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市民小说的价值取向问题探讨——兼论上海沦陷区文学主体创作

■翟兴娥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著作颇丰，2002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目录》载记为史著563部[1](P29)，以往的研究都比较看重左翼作家的创作，注重“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2](P151)，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而对沦陷区特殊时期与特殊状态下的创作不愿提及或一笔带过，对这些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学没有很好地反映，也没有较客观地面对。在2011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研讨会上，孙绍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强调“一分为二”，而且主张“合二为一”……注重文学史的开放性、包容性、时代性。[3](P214)张恩认为要以“官方立场对现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一定程度的校正和整合”[3](P214)。孙中田认为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要增加入史的范围和规模。[3](P216)这些意见显然是对的，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注重政治标准而舍弃了对许多文学创作的研究与编撰，现代社会，应该以更包容更加客观的视角去审视一些特殊时期与特殊群体的创作。近代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市民体系，而沦陷区则更甚。探讨这一时期创作的价值取向问题对分析近代社会国家政治与上层建筑及文学本身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市民概念的界定与厘清

为什么要界定“市民”?一来这关系到市民小说的内涵与外延以及价值取向，二来这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需要认真厘清。市民小说，是针对特定人群所形成的小说，但又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化人群对中国文化的特殊贡献，是一个体系庞大、内容丰富、情况复杂又非常有价值的小说实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