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理想主义的维度＊——兼论乌托邦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意义

董四代

（武夷学院 思政部，福建 武夷山 354300）

在一片告别乌托邦理想主义的呼声中，中国的现代化迅速地启动了起来。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求真务实追求效率已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理念。然而，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正是在这其中，社会发展又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社会分化加剧，工具理性主义流行，社会诚信不佳，生态环境破坏和理想主义的失落，日益成为困扰人们的新问题。社会主义不仅是我们的旗帜，而且是近代以来现代化追求的制度选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理想主义的价值是什么，它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什么意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必须正确认识的问题。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中理想主义的解读和阐释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从根本上讲，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在对资本主义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化生产力发展趋势，对人类未来的正确把握。从思想发展的角度讲，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又是在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遗产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对它的创造性转化的理论成果。后来，人们根据苏联经验和其他国家的实践，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思路出发解读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使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按照制度性预设复制现实的过程，并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唯意志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打破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思维方式，把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相联系，不仅从根本上摆脱了计划经济的影响，而且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社会主义也从传统社会基础的变革中形成了新的生命力。

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转变。它否定了超越现实的唯意志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必然性上认识社会主义的科学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还没有实现的前提下，确认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合理性；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使人们形成了从实际出发的思维方式；形成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打破了无所作为的思想，形成了普遍的效率意识，社会主义也从中形成了新的生命活力。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维度显示出了历史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把市场经济的作用绝对化，也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公、道德缺失、理想主义失落、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新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有没有一个理想主义的维度，这个理想主义的维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应当怎样去解读和阐释呢？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正确判断之上的，在它建立的初期主要强调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但却没有否定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形成的理想主义追求，并探讨和肯定了这种理想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

恩格斯在评述早期基督教的理想主义时说：“这里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对整个尘世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渴望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1］487同时，他又说：“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尘世作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间作斗争，这既是早期基督教的特点，也是社 会 主 义者的特点。”［1］487－488只不过基督教把这种理想视为一种彼岸的天国，而社会主义则把它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马克思也说：“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乌托邦里却有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出色的描述。”［2］243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去描绘一个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而是强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666

对于人文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人们在批判现实中形成的理想主义追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在谈到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时，他们说：“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3］334恩格斯在谈到席勒的小说《阴谋与爱情》时则说过：“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2］545

马克思把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并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185

社会主义既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又是人们在理想目标下进行的主动追求。因此，除了强调要从社会经济发展和变革中认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以外，还要求人们在改造现实的实践中形成一种批判精神，探索从现实走向理想的道路。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呢？马克思说：“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2］7因此，他不仅研究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把它的实现视为一个实践过程，强调了在理想主义之下走向共产主义的长期性。他说：“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践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上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的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3］231－232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确实较少论及乌托邦的问题，而更集中地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了这种理想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张彭松说：“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之前马克思的思想还停留于乌托邦理论的思辨建构中，那么，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资本论》的问世，马克思已经将其理论的乌托邦道德批判、价值维度及其对历史的终极关怀都深深嵌入对现实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实证的考察中，使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兼具历史感和总体性，内含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4］

当人们侧重从经济上认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或许是因为这种理想主义与乌托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时，往往就忽视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论的理想主义维度，也就使经济决定论成了唯一的信条。只有揭示出马克思社会主义论的理想主义维度，才能使它成为历史必然性与主动创造性、理想追求与现实选择、批判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实践过程。

二、对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要有一个合理的理解

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中，人们往往从有限的实践中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并认为只要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真理，从而有权对它加以主观发挥，从而把它引向了实用理性的视阈。与此相联系，认为一旦有了话语权，就告别了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但是，恩格斯说过：“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5］既然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上确认了实践的意义，那就应当把社会主义视为一个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认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

理想主义与乌托邦有着一种难以解脱的内在联系，因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讨论乌托邦就要对它进行必要的辨析。乌托邦通常被认为是“乌有之乡”，但它具有表达着人们对现实的抗议和对美好社会境界的追求。以歌颂古代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乌托邦是一种自然经济下的复古主义，在抗议现实不平等中追求人人自由幸福的彼岸天国的乌托邦是宗教理想主义，把理想的道德人格视为达到理想社会的根本条件必然寄希望于全能的救世主，在民众情绪理想化中把美好的社会构想付诸实际则会形成民粹主义，而在批判现实中追求平等自由、人人幸福的理想社会境界的乌托邦又与社会主义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乌托邦确实有不同的含义和多重维度，因而把它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相联系，就必须对它加以限定，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探讨它的意义。

当年，恩格斯说：“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1］270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则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上探讨了乌托邦的意义，他说：“我们应该根据乌托邦因素的变化去理解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代的思想结构中最重要的变化。……乌托邦的消失带来事物的静态，在静态中，人本身将变得与物没什么两样。于是我们将会面临可以想象的最大的自相矛盾状态，也就是说，达到了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没有任何理想，变成了不过是有冲动的生物而已。这样，在经过长期曲折的，但亦是英雄般的发展之后，在意识的最髙阶段，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本身的创造物，同时当乌托邦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6］如果我们把对乌托邦的讨论限定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就会看到卡尔·曼海姆对乌托邦在社会发展中意义的论述，恰恰又可以与恩格斯对历史发展的分析相吻合，并在相互呼应中形成对乌托邦社会意义的理解。

美国学者赫茨勒则从更广泛的视阈中分析乌托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这种理想主义有一种潜力，并能最终推动人们把理想变为现实，因而不论在什么时代，乌托邦理想都是判定现实的有效的“上诉法庭”。他说：“历史上不时总会有一些天才、先知、新思想的宣扬者、真理的预言者、极其热情的理论家，他们是超越时代的人，独树一帜的先锋。他们认识到有可能创造人类更美好的幸福，便要求扫除当前社会和道德的弊病，与他们的时代决裂，摈弃旧的传统与宗教、政治偏见，清除那些阻挠他们前进、使他们不得自由的种种遗产，摆脱‘现行的’陈词滥调，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宣讲一些为群众所难以理解的东西，重新创造一个世界。”［7］249虽然他对乌托邦思想家批判现实中形成的理想主义没有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矛盾上进行阐释，而是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上探讨理想主义的价值，也正与恩格斯所说的：“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已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2］668的论述相契合。唯物史观不是否定精神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在精神追求与经济状况的关系上认识理想主义在社会进步中的意义。虽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之为乌托邦，但也不能否认它所内蕴的乌托邦维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人的发展与对资本主义批判和对社会主义追求的关系上，阐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意义，并且从乌托邦的角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写道：“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回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8］哈贝马斯说：“决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的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9］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认为：乌托邦“对现今起着评判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具有恩斯特·布洛赫所称的‘乌托邦冲动’，能预见未来，能将过去、现在和将来完整地联系起来。只要我们在对过去历史进行阐释时牢牢保持着关于未来的理想，使乌托邦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我们就能够将过去把握为历史的现在。”［10］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下人的异化与乌托邦问题的研究，对我们绝非没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它所展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现实中的理想主义维度，应当认为它是在发达资本主义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如果不是把乌托邦视为对美好社会的详尽规划，并排除它的复古主义和神秘主义，使之立足于对现代社会种种矛盾、弊端和各种问题的拷问，揭示它对现实的批判超越和对未来的追求，它显然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相共生，或者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理想主义的一种学术表达。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这种批判超越的乌托邦有着积极的意义。

首先，它表达着对现实的判断和拷问，可以使人们摆脱工具理性主义的困扰。在现代社会里，工具理性主义大行其道，它在使社会走向功利化中扭曲了人们的灵魂，使人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成为被外在力量控制的“单向度的人”。乌托邦对此加以拷问和批判，引导人们走出工具理性的困扰，在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中寻求自己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

其次，它以强烈人文的关怀，寻求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这种乌托邦体现的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理想主义的追求，都是围绕着人的现实困境而展开的。它批判理性主义对人的奴役和对自由平等原则的扭曲，抗议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追求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全面自由发展，使人们以清醒的头脑认识社会现实，以进入更髙的社会境界。

再次，它以人为核心命题追求终极关怀，在超越现实中形成理想主义精神。这种乌托邦以理想主义的普照之光照亮现实的黑暗角落，形成人们对现实的洞察力，使人们解放思想，看到现实的不合理性，唤起人们追求未来的热情，在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之后，以人为核命题评判历史与现实，以批判的超越的精神寻找从现实走向理想的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树立一个理想主义的维度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再加上计划经济的影响，现代化并没有从社会基础的变革中全面启动起来。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也曾试图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就不仅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且导致了人们的乌托邦情绪高涨，不仅使平均主义大行其道，而且造成了普遍的贫穷。这段历史给人们造成了深刻的记忆，因而对乌托邦的认识也因此而定格，因此，“告别乌托邦”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呼声。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现代化迅速启动了起来，市场理性成为驱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经济社会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瓦解着传统社会的基础，效率追求成为普遍的原则；理性主义解放着人们的思想，自主创造成为人们的选择；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使人们更加求真务实；社会开放打破了封闭的格局，资源和人口实现了大范围的流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髙。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也从中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分化不断加速，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理想主义走向失落，生态环境空前恶化，享乐主义得以蔓延，并由此引起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当年马克思说过：“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它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化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3］52在今天的中国似乎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市场经济发展是工具理性主义张扬和扩张的过程，工具理性服从必然而不关注自由，坚持效率而不顾公平，遵循物逻辑而排斥人文关怀，凝视当下而漠视未来，强调竞争的公平而不关心普遍幸福。正是在市场理性的畅行中，人的精神生活枯竭了，多种需求被单一化了，道德的价值被边缘化了，自由的想象力萎缩了，精神家园荒芜了。这就使崇髙被卑下所取代，互助被竞争所同化，在告别乌托邦和认同现实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维度失去了生存和生长的社会生态环境，导致了线性发展观的通行无阻。财富成了强者的骄傲，贫穷成了无能的标志，社会主义应有的诚信友爱、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和理想信念也似乎失去了自己的意义。万俊人说：“市场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它只相信当下的现实结果和实际利益。这经济生活原则原本就与超现实的文化理想或价值信仰有着天然的内在紧张，如果失去必要的文化和道德约束，任由经济理性无限扩张，甚至将人类生活世界的一切都市场化、经济理性化，那么，人类的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就会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不言而喻的命运。”［11］

理想主义的失落和功利主义的畅行并不是人们的理想，而是使人们感到“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树立起一个理想主义的维度。为此，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批判中形成的唯物史观和社会理论核心范畴的中国化体现，也是这一核心范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有机结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但是，在理性主义的思维范式下并不能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只有把这一命题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超越精神、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理论、理性主义判断和理想主义追求内在地联系起来，才能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解读。

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个维度，前者要求人们注重现实、面向实际，在理性主义原则下探求自然的秘密，在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后者则要求人们超越现实，在对更髙社会境界和人的自由的追求中以想象和思辨的方式拷问现实，然后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看清脚下的路。赫茨勒说：“文明发展的进程多少总是生生不息的巨大物质与精神力量的综合结果。其中某些力量正日益变得清晰可辨。在这些力量中精神力量起作用的因素乃是那些巨大的、循环重复的运动或按节奏起伏，一浪接一浪的，结集在一起不满于现状的浪潮，它们先是横扫一方，然后又横扫另一方。”［7］254在理性主义的思维范式下，现实主义维度与理想主义维度是不可通约的。所以，人们把现实主义交给了市场经济和工具理性，又把理想主义交给了宗教和唯心主义。马克思的历史贡献在于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从现实主义的维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又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为社会主义运动确立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维度。这种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契合点就是对资本主义和人的异化的批判。

把以人为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统一起来，就为理想主义维度的确立提供了根据，也体现了社会主义范式的转变，即把市场经济与民生幸福，工具理性与道德建设，现代发展与传统创新，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统一起来，并从中理清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消除市场经济和理性主义的悖论，不仅要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而且更关注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树立理想主义的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可以在对理性主义的判断中实现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工具理性在社会发展中都有积极作用，但它们又有不可否认的悖论。这种悖论的突出表现就是在物的增长中所导致的人的异化，“正如在现代主义的未来主义和技术——牧歌的诸种形式中，作为主体的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中能反映、判断和行动的生物——已经消失”［12］。人的消失是指人已经不能按照自己应有的意志和自由而生活，而是把自己视为为财富和地位而生存的动物。这就必然降低人的品质并由此引发出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理想主义主要不是一种目标，而是在对理想目标追求中体现出来的批判性超越精神。这种精神一是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动力，二是使人们在理想追求中摆脱现实的困扰，从而减少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健康发展。

其次，它可以在对未来的追求中为改革和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任何改革都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总是在应对现实的弊端中展开的，但真正有成效的改革都是在反思历史、判断现在和追求未来的大思路中形成的。但当改革进入困境的时候，就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形成新的视野。远大的理想可以树立更髙的目标，揭开社会不断变革进程的一道道序幕。所以，拉塞尔·雅各比说：“我们并非只能在理性的建议和非理性的乌托邦思想之间作选择。乌托邦思想既不曾破坏也没有贬低真正的改革。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切实可行的改革有赖于乌托邦理想——或者至少可以说，乌托邦理想推动着与日俱增的进步。”［13］再次，它可以形成人们的价值理想并在实践中提升人的品质。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经济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在充满矛盾的实践中曲折进行的过程，这其中除了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之外，还有许多误区和陷阱。赫茨勒说：“理想是目标，也是向导。因此，现实和理想虽有很大差距，但我们知道，除非有一个崇髙的理想树立在它的面前，现实是不会有长足进步的。”［7］266－267社会主义从现实走向理想，是人们在理想主义的目标下确立起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并在它们的引导和规范下不断地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践不仅是理想与现实联接的关键环节，而且是使人自身在日常生活批判中不断克服异化，提升人的能力和品质的必然途径。理想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实现理想主义的重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张彭松.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20.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6.

［6］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姚仁权，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539.

［7］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M］.张兆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8］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 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

［9］哈贝马斯，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M］.章国锋，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23.

［10］林 慧.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2.

［11］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55.

［12］周 宪.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2.

［13］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M］.姚建彬，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