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及其经济效应

陈 恩 于 绯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广州 510632)

FDI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及其经济效应

陈 恩 于 绯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广州 510632)

本文对FDI与劳动力流动的互动关系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反思。首次提出研究FDI与劳动力流动的三次浪潮，发现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FDI技术转移产生和实现的重要因素，同时我国FDI分布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的趋势基本一致，FDI带来的就业创造、挤出效应导致我国就业量的变动，并且FDI对我国区域人力资本积累从互补作用逐渐转变为替代作用，由此得出FDI与我国劳动力流动具有协同关系。进而在协同关系之上讨论了FDI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促进论和不确定论，对区域经济差距带来的扩大论和不确定论。反思现有研究成果指出从高、低技术含量FDI和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入手来探索它们对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机理，将是未来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最后提出我国要通过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活动消除低技术含量FDI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的替代，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区域长期增长的政策建议。

FDI；劳动力流动；协同关系；经济效应

一、引 言

学术界对“FDI与劳动力流动”这一主题的研究无非从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二者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两种范式展开。虽然基于这两种范式下的研究体系业已成熟，但是大多数文章都倾向于运用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方法对具体区域和现实问题做出分析和判断，而对这两种范式下的研究文献进行宏观归纳和系统述评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首次将FDI与劳动力流动（以及伴随劳动力流动产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划分为三次研究浪潮，并且提炼和分析每次研究浪潮中的主流派别和观点，从而归纳出投资于我国的FDI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之间具有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协同关系，进而提出FDI与劳动力流动共同作用于我国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差距各有两种论调，最后反思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并且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将对我国不同区域正确对待引进外资技术和自主研发，正确吸引不同技能层次劳动力的流入，从而促进区域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有益的启示。

二、研究FDI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三次浪潮

FDI与东道国劳动力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在对这一主题研究的半个多世纪里，可以根据研究视角和重点的不同划分为三次研究浪潮。

（一)第一次研究浪潮（上个世纪60—90年代)：主要从跨国公司角度考察FDI是否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

在上个世纪60—90年代，学者们的实证检验几乎一致赞同FDI流入发达国家会对当地企业普遍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如Gaves（1974)、Globerman（1979)、Nadiri（1991)、Imbriani& Reganati（1997)对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的实证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技术溢出效应是明显的。但是对FDI流入发展中国家是否为其带来技术溢出效应的观点却大相径庭。

肯定之说。Blomström&Persson（1983)，Blomström&Wolff（1989)，Kokko（1994)，Kokko& Zejan（1996)，Sjöholm（1999)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溢出的确发生在墨西哥、乌拉圭、印尼等发展中国家。Kugler（2001)还认为FDI对哥伦比亚的跨行业溢出效应比行业内更加明显。Coe&Helpman（1995)、Eaton&Kortum（1999)、Keller（2001)等学者主张，一国的技术变化通常不是源于本国自主研发，而是源于国外技术转移，尤其以FDI为国际技术转移为主要渠道。

否定之说。Blomström （1986)，Haddad& Harrison（1993)，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Harrison（1999)的实证研究表明，FDI既没有为墨西哥、印度、摩洛哥、委内瑞拉等国家的本地企业带来技术溢出，又没有显著提高本地生产效率。Kathak（1989)运用生产函数方法对印度的外资企业进行实证，发现FDI的技术溢出只会发生在科技含量高的行业。Goldar（1994)运用计量方法对印度的外资企业进行实证，发现FDI的技术溢出具有时滞性并且只存在于长期。Haksar（1995)甚至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FDI带来的技术溢出远不如本国R&D。Kinoshita（2000)通过对捷克制造业的分析得出捷克本地企业并没有从外资合作企业中获得较大收益。Mayer（2001)通过分析46个低水平经济国家的数据表明，外资技术转移并没有提高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反而与当地低技能活动紧密联系。

（二)第二次研究浪潮（上个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主要从东道国角度探讨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对FDI吸收能力的影响

自从Lucas（1988)两部门增长模型实现了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替代以及放松广义资本规模报酬递减性质从而开辟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加之Cohen&Levinthal（1989)发现企业研发投入能够同时提升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学者们不再一味追究FDI是否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纷纷投入到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影响东道国吸收FDI溢出效应能力的求证中，而求证的结果是极其肯定的。

1.认可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FDI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

Benhabib&Spiegel（1994)明确表示发展中国家必须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本才能够运用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否则就会限制该国对技术溢出的接受。由于印度尼西亚教育水平较低、研发活动匮乏，造成本地企业吸收能力低下，即使跨国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带来先进技术也不能被当地企业充分吸收和转化。也就是说FDI只为知识技术溢出创造机会，但是生产率提高和新技术的掌握不是外资进入东道国后理所应当产生的结果，人力资本水平不仅决定东道国对FDI的吸引程度，更加决定了当地企业利用潜在溢出效应的能力。Noorbakhsh et al.（2001)通过发展中国家大样本回归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获得FDI技术投资也越多，跨国公司只会把技术密集型、尖端的子公司布局在劳动力教育素质良好的国家。Kathuria（1998，2000，2001)认为本地企业对研发和培训的投资强度与吸收FDI技术溢出效果强相关，如果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资，外资产生的溢出效应很难实现（Saggi，2000)。Kawaj（2002)指出日本向五个亚洲国家投资的技术溢出实现取决于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中学入学率是主要考察指标。

2.量化吸收FDI溢出效应的人力资本门槛

Borensztein et al.（1998)是这样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这一门槛的。他根据理论模型推导出回归方程式（1)，其中自变量H、Y、A分别代表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初始人均产值、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因变量g代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且运用1970—1979年、1980—1989年两个时间序列的69个发展中国家25岁以上受过初中教育的男性人口和其他增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FDI与人力资本交叉项的系数C远远大于FDI系数C1，表明发展中国家要想吸收FDI溢出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必须具备超出一定人力资本门槛（Threshold Effect)的人力资本存量。

g=C+CFDI+CFDI×H+CH+CY+CA（1)Bin Xu（2000)在此基础上运用男性公民接受中等教育的年限来考量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实证结果也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人力资本存量呈正相关：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低于1.3年，FDI溢出效应为负值；当人力资本存量处于1.3～2.4年之间，FDI溢出效应为正值，但检验效果不显著；而当人力资本存量超过2.4年，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才是真正具备统计意义的正值，因此东道国吸收FDI技术溢出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值为2.4年。而M·Lanlchuizen（2001)的实证分析结果主张东道国从事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结构比绝对人力资本存量更能体现出一国的吸收能力。固然，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是提升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途径，当劳动力流动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够吸收FDI带来的相应水平的知识技术外溢，否则跨国公司会改变技术投资策略，对劳动力流动和当地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学者们也纷纷论证了经济开放度、知识产权保护、当地研发能力和条件、产业关联效应、金融市场效率、制度环境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重要意义。

表1 中国人力资本等因素对FDI吸收能力影响的典型研究

3.聚焦于中国的研究

由表1可知，第一次和第二次研究浪潮可以概括为如图1的逻辑思路，体现了从现象溯源到本质的升华。

图1 第一次和第二次研究浪潮的逻辑思路

（三)第三次研究浪潮（从21世纪初至今)：主要从跨国公司和东道国综合角度研究FDI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的作用

学者们热衷于研究FDI对我国劳动力流动及人力资本积累带来何种影响源于两方面事实，一方面我国极其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和特殊的经济转型阶段注定我国成为全球在FDI部门就业人数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在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政策下，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巨大规模和速度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下文谨就FDI分布与劳动力空间流动、就业和人力资本积累三方面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

1.FDI分布与劳动力空间流动：一致抑或背离？

第一，工业化进程视角。杨云彦等（2003)的实证研究发现FDI投资扩张促使沿海地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制造业出现反梯度模式的“再工业化”特征，造成对内地国有部门和传统工业部门的刚性就业替代，使得中部地区制造业紧缩，大量人力资源外流。朱金生（2005)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以GDP、区域内资、区域外资、区域进出口总额、区域劳动力资源差异为解释变量，就业人数差异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发现导致省市之间就业差异的最大原因是外贸，其次是FDI，但是对东、中、西三大区域就业差异影响最大的是FDI，也说明FDI对东部的投资倾斜带来中部的就业机会向沿海区域转移。第二，劳动力市场发育视角。虽然沿海开放战略以及毗邻港澳台的区位优势直接导致FDI集中投资于东部，但是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成本较低的优点为什么没能吸引较多FDI？蔡昉、王德文（2004)指出中、东、西区域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比平均工资差距更大，是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平衡和户籍等因素制度性地抬高了中、西部工资水平，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即使劳动力大规模迁移也远不能矫正资源配置扭曲的水平，所以FDI对促进我国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第三，典型区域分析视角。万欣荣等（2005)实证研究表明当广东省实际利用FDI增加1%，就业量就会增加0.123%，远大于GDP和内资企业带来的就业效应。因为外资企业在广东通过雇佣大量合同工、临时工来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同时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和技术转移，所以对促进广东省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有利。易苗、周申（2011)认为FDI与对外贸易促进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区域流动的直接作用并不显著，而通过影响集聚程度、实际工资差距和就业差距来刺激劳动力流动的间接作用比较显著。赵德昭、许和连（2012)基于“合力模型”理论框架对1996—2009年我国28个省级单位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得出FDI对东部区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拉力”作用要远远大于中西部区域，而农业技术进步对东部区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 “推力”作用要显著低于中西部区域。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FDI分布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的趋势是一致的。

2.FDI之与就业：创造抑或挤出？

FDI对不同国家的就业影响也不同，Michiewicz et al.（2000)对四个中欧国家就业影响的研究证实FDI带来可观的就业创造，而Misun和Tomsik（2002)的研究表明投资波兰的FDI对当地内资企业具有较强的挤出作用，投资捷克和匈牙利的FDI却带来较强的挤入作用。针对我国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论点：（1)时期论。钟辉（2005)通过动态逻辑推导阐明，短期内劳动密集型FDI与绿地投资式FDI无疑会增加就业；中期内市场开拓型和生产基地型FDI对就业量的影响尚不确定，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关联度越强，对就业的促进就越大；长期内FDI的就业效应取决于内资企业对其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2)抵消论。王剑（2005)建立了FDI综合就业效应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83—2002年的数据对递归联立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FDI每增加1%会直接增加0.052%的就业，但会挤出0.049%的国内投资而间接产生0.031%的失业，同时通过促进生产率上升0.146%而挤出0.013%的国内就业。综合来看，FDI每提高1%会实际增加0.008%的就业。金碧、陈仲常（2007)也指出FDI通过自身活动、影响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三种传导渠道诱发或者挤出内资企业，从而影响就业量。但是杨扬等（2009)运用劳动力供给冗余条件下的资本劳动力配置方程和1987—2004年国内28个省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FDI一方面挤出国内无效资本，另一方面迫使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通过裁员方式提高效率，技术冲击越大的FDI对本地就业的负效应就越强。（3)结构论。刘辉群、卢进勇（2009)的实证分析表明，投资于第一产业的FDI每增加1%，就业量就会下降0.056%，说明FDI对第一产业就业带来负效应；投资于第二产业的FDI每增加1%，就业量将增加0.057%，FDI成为第二产业就业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投资于第三产业的FDI与就业量既不存在协整关系，也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可见，无论是时期论、抵消论还是结构论，FDI对我国的区域就业效应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可以肯定的是，FDI的就业效应是直接创造就业效应减去挤出的国内投资，再减去由于推动生产率而抑制的国内就业的结果。

3.FDI与人力资本积累：互补抑或替代？

Borensztein&De Gregorio et al.（1995)通过分析1970—1989年经济合作组织投资于6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现FDI提升了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Ariken&Harrison（1999)指出外资比例越高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并且外资比例越高的行业其内资企业的劳动力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就越低，一个重要原因是FDI通过工资信号吸引高技能劳动力从而在长期内带动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Ramos Arturo，2001)。我国的经验也表明FDI与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增减趋势一致的互补关系。陈飞翔、郭英（2005)认为FDI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与人力资本积累互为补充。虽然进入我国的FDI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但是仍可以通过对教育促进机制和员工培训机制提升人力资本积累（马衍军，2005)。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FDI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李捷瑜、王美今（2009)构建基于哈罗德中性技术变迁的CES生产函数的动态劳动力需求方程并运用58个发展中国家和27个发达国家1980—2004年的数据进行检验，结论是FDI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带来负向冲击而对发达国家却是正向作用，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FDI其技术溢出与就业效应呈稳健的替代关系，即FDI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就业却不利于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高，对于发达国家恰恰相反。邵敏、刘重力（2011)的实证分析证实，FDI对我国技能溢价主要来源于偏向非技能劳动力的技术溢出，它对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显著为负向，但对技能劳动力供给的正向作用并不明显，说明FDI集中投资于高端产业的低端环节从而降低了我国技能溢价程度。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我国沿海区域的多数是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劳动力寻求型FDI，这些FDI的技术转移潜力较小、附加值不高，因此对知识技术型人才的培育能力、吸引能力有限。FDI对我国技术转移和提升劳动力素质固然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我国生产力的日益提高、鼓励自主创新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FDI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正在消减，越来越表现出对知识技术型人才需求的减少、为保护核心技术而产生对人才培养的惰性、误导相对落后地区家庭重视打工而轻视教育等，因此FDI对我国区域人力资本积累从互补作用逐渐转变为替代作用。

由以上三次研究浪潮可知，跨国公司进行FDI的技术转移策略以及东道国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主要取决于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出于外出务工目的而进行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是影响区域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FDI技术转移的产生和实现。同时，我国FDI分布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的趋势基本一致，FDI带来的就业创造和对内资就业挤出的角力导致我国就业量的变动，并且FDI对我国区域人力资本积累从互补作用逐渐转变为替代作用。这些都表明FDI与我国劳动力流动是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关系中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这种密切的互动关系可以称作协同关系。

三、FDI与劳动力流动在协同关系下的经济效应

（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论和不确定论

一些学者主张FDI与劳动力流动在协同关系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李扬、殷剑峰（2005)对封闭、开放和加入金融部门条件下的劳动力转移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农村和国有企业向工业、城市和非国有企业转移，构成我国二十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核心机制，并且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与劳动力流动互为因果的正反馈机制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所以扫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对这种内生增长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代谦、别朝霞（2006)通过一个两国内生增长模型也证实了辅之以较快人力资本积累，FDI才会使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钟昌标（2010)利用空间动态计量模型和各省1986—2008年的面板数据对FDI产生的区域内溢出和区域间溢出进行考量，认为区域间劳动力、资金和知识等要素的流动性越强，区域间生产率就越相互依赖。并且技能型劳动力从外资企业流向内资企业、内资企业模仿外资企业的技术以及企业间前后向关联等都是FDI区域内溢出得以实现的主要渠道。另一些学者却认为FDI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沈坤荣、李剑（2003)利用1978—1999年的经济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贸易变化对人均产出的作用较少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实现。周春应（2007)通过协整、Granger因果检验等定量分析认为，FDI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八个传导途径中，带动进出口贸易的作用最为显著，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的作用最弱。陈琳、林珏（2009)运用1999—2002年世界银行调查的1566家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通过人员流动和员工培训效应虽然为外资、合资和国有企业带来显著的正向溢出，却没有为集体所有制和私营企业带来正向溢出。而葛小寒、陈凌（2010)利用1997—2004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人力资本、人口变动和经济增长构成的理论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是FDI与人口变动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果并不明显。程鹏、柳卸林（2010)通过VAR模型分析认为广东内资和劳动力规模在长期内能够明显增进GDP，但是外资却为长期经济增长带来负向作用。然而江苏的内资和外资都能够促进GDP长期增长，劳动力增加却为经济增长带来阻碍作用。

（二)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论和不确定论

一些学者的观点是FDI与劳动力流动在协同关系下会扩大区域经济差距。如颜伟、刘冬荣（2010)提出FDI会加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其中二元对比系数在最近十几年来的下降就是由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利用外资规模的差距造成的。然而更多学者持不确定论。宣烨、赵曙东（2005)对FDI投资规模较大的江苏省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投资越集中的区域其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土地等要素价格就越高，区域间发展差距就越明显，但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可以缓解区域间工资差距。于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限制和机会成本越小，区域间工资差距的扩散效应就越强。戴枫（2010)采用GMM方法对全国1997—200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进行检验，指出FDI主要与中、高技能劳动力相匹配，低技能劳动力丰裕的省份就会出现不同技能层次劳动力明显的收入差距。但是改革开放后，与外资结合的低技能劳动力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和培训，有效的缓解了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沈桂龙、宋方钊（2011)认为劳动力在区域间频繁流动使得FDI对区域收入差距影响不大，虽然来自中西部的各种人才纷纷流动到东部的外企就业，但是他们往往将收入汇回老家或者回乡创业，导致FDI与区域收入差距的关系不显著。盛斌、魏方（2012)根据1998—2010年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FDI一方面通过改善农村居民就业结构和带来贸易效应缩小东部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另一方面通过人力资本非均衡效应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四、研究反思与前瞻

投资于我国的FDI其投资类型和来源地是多种多样的，理论界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战略将其划分为寻求市场成本最小化的水平型FDI、寻求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最小化的垂直型FDI，以及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效率寻求型FDI。由于跨国公司的投资目标是攫取最大利润，并非技术转移（包括技术输出和技术溢出)，所以东道国可以根据获得技术转移的利益大小将这些FDI划分为相对高技术含量的FDI和低技术含量的FDI。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可以发现尚且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已有研究肯定了高技术含量FDI能够吸引高技能劳动力 （或者称为熟练劳动力、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流入，二者在协同关系下能够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带来区域间发展差距，但是却忽视了低技术含量FDI对低技能劳动力（或者称为非熟练劳动力、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的吸引，它们也具有增减一致的互补关系。大量低技术含量FDI的流动与大量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构成一对因果循环，它们虽然会繁荣区域就业，但是会抑制人力资本积累，削弱区域研发能力，进而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增长，如图2所示。目前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尚且鲜见。第二，已有研究已经量化出劳动力在怎样高的人力资本门槛上能够吸收FDI的技术溢出，但是没有关注低技术含量FDI在怎样低的人力资本门槛上吸引劳动力流入，更没有进一步讨论大量低技术含量FDI的涌入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的排斥作用，也没有量化低技术含量FDI替代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的替代比例。第三，已有研究只是分析了FDI作为无差异整体的区位分布与劳动力空间流动趋势的一致性，而没有区别讨论高、低技术含量FDI与对应高、低技能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匹配情况，也没有比较不同技术层次的FDI在特定区域内的就业创造和就业挤出效应。第四，FDI和劳动力虽然作为要素投入必然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低技术含量FDI与低技能劳动力流入的因果循环会抑制人力资本积累和区域研发活动，从而抵消一部分经济增长，那么接受了低技术含量FDI的区域在长期能否保持稳定增长将是一个富于变化的复杂过程。可以说从探索异质性的角度切入，将FDI划分为高技术含量、低技术含量的FDI，将FDI吸引的劳动力划分为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研究它们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并且从它们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入手探讨它们对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机理，将是未来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

当今世界美国、英国和法国依靠基础研究取得科技发明和原创技术，仍然占据科技创新的最前沿；日本和韩国紧随其后将科技创新成果进行本地化和二次创新，处于科技创新的中端；而中国和东盟国家不断引进和模仿国际上已经成熟的技术，处于科技创新的最低端。我国内资企业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一方面源于对外资技术转移的依赖，另一方面源于大规模低技术含量FDI抑制了区域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能力的提升。未来，我国不仅需要引进适宜区域发展的外资技术，通过教育投资促进人力资本水平达到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门槛值，更需要大力支持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活动，从而摒弃以资源消耗为目的的低技术含量的FDI，同时消除这类FDI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的替代，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率，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区域稳定、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图2 FDI、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效应的内在机制

［1］Kokko，A.Technology，marketcharacteristics，and spillover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4，43（2)：279-293.

［2］Kokko，Zejan.Localtechnologicalcap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FDI in the Uruguayan manufacturing sector［J］.Develop.Studies，1996，32（4)：602-611.

［3］Blomström，M.，F.Sjöholm.Technology transferand spillovers：Does local participation with multinationals matter［J］.Euro.Econ.Rev.，1999，43：915-923.

［4］Coe，David T.，Elhanan Helpman.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5，39：859-887.

［5］Haddad，M.，A. Harrison.Are there positive spillovers from FDI，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for Morocco［J］.Develop.Econ，1993，42：51-74.

［6］Aitken B.，A.Harrison.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Venezuela［J］.Amer.Econ.Rev.1999，89（3)：60518.

［7］Kathak.Imported Technology and R&D in A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y：The Indian Experienc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9，（31)：123-139.

［8］Cohen，W.，D.Levinthal.Innovation and learning：The two faces of R&D［J］.Econ.J.，1989，99：569-596.

［9］Jess Benhabib，Mark Spiegel.The Roles of Human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Aggregate Cross-Country Data［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2，34：143-173.

［10］Noorbakhsh，F.，A.Paloni，A. Youssef. Human Capital and FDI In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New Empirical Evidence［J］.World Development，2001，29（9)：1593-1610.

［11］Borensztein，E.，J.De Gregorio and J-W.Lee.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Growth?［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45：115-135.

［12］Xu B.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technology diffusion，and host country productivity growth ［J］.J. Develop.Econ.，2000，62：477-493.

［13］赖明勇，包群，阳小晓.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2，（3)：45-50.

［14］赵江林.外资与人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经验的总结［J］.经济研究，2004，（2)：47-53.

［15］赖明勇，包群，彭水军，张新.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 ［J］.经济研究，2005，（8)：95-105.

［16］魏下海，张建武.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0，（5)：48-56.

［17］张红霞，袁林.中国人力资本水平与FDI技术溢出关系研究［J］.亚太经济，2011，（3)：101-105.

［18］杨云彦，徐映梅，向书坚.就业替代与劳动力流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2003，（8)：70-75.

［19］朱金生.FDI与区域就业转移：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国际贸易问题，2005，（6)：114-119.

［20］蔡昉，王德文.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一个人力资本分析框架［J］.财经论丛，2004，107（1)：2-14.

［21］赵德昭，许和连.FDI、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于“合力模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2，30（9)：1342-1351.

［22］王剑.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效应的测算［J］.统计研究，2005，（3)：29-32.

［23］杨扬，余壮雄，王美今.FDI对中国就业效应的检验［J］.经济学家，2009，（5)：5-14.

［24］刘辉群，卢进勇.国际直接投资的就业结构效应研究——基于东道国视角 ［J］.国际贸易问题，2009，（9)：74-79.

［25］李捷瑜，王美今.FDI、技术进步与就业：国际经验的启示 ［J］.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49（5)：173-181

［26］邵敏，刘重力.外资进入与技能溢价——兼论我国FDI技术外溢的偏向性 ［J］.世界经济研究，2011，（1)：67-73.

［27］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2)：4-15.

［28］代谦，别朝霞.FDI、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6，（4)：15-26.

［29］钟昌标.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间溢出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10，（1)：80-88.

［30］沈坤荣，李剑.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3，（5)：32-40.

［31］陈琳，林珏.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视角［J］.管理世界（月刊)，2009，（9)：24-33.

［32］程鹏，柳卸林.外资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基于广东和江苏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9)：78-86.

［33］颜伟，刘冬荣.外商直接投资加剧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0，（5)：167-168.

［34］宣烨，赵曙东.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分析——以江苏为对象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5，（1)：72-78.

［35］戴枫.要素禀赋框架下的FDI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GMM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0，（5)：79-86.

［36］沈桂龙，宋方钊.FDI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及对策——基于多维变量基础上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1，（10)：69-73.

［37］盛斌，魏方.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检验［J］.当代财经，2012，（5)：85-92.

(责任编辑吴晓妹)

F830.59；F241.2

A

1001-862X（2013)02-0015-009

陈恩(1956—)，广东兴宁人，暨南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于绯(198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