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中华文化的时代表达

■何志鹏

21世纪之初，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股研习和传播国学的热潮。有关国学的著作再度风行①;关于国学的讲座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上推出②之后，迅速传递到大江南北，赢得了广泛的效仿和追随;相关的音像制品也层出不穷，各地形形色色的教育者、包括中小学也以背诵古代蒙学读本、穿着古代服装、模仿古代礼仪等不同的方式传达着国学热的信息。在这种迅速传播的国学热潮之中，值得学者冷静审视和反思的问题是:此种传播具有哪些积极意义?哪些消极意义?推动国学传播的目标是什么?这种目标是否达到了或者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如果不能很好地达到预期，我们需要的国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以及该如何构建国学?

一、国学传播的两次热潮

倡导和追随国学的热潮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它以百年前清末民初的国学概念形成为伏笔，并经历了数十年的酝酿和多方面的尝试。审视和比较国学兴起的两个历史阶段，有益于我们做出正确而清晰的判断。

（一）20世纪初的国学传播

按照通行的辞书，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③这一名称兴起于清末民初，由梁启超等先生倡导④，并于1905年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目的就是保存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1](P484-485)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发起成立“国学讲习会”、“国学振起社”，编印讲义，宣讲中国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2](P877)章太炎(炳麟)先生还著有《国故论衡》⑤，又做了《国学概论》的讲演，并于1935年在苏州主持国学讲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