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师参与新课改的判断标准

王卫华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 理论依据

教师在接受或参与一场教育改革时［1］，在改革的初期或进程中，他一般会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1)改革是一种现实需要吗?确切地说，改革是“我”的需要吗?学生会对改革感兴趣吗?改革能改善学生的学习吗?改革会有明显的效果吗?这个效果是不是改革设计者当初作出的承诺?2)在改革的方案文件中，能否清晰地说明“我”该做什么?3)改革对“我”的时间、精力、兴趣、能力、新技能等会提出哪些挑战?“我”需要付出哪些努力?4)“我”和其他的同行能在这次改革中获得哪些益处?［2］迈克尔·富兰 (Michael Fullan)是加拿大著名的教育改革专家，他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的考虑因素同时也得到了多伊尔 (Doyle，W.)和庞德 (Ponder，G.)的认同。多伊尔和庞德认为，教师并不会盲目参与一场教育改革，即使有行政上的压力，如自上而下式，教师也会选用一种最“实用” (practicality ethic)的方式来应对。其应对策略包含的内容有:和谐性、工具性和成本［3］。

所谓和谐性，是指教师对改革会给学生带来何种影响的估量，以及教师所处的情境的状况;工具性是指改革所要求的程序的清晰度，如工作怎样完成;成本则是指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其中，“金钱只是很小一部分，教师在时间、精力上等方面的付出以及对变革成果和声誉的未知性，才是在实施变革时将要付出的主要成本。”［4］简要地说，教师如果要选择改革:那他在认知情感上是积极的，在程序上是清晰的，在个人收益上是正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