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读《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

2013-01-31 05:14吴建永
枣庄学院学报 2013年1期
关键词:本质马克思共同体

吴建永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071)

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读《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

吴建永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071)

针对卢格对无产阶级起义的攻击,马克思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人的本质与共同体的生活进行了辩证地阐述。

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人的本质;共同体①

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反对降低工资而自发起义,这是德国为工人阶级第一次重大的无产阶级起义。在随后进行的讨论中,以路·博朗为首的《改革报》主张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找织工起义的原因,从而得出必须对社会进行改革的结论,而卢格却在《前进报》上以“一个普鲁士人” 署名发表文章将起义看作是地方性事件,强调只有资产阶级才是推动反封建斗争的力量,工人阶级的运动必须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以进行。马克思就卢格的文章写了这篇评论,维护《改革报》的观点,批驳卢格的攻击。

一、批判卢格没有真正认识到贫困产生的根源

卢格反驳《改革报》的观点,认为国王发表关注贫民问题的敕令并不是因为“惊恐不安和宗教感情。”他给出了理由:

理由一:国王之所以发表敕令只不过认为这是行政管理部门和慈善事业的缺失造成的结果。理由二:国王只需要借助于一支小小的军队的力量就可以对付弱小的织工,又何必要感到惊慌不安呢?理由三:敕令非常冷静地反映了基督教的治国策略,在基督教面前,只要所有基督徒之心联合起来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

针对卢格的理由,马克思逐一批判。

首先,马克思指出,织工的起义看上去好像并没有引起国王的惊恐不安,其原因就在于起义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国王的直接对立面,作为封建制的普鲁士国王的对立面的是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而织工起义的目标正是作为国王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因此,这不仅对于国王构不成任何威胁,实际上还在某种程度上帮了国王一把。但就是这样一场在国王看来微不足道的织工的起义竟然也让行政当局派出军队和大炮来残酷地进行镇压,这不恰恰说明了国王的惊慌不安吗?

其次,马克思认为,卢格所谓的基督教的治国才略正是建立在宗教感情的基础之上的。它用来否认国王敕令是宗教感情产物的方法,恰好就是处处把敕令描绘成宗教感情的产物。卢格认为:“贫穷和犯罪,这是两大祸害;谁能治理好它们呢?国家和行政当局吗?不行;而所有基督徒之心的联合一致却能做到这一点。”[1](P376)并将规劝作为“增强这种感情的惟一手段”,这里,卢格采取了跟费尔巴哈“爱的宗教”相一致的套路,将贫困问题置于伦理道德框架内进行思考,以至于他无法看到织工起义所具有的普遍的意义和进行一场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却妄图通过宗教情感来解决社会问题。

卢格认为,德国社会由于其封建性质,因此它还是一种非政治的国家,德国现阶段缺少的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工人运动必须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以建立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斗争的目标。因此,目前的德国还没有能力将工人起义看作是一种普遍性的事件,而只是将其看作是管理部门和慈善事业的缺失。因此德国没有达到对于自己即将面临的改革的预感。对此,马克思以英国这样一个典型的政治国家的例子来对其进行了反驳。

马克思指出,英国资产阶级虽然承认赤贫出现的原因在于政治缺陷,但是其所承认的“政治”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将社会缺陷和社会问题的出现归因于普遍的政治事物,归因于国家自身的局限性,而是认为是某一政党或者某一种国家形式在政治政策上的失误。例如,马克思就说:“辉格党把赤贫的原因归于托利党,而托利党则把赤贫的原因归于辉格党……两个党没有一个是在一般的政治中寻找原因,而每一个党都认为原因只在于和自己对立的那个党的政治;至于什么社会改革,这两个党连想都没想到。”[1](P376)更进一步,马克思又论述了不仅英国的两个执政党,甚至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家都都没有认识到赤贫现象的真正根源和危险状况,而只是从局部的、幼稚的和荒唐的角度进行解释。至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即使在赤贫现象普遍存在的这样的真正的政治国家——英国,资产阶级也未认识到产生这一现象的真正根源和危险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德国社会无法解决贫困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其“非政治性”,这是因为即使在政治国家的范围内也根本无法发现贫困产生的真正的原因。

接下来,马克思援引了英国和法国的例子来说明由于无法发现贫困的根源,因此在政治理智的范畴内,那些不触动国家的本质的单纯的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慈善事业的实施无法彻底解决赤贫问题。英国起初是将赤贫问题的产生归结为行政管理机构的缺失,为此英国最初通过慈善事业和行政管理措施来消灭赤贫,后来又将其归咎于济贫税的问题以及慈善事业的过剩,最后当国家无力解决这一问题时干脆将其推卸给贫困的人民,看作是穷人自己的罪过。至于大革命期间的法国,作为政治理智最高代表的国民公会也下达了彻底消灭赤贫的命令,但其最终却使自身被越来越多的贫民所围困,到最后不得不借助于武力来镇压贫民的暴动。

在考察完英国和法国的情况之后,马克思得出结论:在政治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的政府尽管采取了措施来遏制贫困,可是不仅没有取得预料之中的效果,反而使赤贫蔓延到全国,其原因就在于囿于政府的行政措施之内的手段并不是一种积极地手段,这并不是具体的国家形式和行政措施的问题,而是政治革命和资产阶级国家本身的缺陷。

二、批判政治革命,高扬社会革命

在对卢格进行反驳与批判之后,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问题:“国家到底能否超出政治理智的范围而采取其他积极的措施来消灭赤贫呢?”对此,马克思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在马克思看来,赤贫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解决赤贫问题就不能单单依靠政治革命,而是必须通过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马克思写道“国家永远不会认为社会缺失的原因在于国家和社会结构。凡是有政党存在的地方,每一个政党都认为任何祸害的原因就在于取代自己执政的、与它敌对的政党。连激进的和革命的政治活动家也认为祸害的原因不在于国家的本质,而在于一定的国家形式;他们要用另一种国家形式来代替它。”[1](P385)

从政治上看,国家就是一种社会结构,因此当一种社会弊病出现的时候,国家往往倾向于将其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即自然规律的原因、行政管理机构的不妥当的措施和私人生活的原因。第一种原因是政治国家的不负责任的推脱表现,第二种原因只能采取消极的而无效果的应对措施。

对于将贫困归结为私人原因的做法,马克思最为反对。国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建立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之上的。因此,马克思说:“市民社会和市民活动从哪里开始,行政管理机构的权力就在哪里告终。”[1](P385)在市民社会这一私人利益的战场,行政手段是消极的措施,因此,当面对社会问题时,即使国家怀着一种善良意愿,但由于其并未超出既定的政治理智的范围,因此并不能克服这一缺陷。马克思说:“的确,面对着由这种市民生活、这种私有制、这种商业、这种工业、各个市民社会集团间这种相互掠夺的非社会本性所引起的后果,行政管理机构的无能成了一个自然规律。因为这种割裂状态、这种卑鄙行为、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是现代国家赖以存在的天然基础,正如奴隶占有制的市民社会是古典古代国家赖以存在的天然基础一样。”[1](P386)

马克思认为,唯一能够彻底消除这种国家缺陷的办法就是消灭私有制,进而消灭与之相互依存的国家。在马克思看来,就像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将自身的缺陷一味地归咎于其所自身之外的环境一样,国家也永远不会主动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本质上的缺陷,不会承认自身的无能。当其面对某一社会缺陷而束手无策、无力回天的时候,神的意旨和自然规律就是其最冠冕堂皇和替罪羊和挡箭牌。马克思说:“现代国家要消灭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无能,必须消灭现在的私人生活,而要消灭私人生活,国家必须消灭自身,因为国家只是与私人生活相对立而存在。”[1](P386)国家本身作为政治理智的代表,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只在政治范围内思考赤贫问题,并试图在毫不触动统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和既定的国家形式的范围内去做一些解决社会缺陷问题的尝试。但是,政治理智归根到底并不是社会理智,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金钥匙,政治解放由于无法克服私有财产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因而也就无法消除异化劳动,无法将人的本质真正送还于人,无法通达真正的人的解放。因此,必须消灭国家。

马克思对于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对于人类解放所具有的政治意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虽然这次起义只是德国工人运动的最初形式,但是,从其运动特点来看,他却比英法工人起义的成熟形态具有更高的理论性和自觉性。马克思说:“必须承认,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必须承认德国对社会革命是最能胜任的,它对政治革命是最无能为力的。”[1](P390)英法两国的工人起义虽然在时间和规模上要远远早于和胜过西里西亚的织工,但是他们由于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无法真正认识到造成自身贫困的根源,只能跟在资产阶级屁股后头将自己的力量浪费在不理智的、无益的、被扼杀在血泊中的政治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无论其规模有多大,不管带有多大的普遍性,由于其性质和目标上的局限性,也永远只是一种“狭隘的精神”。与之不同,德国的工人阶级由于深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本身具备极强的革命力量,从其起义的最终的目的和指向来看,它们以私有制的社会作为其斗争对象,代表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这表现在他们不但破坏机器和打击农场主,而且还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财产契约与其隐蔽的敌人——银行家。他们不是将斗争的对象只是指向了封建主义的国家或者是资本主义的企业主,而是直接对准了压迫和奴役他们的根源,这就是私有制,是现代社会的奴隶制。

三、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

卢格认为,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既是脱离了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又使其思想远离了社会原则。马克思指出,卢格所谓的共同体的生活并不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而只是局限于政治理智范围内的政治的共同体,就是国家制度。在私有制条件下,工人不仅同其劳动产品和劳动行为相异化,并且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在《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看作是自由自觉地活动。异化劳动下,工人的劳动完全脱离了人的生活,成为维持其生存的手段,这种条件使人的道德、人的享受都背离了人的本质,成了与人相对立的非人化的东西。因此,私有制条件下的政治的共同体不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政治解放只是资产阶级的解放,它不但无法消灭私有财产,反而使无产阶级在非人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因此,政治解放不能够等同于人的解放。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1](P394),无产阶级只有认识到本阶级的阶级本质,形成阶级意识,推翻自己头上的私有制,彻底变革市民社会与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活,进而解放全人类,才能使人的本质复归于人。因此,正是在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意义上,马克思才将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看作是一种“包含着恢弘的灵魂”的运动。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将社会革命的本质看作是一种人对于非人生活的抗议,因此,无论其规模大小,都是在向人的本质复归的道路上的一种进步的运动。马克思认为,卢格所谓的“具有政治灵魂的社会革命”本身就是一种狭隘和抽象的整体观,是一种同义的反复和废话,这是因为他并没有认识到贫困的根源在于社会缺陷而并非政治体制,因此,仅仅依靠单纯的政治手段是无济于事的。社会革命也是一场政治的运动。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政治的。马克思说:“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1](P395)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革命和政治行动来摧毁一切非人的旧制度,推翻私有制和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国家才能成为现实。但是从终极目的上讲,社会革命并不是为了捞取什么政治资本,而是将政治解放进一步推向人类解放,使人的本质真正复归于人,实现人们之间的非政治的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活,这种共同体的生活就是社会主义。

通观全文,马克思其中包含着很多闪光的思想。在《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定义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这里,马克思从人的现实性出发探讨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提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探讨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社会革命高于政治革命的思想,并将社会革命的目的指向建立一个真正的人的共同体,即社会主义社会。在《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生活理解为一种类本质,在这里已经开始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来探讨社会问题,这就为下一步通过《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来全面清算费尔巴哈与详细论述现实的个人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李淑梅.马克思对卢格的批判与社会政治哲学的构建[J].思想战线,2009,(6).

[3]马俊峰.马克思对贫困的政治哲学思考[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

From"PoliticalRevolution"tothe"SocialRevolution":ReadAPrussia'sInterpretationofPrussianKingofPrussiaandSocialReform

WU Jian-yong

(College of Philosoph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gainst to the attack of proletarian uprising form Lugar, Marx conducted a merciless criticism and argument. Apart from this, Marx demonstrate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stated human nature and the life of the Community.

Political Revolution; Social Revolution; Human Nature; Community

B089.1

A

1004-7077(2013)01-0066-04

2012-12-31

吴建永(1986-),男,河北衡水人,南开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张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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