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起万 邬家峰
文化治理是在国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三维结构框架下,来探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现代政府是有限政府,政府与社会的互动边界日渐清晰化,并逐步走向“大社会、小政府”的发展格局。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国社会如何走出国家统摄整个社会的传统格局,让社会来承载社会性公共事务,实现社会服务的自我供给?如何来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而适应现代社会对文化治理方式的现实需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又通过怎样的机制来凝结不同社会主体对社会公共文化建设的内在诉求,并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重建提供可能?本文正是通过对文化治理方式变迁的考察,以及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承载功能的研究,来探讨现实语境下公共文化的重建与现代社会公共性的重构。
文化治理的方式和结构变迁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必然结果,是对不同时期政府运作模式的具体回应。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政府治理模式也沿着传统型政府——政治全能型政府——经济主导型政府——服务型政府逐步转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在传统中国,文化治理权往往由国家所垄断。封建国家的士族大臣和地主乡绅共同把持着国家的文化治理权。“统治者往往利用儒家的道统思想和封建的伦理纲常来实现对社会的文化统治和社会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