘记了孔夫子“求也退，故进之”（《论语·先进》）的教诲吗？矫枉必须过正，此时此刻，鼓励民族积极进取、奋发腾飞还来不及呢，缘何一味强调我们民族性格中不但已有、且嫌过多的“羊性”画地为牢，禁锢我们振兴的步伐呢？

四、关于“从羊的字”的解说。“羊的传人”论者，自诩对汉字中“从羊的字”有着多年的深入研究，并作为其理论的根据且不论这些字是否足以成为支撑其“羊的传人”理论的坚实基础，更不论其举证是否足以颠覆国人心目中“龙”的形象，但看其对这些“羊”字的解说方法，就不能不让人存疑了！其一，所谓甲骨文中“羊羌同义”之说。甲骨文中，“羊”作“”或“或“”等，象形字，象羊头之形；而“羌作“”、“”、“”等，看上去似乎是象形字，其实是“羊”与“人”（甲骨文作“”，侧面人形）两个象形字组合成的会意字，即我们所说的以“羊”为图腾的“羊人”，显系晚于“羊”字的后来之字。在“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期，为表明某人为某氏族女人所生，故人随母姓。因此，最古老的姓氏，多从“女”（甲骨文作“”）字。而古羌人的女性始祖姓“姜”，上羊、下女，甲骨文作“”，也是会意字，即“女羊人”。由此可知，“羊”与“羌”并不是一个字。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出现混用，那也该属于“六书”中的“假借”之法，而不能因此就说它们“同义”。其二，“美”这个字。“美”，甲骨文作“”或“”，是由羊、大组成的会意字。《说文解字》曰：“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清段玉裁注解说：“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人们一直以“美”字中的“大”为大小之大。《说文解字》作者许慎生活的汉代，应该已经用“美”来形容好吃的味道。但“美”字出现的甲骨文时代，似乎还没有谁举得出此种用法的实例。根据上文所说的“羌”字，“美”可以理解为“羊人”对自己的另一个赞美的称呼。从人类学观点出发，即远古时的羌人，时常以羊头或代表羊头的饰物冠首，其目的在于：一则表明自己之族属；再则狩猎中可藉以作为掩护或诱惑；三则出于原始的审美需要。“美”字中的“大”，是正面人形，金文作“”，就看得更加清楚了。故所谓“羊大为美”，其实是“羊人为美”。换言之，即“羊族之人最美”。由此，我们甚至不妨说，“美”本是“羊人”，或干脆说是古羌人创造的。其三，“善”这个字。“羊的传人”论者说：“‘善’是口中有羊，‘用膳’就是吃羊饱肚子。羊的最大贡献，就是与人为善。”其以今天看到之“善”字来立论，显然是错误的。善，甲骨文作“”，从羊、从目；目，即眼睛。金文作“”，从羊、从誩；誩，是两人对谈。篆书作“善”。隶书将“誩”简化为“”，变为“”。“善”字，我们可以理解为“羊人”的慈眉善目，或者慈言善语。但无论你是否同意这种理解，至少我们是“望”古人之“文”，揣古人之“义”。而以“口中有羊”来解释“善”字，基本上是“望”今人之“文”，“曲解”古人之义了。这种错误，如果是为了帮助孩子识字，或许还可以谅解，而以之作为建立一种理论的根据，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其四，“样”这个字。“羊的传人”论者说，“样”这个字的意思是“以羊为道德的榜样”，并扯到基督教的十字架。“样”这个字中的确有“羊”，但绝不是简化字的“从木、从羊”，而是“从木、从羕”。其中“木”是其“义符”，“羕”是其“声符”，是形声字。中华民族伟大的先人们在造字的时候，并不是随便选一个字来代表某形声字的声音的，常常义、声兼顾。《说文解字》在解释“羌”字时说：“羌，西戎牧羊也，从人、从羊，羊亦声。”意思是，“羌”这个字之所以“从人、从羊”，是因为与“人”（西戎）、与“羊”（牧羊）有关，同时“羊”也表示“羌”这个字的声音。那么，为什么在“样”这个形声字的组合上，放着一个笔划简单、声音相同的“羊”不用，却用了“羕”呢？个中原因需要一番考证，那将是另外一个论题，但至少可以说明，“样”这个字的形成，跟“羊”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与基督教的十字架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以上只是“羊的传人”论者众多字例中的几个字而已，然而，从其对这几个字的解说上，已可以看出其论证存在相当多的问题。

从“羊”的字是汉字中一个很重要的系统，其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也是一个相当值得探讨的话题，可以“大胆假设”，但却一定要“小心求证”。哗众取宠，一味地标新立异，“语不惊人死不休”，于己、于人于民族，都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