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三形态与宽容的历史发展

□万斌谢晖

纵观历史，宽容发展始终要受到两种限定，一是宽容主体自身的存在状况，二是自然与社会的存在状况。宽容主体亦即宽容行为的发出与执行者，宽容的受动者也就是被宽容的对象则为宽容客体。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宽容原则宣言》中明确指出:“宽容是个人、群体和国家所应采取的态度”，故而可说宽容主体是由不同的个人、群体和国家共同构成的。但宽容主体是否能成为真正的宽容行为主体，除开其自身宽容能力和宽容意识的孕育和发展外，还主要受限于自然及社会实际的运行状况。如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阶级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因此，宽容表现为其对被统治阶级的宽恕，其实质乃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怀柔策略，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宽容实现。所以要考察宽容的发展路径，就必须将宽容置于社会三形态的变迁中，将宽容主体的发展状态与社会形态的变化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其发展规律，明晰其未来的历史发展趋向。

一、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宽容

在自然经济中，生产力主要表现为自然制约的生产力，社会分工并不发达，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极低，人们必须以群体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于是，对群体利益的膜拜吞没和消弭了个体的自我发展，个体的“小我”被共同的“大我”所取代，毫无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这样的生活模式下，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呈现出强烈的同质性和单一性特征，生活世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私人生活间的相互摩擦。“宽容”因而被狭隘地限定在个体道德修养层面，成为判定个人道德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尺，等同于大度、谦逊、容忍、不计较等人格美德。

从宽容的主体层面审视，在自然经济中，宽容主体自身素质能得到大幅度提升。主要表现在:第一，人类社会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勇于直面原始的自然界，通过不断地摸索、探险、延伸着其自然的疆域，同时还能根据自身的需要而不断改变着自然界的现存状态和面貌，调整着与自然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可知，宽容主体已能自觉地以“类”为自身活动的内在规定，并在战胜自然灾难、摆脱生存困境的过程中发挥和实现着自己的“类”本性，这种“类”意识成为了宽容谱系中最为稳固的基点，成为了和谐共生的起点。第二，在诸子百家思想为主导文化的自然经济形态中，宽容主体自身的道德修为与道德自觉意识得以增强。人们在耳濡目染间已把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精神，老子“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的慈悲情怀，墨家“兼爱非攻”思想中的忍让、仁爱、宽厚等品质内化为自身行事的指导思想，成为交往秩序建立的一种模式、一种理路，促成了德性共同体的形成，反过来在德行共同体的熏陶下，每个个体的宽容意识又得以不断加深和巩固。

概而论之，宽容发生的情境是以独立主体间多样、异质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为前提的，但在自然经济中，宽容主体在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过程中，虽自身素质得到明显提升但独立自主的“我”的观念始终无法形成，“无我性”和“同质性”特征明显，宽容主体的自我发展频频受阻。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宽容主体在自然中迷失自我。在自然经济中，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和改造能力有限，受制于土地、水利、气候等自然条件，只能局限于在狭窄的劳动对象、劳动内容和劳动过程，处于被自然支配的地位。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奴隶形式，还是农奴形式的，都被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列为一类，即与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抽象的直接同一关系，把自身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失去“我”的身份和地位。二是，宽容主体在群体中迷失自我。“我们越是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而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页。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直接隶属于部落、家庭等血缘组织，处于直接的人身依附和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中，仅仅作为某种社会身份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相互间存在着普遍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人们一旦脱离共同体，就将陷入一种颠沛流离、无可相依的境地，故只有在群体网络中才能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也只有在梯级权力体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归属。人为之“人”的价值和意义完全被其赖以存在的共同体所掩盖和淹没，当个体把自己同部落其他成员比较，只能看出量的差异，个体的我被共同的“我”所取代。三是，宽容主体在宗教迷信中迷失自我。在自然经济形态的初期，由于人的本质力量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人类还不能对于自身创造的对象世界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只能消极地听命于自然和社会的支配与主宰，这样自然和社会就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异己力量与人相对立，而人也就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生存所系的自然与社会虚幻为某种超人的力量，给自然、社会及其固有的规律、秩序抹上神秘的色彩，沉溺在宗教世界里虚幻地乞求某种神灵来消除自身的恐惧，满足自身无法实现的心理和愿望，而失去“我”的创造能力和改造能力。四是，宽容主体在人伦纲常中迷失自我。自然经济形态下的社会是伦理本位的宗法人治社会，等级序列森严不容僭越，每个个体的自我归属只能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规定的名分关系中得到确认，“三纲五常”是必须恪守的日常生活准则。从而个体的“我”被君臣、父子、兄弟等对应关系所取代，成为必须借助于他人而定义的“依存者”，“我”演化为人伦关系的衍生物。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所谓孝悌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③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3页。可见，自然经济条件下，宽容主体还不能对自身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物质与观念及物与物、一与多、动与静、空间与时间关系作出质的区分，因而更不能在社会发展中把个体与群体、个体与自身的各种社会角色区分开来，其自我塑造与发展尚不完全。

从宽容生发的自然与社会状况角度审视，在自然经济发展的中后期，随着技术、交往和思想意识的进步，更多的奴隶走出狭小的“主人范围”，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性”，不再甘心受制和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欺诈和压迫，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和社会资源享有不公而引发的阶级冲突持续不断。预防、限制和消除阶级冲突，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核心命题，故炮烙之刑、诛灭九族等残酷刑罚和免税免罚、升官进爵等宽恕举措被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人为惩罚”和“人为宽容”之间相得益彰的“共存格局”。宽容此时虽是统治阶级基于恩泽前提而表现出的让步与妥协，但已显示出其强大的社会道德张力与社会整合力量，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矛盾、化解社会冲突的价值功能得到证明和肯定，成为宽容发展的历史起点。

然而，自然经济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特权思想和等级意识也严重阻碍了自由、公平、宽容等人文精神及其制度原则的形成与发展。整个社会被金字塔式的等级权力体系所掌控，不同等级间依照其享有的权力大小被清晰的界定、识别和分离，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资源的独占和独享的结构单一性，由此任何个人都以等级属性作为自己的本质属性，等级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主要依托，资源的等级占有、组织生产和分配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职能，渐而演化为深厚的特权思想和等级意识。一方面，是基于自然血缘而造成的特权思想和等级意识。从出生那刻，人就被划分为贵族和平民。贵族享受特权阶级在生活方式、习俗礼仪、道德规范等各个方面的特权与优待，而平民生来就是被统治、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恰如马克思指出的“他的肉体成了他的社会权利……怪不得贵族要这样夸耀自己的血统、自己的家世，一句话，夸耀自己肉体的来源。”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人的自我主体性被抹杀、人的本质属性被否定，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被打击，公平、宽容等现代意识无从谈及。另一方面，是基于政治权力而造成的特权思想和等级意识。如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根据官阶高低、权力大小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权力等级，并配之相应的特权制度。以权力大小和官阶高低来划分人的社会权利，区别适用法律，使得作为公共物品的社会权力与其拥有者的私人利益直接挂钩——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社会腐败现象滋生泛滥，权力能对法律的社会公正性和权威性恣意侵犯。这导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更愿意选择和相信掌权者的言论和理念，从而放弃了表征社会公正和理性的法律制度，“人治”统摄和替代了“法治”，平等、自由、宽容与理性精神被压抑。这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等级不仅建立在社会内部的分裂这一当代的主导规律上，而且还使人脱离自己的普遍本质，把人变成直接受本身的规定性所摆布的动物。”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页。

总之，自然经济和群体社会作为人类自身和社会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对于宽容发展的推进作用不言而喻。此阶段中，“宽容”多以个人美德形式出场，效力的发挥受到主体自身利益和道德境况的限制，表现为私人生活中对异己思想和行为肯定性的反应与接受性的忍耐。但以抽象人性为基础的美德式宽容，忽略了其生成的社会机制，依赖于个体道德品质的完善提升，故而宽容主体在道德幻象的迷霾中较易陷入“宽容一切”的放任漩涡或者“毫不宽容”的冷漠境地，加之缺少制度的保障，在各种利益争斗中往往不堪一击。但“随着财富的发展，因而也就说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以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付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自然经济和群体社会也就失去了存在依据而逐渐没落消亡，随之出现的将会是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由此，人的发展，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宽容的内涵特质也必然会出现一种全新的图景。

二、商品经济形态下的宽容

商品经济形态下的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工业革命的催发激励，原先自给自足的自然生产模式已逐步被市场化、机器化的大工业生产所替代。货币和资本运作打破了自然经济形态中孤立、分散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世界各地的人们紧密联系起来，每个个体便在货币世界中汲取了自我解放的力量而转型为独立法权主体，赢得了基于自由意志和权利关系之上的平等。社会生活全面展开，价值形态多样、利益诉求多元、行为方式各异成为新生活样态的突出特征，这使得原先同质化的单一样态荡然无存。此时，个体美德式宽容已无法满足差异多质的社会生活需求，其具体内涵和实现方式也必然被赋予新的内容和新的要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商品经济对宽容发展的影响是广泛且深远的。

就宽容主体而言，在西方社会的商品经济中，随着《权利法案》、《宽容法令》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发，原先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的局面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得到承认和保护。以此为基础人们不仅建立起了普遍的劳动体系和交往关系，而且避免了对于社会共同体的直接依赖，在社会中取得了广泛的独立性，成为了形式上独立自主的宽容主体。这具体表现为:其一，面对自然，人们依靠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赢得了独立地位。在商品经济形态下，以科学技术为驱动力的市场化工业生产使人们征服和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力得以增强，原先屈从于自然的非主体生存状态得到彻底改变，自然界不再是凌驾于人之上的外在的异己力量，而成为被人统治和征服的对象，人类不断唤醒自然界沉睡的潜力，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改变和发展，在自然面前获得了独立地位。其二，人们凭借物化社会关系挣脱了群体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自主独立性。此阶段中，人们以商品交换形式为基础结成了普遍的劳动关系，个人已摆脱了各种自然发生的和传统的社会联系成为追逐商品和货币的独立经济体，对他人的或社会的依赖也随之转变为对‘物’的依赖，对‘物’的占有情况成为了判定每个人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的新标尺，血统和出身等自然禀赋已无轻重。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由此，物化社会关系打破了人对群体的依赖模式，把人从各种具有依附性的身份关系中剥离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其三，人们通过商品经济生产的扩展与延伸打破了地域限制，获得了自主独立性。在自然经济中，自给自足的生产品性否定了竞争的存在，这使得自然经济因缺乏内在动力而发展及其缓慢，生产者也随之养成了消极保守、闲懒安逸的心态。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已超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界限，在优胜劣汰的平等竞争原则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效益原则驱动下，每个生产者必须尽可能地减少生产费用和交易成本，这迫使每个个体走出自然地域的限制，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组合，从而独自选择、判断、决策的能力不断增强，独立自主性得到提升。总之，在商品经济中，宽容主体的创造能力得到激发，自由与发展权利得到保障，原先被压抑、轻视的人性得到重视和弘扬，转变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但与此同时，在商品经济中，宽容主体自身素质发展也受到‘物’的诱惑，发生了个体与类的分裂，这导致宽容主体的自由性丧失。表现为:第一，宽容主体的价值货币化。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经济中，人们不崇拜人而是崇拜“物”，实践活动目的单一指向创造物质财富。这就意味着“物化”已经渗透到人们精神的深处，其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的差别性和多样性被货币给抽象掉了，发育、发展根植于差异性的宽容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是因为货币本身只是无个性的财产，在它作为一般等价物来度量和占有产品的时候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的质的方面表现人的本质力量，只具有量的规定性，没有质的规定性。也就是说，人的价值简单的与物的效用价值等同，人的个性成为一文不值的东西。人失去了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丧失自由与理性，沦为“物”的仆人。第二，宽容主体的追求物质化。在商品经济时代，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其社会属性被异化为单纯的物欲。一切为了“物”的人生价值观滋生漫溢，从而使一些人陷入对货币和商品的无止境的追求而沦为‘物’的奴隶。把金钱当作生产和生活的惟一目的，使人只停留在单纯的感性的满足，停留在单纯的感官享受，在终日的享受与满足中，丧失了自己的理性能力，丧失了人之为人最可宝贵的辩证思维能力和辩证批判能力，丧失了人对生活的价值解释和意义支撑，导致人的终极关怀、人文意义和超越意识的某种失落，而陷入享乐主义的泥潭，陷入你争我夺的战争，宽容作为自我权力的节制成为泡影。第三，宽容主体的发展片面化。在商品经济中，工业生产是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前提，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专业化把每个劳动者固定在某一特定的分工角色上，成为机器化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部件”，而只能在一定生产部门使用有线工具作用于有限客体，即只能作为畸形的、片面的人和自然界某一方面联系。马克思指出“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6页。单一循环的操作扼杀了人的创造才能，使人丧失了自我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条件，成为了畸形、片面发展的不健全宽容主体。

而就宽容生发的自然和社会状态而言，一方面，宽容从由自然法而延伸的各种权利理论中，从为获得平等、自由、民主的革命中，从各种经济契约、政治契约的缔结规则中找到了存在根基。以规范和法则为依托而形成的制度式宽容，否定和超越了个体美德式宽容，成为了化解商品经济社会矛盾冲突的重要调节机制。从商品经济秩序扩展的角度看，商品生产确立了经济职能的平等，商品交换确保了经济行为的自由。在平等和自由基础上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契约关系其本身就孕育着宽容精神。契约行为反映的是当事人之间自由合意的意志关系，参与契约的当事者在价值本性上秉持有着无分贵贱的平等人格，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彼此拥有选择缔约方的自由、订立或解除契约的自由，决定契约内容及其方式的自由，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就都不应受到的干预和胁迫，这正是宽容特征的显现。契约关系的生成与发展，充分说明了人们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对外在异己力量和权威的膜拜与推崇已经消散，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判断能力得到重视，人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准确性和条理性被加强，强调用制度规则来规范的市场化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进而极大地推动了宽容精神及制度的发展与健全。但另一方面，商品经济下资本拥有阶级与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冲突激烈，这种“经济属性”的阶级冲突较易被市场化的平等交换和政治上的平等修辞所遮蔽，阶级本身的自我意识也随之被越来越强盛的大众传媒所消解，体现出“文化宽容”对于阶级冲突的解构作用，从而与前社会形态相比较，商品经济社会变得更为“文明”、“公正”。而实质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常常凌驾于立法权之上，影响和操控政治、政治官员的决策和行为，故常常背离人民的基本要求，人民大众理应平等享有的民主、自由、宽容等权利也只被局限在法律层面。宽容只是资产阶级为了力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权宜之策，只是面向资产阶级的宽容，是有限开放的宽容。此外，个体利益，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泛滥，社会交往关系的异己性、外在性特征明显。在‘物’的依赖关系框架下，货币变成为了联结和维系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纽带，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彼此间的真情友爱都被利己主义的金钱关系所吞噬，围绕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争夺越演越烈，他人利益被无视，社会整体利益被弱化，社会利益格局失衡，整体陷入不安、震荡、甚至战争漩涡，宽容调节的活动空间就被极大压缩，失去其功效而显得惨淡无力。

在商品经济下的宽容，是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刚性要求维系和统摄着不同利益取向的人们的价值纽带，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宽容相比具有了如下新的特质:其一，宽容超越了个体美德意义上的私德范畴，成为独立法权个体间的公德宽容，表现为对异己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其二，宽容受到法律的保护和规范是制度的宽容，是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一种权利价值观，是现代理性社会中平衡各自文明发展模式、增强社会弹性结构的必要内容。但也应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大量充斥着政治平等与经济实际上不平等的矛盾，制度式宽容成为了资产阶级“尊重民意”、“尊重舆论”的旗号，其实质是借以维持和扩展个人权益大捞政治资本，而人民所享有的平等权利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这种形式主义倾向及只向规则制定者敞开的历史局限性是制度性宽容的困境所在。总之，在商品经济形态下的物化社会，其进步性与局限性的二重性存在对宽容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而在未来的时间经济中，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全面确定，美德式宽容和制度式宽容都终将被新形式的宽容所替代和超越。

三、时间经济形态下的宽容

在时间经济中，人们将从各种依附性的身份关系中解放出来，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对立关系被消除，开始以社会主人的身份自由支配自然社会环境。每个个体不再被束缚在单一的活动中，而把自我实现作为发展目的，充分地雕琢自己个性的丰富性和多彩性，尽情发挥和施展着自我体力、智力和创造力，彼此间形成了一种灵活的、自在的联系，结成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样的联合体中，不同的生活习惯、价值原则、文化信仰间达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识，宽容以此为基调全面展开。

在时间经济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宽容发展取得了质的突破。考察宽容主体可知，在时间经济形态下，群体生活中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原始、丰富但缺乏独立自主性”的自然生产局限已被消除;生产和需要、劳动和消费相分离的物化工业生产状况也被渐次打破，人们彻底摆脱了自然、社会和‘物’的牵绊，而具有了彼此宽容的资格和能力，成为了真正独立、自由、平等、个性的宽容主体。具体表现为:第一，宽容主体的独立性得到极大提升。此阶段中，宽容主体的社会生存状态表现为“既不以人的依赖，亦不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宽容主体的独立自主性以“个人”为主体，而不再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也就是说，宽容主体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人已经真实普遍地掌握了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支配权、控制权和主动权，人的活动也真正成为由人的自由本性所派生的无拘束的生命表现，而自然和社会只是人们依据自身活动需要而设置的舞台和基地，并且按照宽容主体的需要确定着变化的方向和形式。宽容主体此时才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与自由，具有了自主、自为、自觉的性质。第二，宽容主体的理想人格塑造趋于成熟。每个宽容主体在时间经济条件下，能够按照自然和社会的必然性全面地改造、丰富和提升自我，不断地重塑自身的主体形象。同时，又能按照不断升华的主体形象和目标来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使这内化为人的自我目的、现实能力、服从于人的自觉发展，从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理想人格的自由境界，拥有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豁达成熟，形成了泰然处之容天下难容之事的理性自觉。第三，宽容主体的自我个性得到激发。每个宽容主体因自身所具有的不同才智、能力、个性而与他人相区别开来，彼此尊重、接受和分享异己个性的魅力和丰富性，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自由地不断创造出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行为方式，丰富社会的多样性文化，推进社会的整体进步。时间经济中，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原始、丰富但缺乏独立自主性”的自然生产的局限被打破，生产和需要、劳动和消费相分离的物化工业生产状况被消除，从而在根本上摒弃了人身依附因素和物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外在束缚和异己统治，也就是说，宽容主体不用再在某种规定性上重复地生产自己，而是在易变的绝对运动之中不断地生产出自己的自由个性。这种自由个性是各自内在特殊性的独特呈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和大家共有的、我和大家再同样程度上具备的属性，既不构成我的性格，又不构成我的特长，也不构成我的特殊本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8页。以此为基础，宽容丰富的内涵和意义才能真正而充分的展开。

考察宽容生发的自然和社会状况可知，在时间经济中，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生产关系的融合与提升，为宽容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社会条件。马克思指出，在自然经济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维持个体基本衣食冷暖的需要成为当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主旨，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积聚与分化严重，资本家为了谋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无情压榨劳动者的正常生活所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领域广泛存在着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可在时间经济中，共同占有的社会个人所有制将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即人们用共同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体力、智力、劳动能力的差异也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上的任何不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成为社会通行的原则。亦即劳动异化和旧式分工被消灭，由私有制而导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分割被克服，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被联结起来，劳动成为了每个个体自我完善和自身重塑的途径与手段，宽容发展由此获得了真实而坚固的物质基础保障，不再沦为拥有权力、资本优势的个人、组织追求其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群体社会和物化社会，虽然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和积累了社会条件，因而不失为个人与社会关系发展和历史解决的不要方式和阶段，但这两种社会基本形式的历史任务，还只是促进人类完成由动物性向理性的转变，人类还未能摆脱自然和社会的外在限定而处于必然王国。因此，这实质上是人类的史前时代。只有在时间经济形态和自主社会中，人才真正摆脱了动物性的遗迹，进入自由王国，开始了真正人的历史，人的充分完全自由自觉的时代才宣告来临。

总之，在时间经济中，一方面，每个宽容主体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能获得和他人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又能获得个人的最丰富多彩的发展，从而具备了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宽容主体间的关系是平等地实现和发展自身自由的关系。每个主体都具有独立的、平等的自主权力，尊重彼此差异，并能接纳对方成为自我发展的积极对象，在这样的情境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便构成了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而，每个人都能实现了他作为人的价值和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达到了自我实现。宽容在主体真正平等自由的基础上，扬弃了美德式宽容和制度式宽容的整体主义思维与立场，以“自由个性”间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为基调，使个体主义价值逻辑得以挣脱人与物的束缚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张扬，是普世的、包容一切的、涵盖一切人的宽容，由此建立起了人世间普遍的和谐与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