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的高层次探索
——读于全有教授新著《语言本质理论的哲学重建》

王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18）

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研究的高层次探索
——读于全有教授新著《语言本质理论的哲学重建》

王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18）

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评价了于全有教授新著的语言学专著《语言本质理论的哲学重建》。一是抓住了语言学的根本问题，探讨了语言的本质问题；二是于著庞征博引，梳理详细，用力甚勤；三是能够深入引发我们对语言的深层次思考，尤其是对如何改进语言学教学的深度思考。

语言本质；厚积薄发；深层次思考；高层次探索

【主持人的话】本栏目由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言理论和教学专业委员会协办

■北京师范大学王庆副教授，认为语言学不应该在本体的计算和统计中做枯燥的细节分析，应该指导人使用鲜活语言的敏感性，要加强语言理论和语言哲学研究。这是一篇有深度的语言学评论文章。我们认为，语言学应该把宏观理论和细节分析结合，语言学的乐趣不能跟文学的乐趣类比。

■通化师范学院李平，运用连贯理论辨析近义词，认为显性连贯特别是固定搭配、词义轻重、感情色彩操作性强，通过设置“理想语境”可以把隐性连贯转化成显性连贯，具有理论启发性。

■通化师范学院王洪杰副教授等，通过对吉林各地地方志中的方言材料的归纳，发现即使属于北方方言的吉林方言词汇也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咕”、“楞”等词缀，幽默风趣的独特俗语，等等。我们认为“数词新义”似乎不能单独做特点。（关彦庆，彭泽润）

于全有教授的新著《语言本质理论的哲学重建》，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展读一过，感觉十分清新，犹如一缕清风吹进语言学领域；它使我们有机会思考语言学上一个相对高层次的论题——语言的本质问题。

一，于著抓住了语言学的最根本问题。王希杰在书序中说：“全部语言学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语言是什么？如何定义语言？定义要揭示对象的本质，作为认识这一对象的出发点。”于著有一节论述语言的本质这一论题的重要意义：“语言本质问题又是语言观的基石与底座。语言本质问题的廓清，不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因为不同的语言本质观下的对语言问题的思索，必然会导致出现与之相应的不同的语言理念、不同的研究、分析、处理问题的途径和方法。”（p.21）

王力（1957）曾说：“中国语言学的落后，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普通语言学的落后。这一薄弱的部门如果不加强，中国的语言学的发展前途就会遭受很大的障碍。”语言的本质是语言哲学问题，更是普通语言学的核心问题。没有对语言本质问题的深入思考，要想在语言研究中取得创新性成就，简直不可能。现在，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较少进行理论性思考，外国学者提出一些理论观点，国内的学者只是跟风做一些附和性、验证性的研究。胡明扬（2006）曾主张，语言理论研究应该有不同的内容，非得像索绪尔、乔姆斯基那样才算是语言理论研究，其他都不算语言理论研究？介绍国外的语言理论研究，这也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当然，介绍外国的语言学理论是普通语言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可是，现在的弊端是，介绍外国的理论似乎成了语言理论研究的全部，鲜有自主性的理论思考。

现在许多语言学者从事的语言研究，大多是语言结构的描写，或者在语言结构描写之外再加一些解释，而且还自限为“本体研究”。这类研究，对语言的实际运用意义不大。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语言学理论部分有分析句子歧义的试题，很多学生（约70%左右）在答题时都提到“鸡不吃了”这个例子，说“鸡”既可以是施事，也可以作受事。这是钻牛角尖儿式的研究。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这句话不会造成歧义。如果我们的语言研究都是这种钻牛角尖式的研究，根本无暇作“语言的本质”这类相对宏大的思考，语言学的前途是可悲的。

于著中说：“语言工具论之语言本质观对语言工具性的张扬，直接导致了对人的语言实践及人的存在的忽视。”（p.101）“语言符号论也忽视了语言中人的存在”（p.105），语言学界“甚至部分地存在着简单地把语言学界之外的一些对本问题的思考与探讨视为荒诞不经的异端而予以拒斥或不屑一顾的状况。不同领域对语言本质问题的不同探讨，明显地缺乏科际间的沟联与融通。这不仅影响到我们对本问题认识的视野、维度与深度，而且也使我们很难从更为广阔、更为丰厚、更为深远的背景与意义上，认清本问题的本真状态及其真谛。”（p.21）语言学研究的这种自我狭隘化，不仅发生在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皮特金也不无忧虑地说：“现在的一般语言学家最时髦的做法是把他们的研究故意局限在语言内部材料的范围，甚至限制在一个人自身的主观研究之中”；“语言学方法论显然不应局限于布龙菲尔德以后的那种犹太教经典式的、繁琐的、十分机械、……型式固定的毫无结果的方法。”（伍铁平，1998：27-28）

冯友兰（2004:199-200）曾经谈到当今的西方哲学研究：“现在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所着重研究的多半是一些枝枝节节的小问题。问题越小，越可以成为专门的哲学。专业哲学家必须讲专门的哲学，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钻牛角尖。对于可以使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讲了。解决这些大问题，本来是哲学的责任。哲学家们忘记了哲学的责任，把本来是哲学应该解决的问题，都推给宗教了。……这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哲学的贫困’。”如果套用冯氏的话，现在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不去思考一些语言学的根本问题，而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钻牛角尖，这是中国语言研究的“贫困”。

二，读完于著，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下过很深的功夫。语言的本质，是一个语言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探索哲学问题，可以有两个不同路向，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两个路向简单地比附成汉人和宋人的解经方式：汉人解经，多是先将前人在有关问题上的见解做出详细的梳理，然后折中出新（当然也会歧路亡羊），做出自己的判断；宋人解经，直入主题，通过自己的分析沉思，以意逆之。于著采取了前一种方式，对前人的文献作了详细的梳理，完全可以作为一个语言学简史来读。

于著共搜集到122条语言的定义，其中55种来自国内论著或工具书，67种来自国外的论著和工具书。书后所列主要参考文献达286种。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作者用力之勤，功夫之深。于教授思索语言本质的问题远在二十多年前，真可谓厚积薄发。

于著的一个优点是参考文献丰富，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丰富的文献当然也会造成作者的取用不精。于著引用了裴文著《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语言有两种，一种是在具体场合讲出来的话，即外显即时表达（dhvani），一种是抽象的语言原则，即内含永久实体（spnota）。”（p.34）裴文书中的这几句话抄袭自刘润清（1999:39），而刘润清的话是摘译自Robins著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刘润清的书中，将sphota误作spnota，裴文也沿袭了这个错误，于著同样也引用了这个错误（王庆，2008）。

三，于著能引发我们对语言研究的思考。语言本质是语言学的根本问题，在语言研究史上，许多人对语言本质问题进行过思考；不过，每个人都是从语言的不同侧面去认识语言，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各不相同。高文新在书序中说：“由于语言工具论和语言符号论均是从语言本身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尽管其对语言本质的理解有正确性的一面，但在深刻性上，说得仍没有到位，没有超越语言本身而从更深刻的方面去理解语言。”但什么是超越语言本身而从更深刻的方面去理解语言呢？高氏没有回答，不过能引发我们的思考。现在有人主张语言本体论，海德格尔（2005）说，语言使存在在场，甚至认为语言就是大道。海氏所谓的语言，就如同理学家所谓的理、气等概念；海氏的看法只是对语言功能的一种个人体验，不能称为语言的本质。海氏的语言观，是在片面夸大语言的作用，高文新也谈到这一点：“这种把语言作为本体、使之独立于作为主体的人的语言本体论观点，即使有片面的合理性，也基本是可以说是错误的。”“海德格尔说：‘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这些给人以深奥、晦涩之感的表达，其实并不深刻。对于哲学思维来说，这只是现象描述。说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没有回答为什么。”

于著也提醒我们思考，如何改进语言学教学。于著中说：“目前，语言工具论与语言符号论之语言本质观仍然在学术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在目前的语言学界，这两种观点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主流地位；而语言本体论之语言本质观的影响则主要还在语言哲学界及文学艺术界，在语言学界的影响还远没有达到传统的语言工具论与语言符号论的影响程度。”（p.18）诚如所言，在当今语言工具论和符号论的观念下所从事的语言研究很多不能令人满意。这类的研究忽视了人的因素，因此大多数论文可读性差，大有拒人千里之外之势，很难引起一般学生的兴趣。每年都有一些硕士生对我说：“老师，我们的语言学原来就这样啊，真没多少意思。”于著引用了吕叔湘的话：“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音啊，语法啊，词汇啊，条分缕析，讲得挺多，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吕氏的话值得语言研究者深思。

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习惯上被称为“小学”，西方也有学者称语言学者为“little linguist”（Cook, 1969:preface）。“小学”是与“大学”相对而言的，如果仅仅停留在词句的层面，气象显然是小的。学习语言学，需要培养人们使用语言的敏感和自觉，进而能创造出更加活泼生动的语言，而不是研究如何进行繁琐的数学统计和计算。希望我国的语言研究者多进行语言学理论方面的探索，多进行哲理性的思考，促进语言学研究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将语言学限定在枯燥乏味的计算和统计之中。从语言研究的发生来看，语言研究的目标是崇高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印度，抑或是在古希腊，最初的语言研究都是为了解读典籍。在中国，语言研究为解经服务，被说成是经学的附庸，被说成是语言学没有独立；笔者的看法相反，这正表明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能超出词句的层面，有更高的追求。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躐等。”语言学者应该考虑，如何发挥语言学作为基础学科的优长，使语言学在文学、历史、美学、哲学、教育、社会服务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于著中的一些内容还可以更完美。如贯彻该书的本质可以分成三个基本层次：即底层本质（基础层次）、一般本质（内核层次）、特殊本质（表象层次），而为什么本质不是分四层或二层本质，这还需作出做更细致的解释。

[1]冯友兰.冯友兰自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

[3]胡明扬.语言理论和语言理论研究[J].语言科学，2006（1）.

[4]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5]王力.中国语言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J].中国语文，1957（3）.

[6]王庆.评裴文著《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J].学术界，2008（2）.

[7]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M].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章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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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974(2013)06—0001—03

2013—09—20

王庆（1971-）山东高青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普通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