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建筑的“场所精神”与地缘或方位释义

李丽霞

（CMCU·中机中联，重庆 400039）

中国古建筑的“场所精神”与地缘或方位释义

李丽霞

（CMCU·中机中联，重庆 400039）

该文在深入解读《营造法式》等古典经典的基础上，分析阐释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场所精神”。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筑是一种国家法定本文，而非个人创造。中国古代已实行了建筑的“标准化”制度，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图式。

场所精神；营造法式；古代木构；符号系统；语言系统；建筑制度

古代中国算命术中有将十二地支、十二生肖和二十八宿对应配套的习性作法[1]。

通过人的生辰八字与天象星宿关联而形成一种关系，虽说这种关系并没有科学性，但从文字解释上却有着某种现象学意义，即把宇宙看成一个大符号系统。数字如同法网一般将这些符号连结成一个系统。比如，中国古代建筑的开间数常用奇数，体现出居中而尊的伦理道德观念。《易传》中有奇数对应天，居于阳类；偶数对应地，属于阴类，有阳冷和不祥之义。所以，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奇数作为模数一直延续3千多年[2]。由此我们知道“数的符号意义”：中国古代建筑与天象人事的同构关系，与天同构的天人合一形态（西方建筑的现象学研究多关注建筑与宇宙，世界的关系）。比如中国古都城的定位模式：以北极为中心，与天对应的秩序，这是中国古代都城总体上的共性。这是观象于天，故有“天朝”之称。

据文载，天朝秦都布局确与天象对应。《三辅黄图·咸阳故城》说：“筑咸阳宫，因此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引谓水灌都以象天汉，以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更命南信宫为极庙，象天极。”由此而力求天文地理同构的天人合一之境。

汉长安城也与北斗、南斗二星象对应，以合天象，且天象与政治制度秩序对应。于是都城建筑从整体的规划布局到具体的单体形象均是一种天、地、人对应的象征符号。汉长安城与天象、八封对应图为：

这样乾—坤 —天 —地 —紫禁宫—汉皇宫 西北—西南对应，形成“场”的语意系统。这近似于诺伯格—舒尔兹所说的知觉场，其要素包括：中心性、方向性和韵律性、地方精神和场所。场所有地方、所在、城、村、地点、住处、位置、身份、生活方式、座位职务、推进的时间过程、情形、处境、发生、事件、安置之意。在《营造法式》中，有以日影测地，以天象对应一说。

这种选点方法是一种 “场所”观念。秩序对应，即以现象→结构→ 精神。从物、集合到事件，由失落而寻找到家，诸如此类的多种现象集合为场所，即人的在世和存在的支点。在空间之中的身份和方位，这就是诺伯格—舒尔兹的 “场所精神”。

而 “身体”则把我们引入了延伸环境中的围合和基本单位，这就是延展空间。知觉从垂直与运动角度讨论空间的围

合。作为身体，知觉设定了一个有组织的连环环境。在造型语汇选用上，《法式》规定出了一套“语法”系统类型，或为模式语言。于是我们说《营造法式》是一套约定俗成的或被制度化了的信号和代码系统。如果按照海德格尔所说 “语言是存在之家”（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Being），汉语就是中国人的家，有不同的存在就有不同的家。曾经有诗人学者郑敏先生认为五·四开始倡导的白话文，以为白话文可以使中国现代化，但现代化的白话文使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文言文逐渐地遗失。文言文的遗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了传统汉语文化的根基——“家”。因为古汉语文言文的存在是与其所在的场所相关联的，是特有存在着的，也是白话文和拼音字不可取代的。这正如卡西尔说的人生活在语言符号中，海德格尔表达了人以语言“栖居”之意。因此《法式》的意象和图形是古代汉文化折射出的“镜像”。中国古代是天—地—人合一的空间观，与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天—地—人—神合一的理念都强调了“人”的“在场状态”。同海德格尔描述的古希腊神庙相比（强调光线、夜晚、黑暗等），中国古代的木构的形式显得更为抽象，正如中国的画是一种没有光的画面。

说到汉文言文是古文化的“家”，则可举一例：在以“院”为原形的宫廷建筑中，墙这个要素即是边界，又是线，它在中国古建中占有相当比重。《营造法式》并未从形而上角度对其描述而是具体的规定，“筑墙之制”即是：每墙厚三尺，则高九尺，其上斜收，比厚减半。若增高三尺，则厚加一尺，减亦如之。这是对墙高厚比所制定的规范。在中国古文化典藉中对墙有多种观念性描述：《周官·考工记》说到墙的高厚比率；《尚书》有“既勤垣墉”；《诗》有“崇墉圪圪”；《春秋左氏传》提到“有墙以蔽恶”；《尔雅》的“墙谓之墉”；《淮南子》的“舜作室，筑墙茨屋，令人皆知去严穴，各有室家，此其始也”……等等。墙有城墙、宅墙，是一种秩序，与土地占有有关，是一个领域与图景。因此有了入口秩序与排列。墙不只是防卫，而是一种缩小的“宇宙图形”。这些典籍均以其“文言”符号说明了中国人的“居”的意念。

中国古建对空间的组织。如前所述，以南北轴线和天地对应而形成的“场所”为核心，然后在四方方位上形成一种空间组织，如同一棋盘，空间排列组合、井田、井干的整合即形成古建群的空间构图。通过这种组合与四方、天象对应，被理解成为一种政治、道德、自然秩序空间连续系统；理性结构、整体布局、时间绵延而形成一个都城。尤其在北方平原地区，根据地形四方连续，组织围合空间的“边界”构成了特有的建筑造型图形（或图像），比如庭院，由墙构成东西方向的围合，而南北方向围合则以中轴组织进深，有门、厅、殿等形成正面的空间序列结构。

有别于在整体空间构图中展现出的“方正”和“对称”，古建筑的具体部位的造型常常倾向于相似自由的“曲线”。《礼记·明堂经》说，“复庙重檐，天子之庙饰也”说明重檐即是装饰，又是等级之符号。这种向上的“升腾”展现出壮观、美丽和光彩。抛物线状的屋檐曲面其功能是减缓檐口滴水，或者是一种“仪式”化了的造型。其“飞”的形象和“非常”的抽象曲线变化是一种理性的有限度的“浪漫”，富于幻想的形式，表现了中国建筑特有的审美。李泽厚引《诗经》中“如恽斯飞”，“作庙翼翼”描述了“四宇飞张”的效果[3]。

《营造法式》“檐”中引《诗》描述到：如歧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斯飞。说檐阿的势，像鸟飞一样，飞有一种姿“势”，尤以双曲线的豪华（重檐）是专为皇帝的“装饰”。装饰指没有功能的仪式需要。《礼仪》：升，主人阼皆上。堂楣，把上翘曲线隐喻为眉的拟人化[4]。

飞昴，在《说文》中解释为“楔”，这是措昴在形成“飞”的造型的具体作用，何晏《景福殿赋》把飞昴描述为“飞昴鸟踊”，类似鸟在飞。我们可以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发现许多种“原型”，比如中轴，四方连续的平面组合、飞檐等。《营造法式》的制度化了“类型”的原型是一些范式。

《营造法式》分别通过解释了宫/阙/殿/楼/亭/台榭/城/墙/柱础/定平/取正/材横/飞昴/爵头/铺作平生/梁/柱/阳马/侏儒柱/斜折/门/乌头门/华表/……以及 “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大木作制度”、“小木作制度”、“雕作制度”、“旋作制度”、“锯作制度”、“窑作制度”以及上述作制功限、料侧、图样等一套系统法则，把建筑从图样到施工的系列制度化，从而形成宫式建筑的类型法则。 譬如《尔雅》对“宫”释：

再如：关于高台的意义，《墨子》有：古人陵阜而居，穴而处，潮湿伤民，所以后来，筑高台以抗风寒，而墙则别男女之礼。《白虎通义》有：才以高台为宫或皇帝居。前者从功能道德的角度论述了高台的语义内涵；后者则从社会等级的角度论证之。

有如讲到“阙”，《春秋公羊传》有：诸位天子有别。 《同宫》有：示治法；《白虎通义》有：尊卑。《释名》有：观望中间一道。再

如对殿的解释是：《苍颉编》殿释为堂。《周官·考工记》说为重屋，且有具体尺度比例要求，夏后氏时南北要求二七，宽四。《礼记》天子之堂为九尺，诸候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等级分明的政治制度。

谈到“城”，许多著述都引用《周官·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三制九雉。这一模式已成为历代都城的基本原型，略有改动的也是因地形尺度或其它原因。可以看到这些类型很早就成型了。而立面的类型也在“法式”其它制度中已定形了，想当时可能是使用历史中古典建筑模式的归纳总结而成[5]，这是一种类型。

城市，社区政治化，城市的网格化使城市成为一个国家一部分。街区被编码进入政治防卫的一部分，空间重复、空间被纳入道德规范组成“道德社区”和军事化社区，而这个街区结构命名都具有某种文学性隐喻或叙述，它象征了吉祥太平，它是一个理想国的图式，它成为极权的产物，是一种政治社会学的修辞性话语。“建筑物代表了权威，象征了权力，成为冲突的场域与政治资源[6]。“建筑物的营造环境，呈现了一个既定的社会秩序，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在其中的分布的方式。”礼制建筑向我们再现了宗教政治权力，礼制建筑就被设计出来实现这些需要，它是一种立国政策，所建筑形制就是一种社会制度，是国家形态的“镜像”。他们是国家或“家”干预社会的产物，是驯服人民的手段，政治组织直接物化为建筑组织。

政治制度与建筑制度，乡野趣味与农业形态，街区组织与都城保护，“建筑物体现了那些权力者的社会观，这些社会观被描述成建筑形式：社会制度、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社会法则系统、文化与宗教、政治宇宙观的一体化产生了建筑形式，形成一套语法规则、文化空间形式、农业形态的国家图式与宇宙图式一体化。因为那时还没现代工业化的社会分工。

谈到建筑史的共时化倾向或者非时间化的形式问题，在西方艺术中，理论家们断言，“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的视觉，人们对形和色的领悟是因气质而定的”[7]。这说明西方艺术强调个体化特征，但中国艺术情形正好相反，中国艺术不是个人的而是群体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建筑是一种国家法定本文，而非个人创造。在古中国，个人化的产品呈现为“笔迹”的特征，正如中国古代文人墨戏与书法，而建筑则不同，这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既然是一种社会规范图式就不存在个人感悟和气质问题，各个地方的构筑都以“法式”为摹本。这就是说图形、用材、尺寸、色彩都是构筑前已有了的。个人感受已不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已实行了建筑的“标准化”制度，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图式。

[1]江晓原.历史上的星占学[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

[2]俞晓群.数术探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4.

[3]李泽厚.美的历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4](瑞士)H·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M].潘耀昌，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这是一种“类型”归纳，或类型学。Aldo Rossi和Rob krier有都市类型学之说，其方法是角度化 (angling)/分割(segmentation)/增加(addition)/元素的合并(merging)/重叠(overlapping)/混合(amalgamation)/变形(distortion)(参见季铁男《社会学“类化”与建筑类型家》，载季铁男编，《建筑现象学导论》第271页。)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远不是北京“夺”式建筑那么粗浅。吴良镛先生在“菊儿胡同”的“院”的意象研究中已对“类化”的“现代转型”问题做出了有意义的偿试。

[6]参见Anthony D.King(1993)“Building and Society”，in Ben Farmen￡Hentie Louw(eds.)，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Thought.London:Routledge.PP.118~ 121．

[7](瑞士)H·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M].潘耀昌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页.

责任编辑：孙苏

区县建设

重庆市綦江区建委全面推行工作人员下工地制度

近日，重庆市綦江区城乡建委召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例会。区城乡建委主任、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组长赵福宇在会上要求，全面推进城乡建委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下工地制度，加强建筑行业安全监管，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各项规定，纠正违规违章行为，排查整改事故隐患，实现安全生产监督重心下移，关口前移。

据了解，下工地人员包括区城乡建委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工作人员（质监站、安监站、检测中心、岗培中心工作人员除外）（以下简称工作人员），方式为每月分组按计划对在建工程项目实施安全监督检查。委领导每月不少于四天，中层干部每月不少于六天，一般工作人员每月不少于八天。工作人员下工地前须到安全科登记，下工地要严格排查工程项目质量安全隐患，认真填写检查记录，每月定期将检查情况报送安全科。对于发现的一般事故隐患，应当责令施工单位立即整改。重大事故隐患应按隐患整改"五落实"要求处理，跟踪整改情况，实行从发现、督办到整改、销号的闭合管理。工作人员应于当天将重大事故隐患报质监站、安监站；质监站和安监站应立即下达整改通知书，并函告项目所在地街镇（园城），督促其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綦江区建委）

Paraphrasing on"Place Spirit"and Geography or Locality of Chinese Historic Building

The"place spirit"of Chinese historic building is analyzed and expounded after deep unscrambling classic works like Building Establishment Style.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hinese historic building is a kind of national standard style,not individual creation.Building standardization system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ancient China as a national ideology.

place spirit;Building Establishment Style;ancient wooden structure;symbol system;language system;architectural system

TU-021

：A

：1671-9107（2013）12-0004-03

2013-10-08

李丽霞（1975-），女，山西晋城人，本科，工程师，主要从事建筑工程工作。

10.3969／j.issn.1671-9107.2013.1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