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雄同体与美国华裔男性气质的重构——以伍慧明小说《骨》和《望岩》为例

云 玲 郭棲庆

(1.北京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1;2.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美国华裔女作家伍慧明创作的《骨》(1993)一经问世便获得巨大成功，获得福克纳小说奖的提名，还被收录到“手推车奖”文选中，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继《骨》的成功之后，伍慧明在2008年推出的新作《望岩》同样获得评论界的赞赏，该书获得了美国2008－2009年度最佳成人小说奖以及美国亚裔图书馆协会颁发的2009年度成人小说优秀奖。但评论界大多集中于探讨华裔文化身份、叙事时间艺术、多元文化混杂等对《骨》的研究，对于伍氏新作《望岩》的评论更是寥寥无几。中外学者都未涉及到两部作品中生活在双重文化夹缝中的华裔男性的男性气质建构问题。本文旨在借用弗吉尼亚·伍尔夫雌雄同体的思想探讨两部作品中如何建构起“雌雄同体”的双性男性气质。

一、雌雄同体思想

雌雄同体的思想最早源于古希腊传说，信使赫尔姆斯(Herms)与美神阿弗萝狄忒(Aphrodite)之子——赫墨弗洛狄忒(Hermaphroditus)成为雌雄同体(Hermaphrodites)的词根。柏拉图在《会饮篇》中也提到了第三类人——阴阳人。他说人类最初的形体是一个圆团，后来被一分为二成男性和女性，这两半从此互相寻找，这就是异性相吸的原因。《创世纪》中的上帝就是雌雄同体的，他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人类。亚当也是从自己的肋骨中抽出一根创造出夏娃才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男人。近现代的思想家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发展。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荣格(Carl Jung)都相信男性气质中存在着女性的一面。但弗氏主张男性应该克服这种女性气质，而荣格则认为人可以兼具两性的形象，即男人保留阿尼玛原型(男人心目中女性的一面)，女人保留阿尼姆斯(女人心目中男性的一面)。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从18世纪的政治女权主义(political feminism)即女性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例如争取选举权和在教育、政治、经济等方面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发展到19世纪的文化女权主义(cultural feminism)，即探讨女性自身的价值和经验，解决好如何做“女人”的问题。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20世纪初的女权主义者，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出了雌雄同体(androgyny)的思想:“在我们每个人之中都有两种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子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1］她的主张是对20世纪女权主义的传承与发展。她既不主张女性为反对男性的压迫而站在他的对立面，也不主张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她相信男女两性的融合和互补，认为任何单一的、纯粹的男人或女人都是致命的。一个人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女性只有具备“雌雄同体”的特质，心灵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她在自己的传记体小说《奥兰多》中将自己“雌雄同体”的思想作了最完美的演绎。让主人公奥兰多由一个男人变成女人，来体验男女两种不同的人生。“雌雄同体”的奥兰多集男性和女性优点于一身。作者认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具有“可悲的缺陷”，只有超越单一的性别局限，结合两性之长，才能对世界进行完整的概括。作为对伍尔夫思想的发展，后来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提倡“女性书写”，提出了“另一种的双性”，即每个人在自己身上都能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即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的一性”［2］。

这种雌雄同体的思想并非西方所独有。中国古代传说中无论是伏羲创八卦还是女娲补苍天无不隐喻着阴阳和谐的人文意识。《易经》中阴阳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旨在阐释宇宙阴阳刚柔动静的变化。中国古代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对先民的阴阳思想加以弘扬。老子提出著名的命题，“万物负阴而抱阳”，认为万物包含着阴阳两个对立面。道家推崇阴阳和谐，天地和谐，天人合一的关系，这其中蕴含着三个层面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天与地、男女以及人自身的刚柔并济都存在阳与阴对应的关系。天地以阴阳二气交感而万物生成，表现了自然界的和谐，人类以男女两性交感而家道亨通，表现了人类社会的和谐［3］。

二、美国华裔男性气质追溯

社会学家R.W.康奈尔(R.W.Connell)1955年出版的《男性气质》一书被认为是研究男性气质的发轫之作。康奈尔从社会学的“形构主义”出发，将男性气质置于阶级、种族、文化等语境下进行动态考察，认为“性别的常识性知识绝不是恒定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中的理性认识”［4］。康奈尔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认识到了男性气质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应当把它放在民族、种族、阶级、文化、宗教等一系列动态因素之中进行考察。笔者认为，考察美国华裔男性气质的重构也应将它置于一个动态语境中。

从1882年到1943年，美国持续了长达61年的排华政策。华裔女性不允许进入美国，华裔男性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得不到合适的工作机会，聚集于美国的唐人街从事洗衣、餐馆等一些传统女性从事的行业，形成一个个孤立的“单身汉”社会①单身汉社会:美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执行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女性入境，1776年至1882年间进入美国的华人妇妇女人数比以前的7年期间下降节68%。1980年美国华人社区的男女比例高达27比1，造成华裔社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唐人街因而被称为“单身汉社会”。。主流社会将自己的性别标准强加于华裔男性，使其成为遭受“阉割”的“女性 ”。西方强势文化将少数族裔建构为智商低下、低劣、女性化的“他者 ”，并通过不断强化而形成固定的观念，深植于主流意识形态之中。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美国国内经济危机使白人将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视为“抢夺他们饭碗的人”，美国媒体将华裔男性的形象丑化。“傅满洲”是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创作的一个邪恶华人形象。从1929年起，好莱坞一共拍摄了14部关于傅满洲的恐怖电影，在美国人心中塑造了阴险、狡诈、凶残的华裔男性形象。华人成了美国人心中危险的“黄祸”(the yellow peril)。二战期间，美国因与中国结盟，加之较之非裔与其他少数族裔，美国华裔的同化程度最高，华人受教育程度最高，取得的成就也最大，美国媒体又塑造出另一个代表:模范少数族裔“陈查理”。此人是个小侦探，说话矫揉造作，对白人毕恭毕敬、取悦顺从、待人谦逊、讲究礼貌。然而，无论是邪恶的傅满洲还是模范的陈查理，在白人眼中都是“缺乏男子气概、女人气”的。在西方的想像中，东方尤其是中国在东方主义的阴霾下“被描述成女性的，她有着旺盛的生命能力、她的主要象征是性感的女人……”［5］在西方的眼光凝视下，东方男子被认为是阴柔的，缺乏男子气概，缺乏自信与活力，被强行“去性”。在黄哲伦的《蝴蝶君》中，东方男子宋丽玲被西方外交官加利马尔一厢情愿地建构成为他的“蝴蝶夫人”，这是东方男子被强制“去性”的最好例证。赵健秀认为“白人眼中无论可接受还是不可接受的亚洲人都是没有男人气概的。不论是好还是坏，典型的亚洲人根本不是男人。”［6］金伊莲也指出“亚洲男人被认为没有性欲，然而亚洲女人又被认为过度性感，这一切都是强调白人男子的男人气概”［7］。

通过对华人男性象征性的阉割，美国白人男性得以确立自己的男性气概和统治地位。对于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男性“女性化”的文化误现，赵健秀和其他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华裔男性作家感到深恶痛绝。他批判说“白人因为我们与黑人的种种不同而爱我们，黑人是问题:他们是痞子;美国华裔不是问题:他们是马屁精”［8］。赵健秀一直致力于打破种族歧视的定型化华裔男性形象，在作品中重构华美英雄传统，塑造具有反抗精神的华裔英雄男性。在《唐老亚》﹑《龙年》等作品中，他借助“关公”、“李逵”等英雄人物积极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性气概。他借作品批评汤亭亭、谭恩美等女作家是出卖华人男性的“伪”作家。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他塑造的女性角色，无论是美国白人女性或华裔女性，都被等同于压迫华裔男性阳刚之气的破坏势力，这在他的早期短篇小说如《吃完就跑的夜行人》(The Eat and Run Night People，1976)中有所体现，因此赵健秀被批评为“厌女的”，他的华裔男子气概的获得是“以牺牲华裔女性利益为前提的”［9］。他塑造的男性英雄形象遭到了以汤亭亭为代表的华裔女作家的批评。她们认为将华裔男性的气质标志为英勇好战、有进攻性，显然是将中国文化简单化。甚至汤亭亭本人也说“我们不想回答，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小事都会损害他们男性的尊严。他们本身已经十分脆弱”［10］。著名亚裔批评家张敬珏也撰文指出:“如果华裔美国男性用亚裔英雄去倡导男性进攻性，他们就会冒以压迫者(白人主流)的形象重塑自己的危险——虽然穿着亚裔的全副铠甲。”［11］以汤亭亭和谭恩美为代表的华裔女作家笔下的男性人物形象也是令人失望的。被“阉割”、沉默的华人男性形象在她们的笔下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得到强化。汤亭亭的《中国佬》讲述的是几代华裔男性为美国的发展修铁路、开垦种植园的故事，他们为美国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丰功伟绩却因为这些男性的沉默而无人知晓。她在《中国佬》中写到自己的父亲时，笔下呈现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唐人街洗衣店主形象，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而胆小怕事，被人欺凌时，他只是暗自咒骂，却不反抗。谭恩美的《喜福会》也以建立母女谱系为要旨，男性人物无论是丈夫还是父亲都成了在场的“缺席”。无论是赵健秀笔下的英雄主义男性，还是汤亭亭塑造的沉默的中国男人都无法代表理想的华裔男性形象。

华人在男子气质方面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这一事实使得从一开始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就不曾遭遇到强大的男性中心文化传统的影响，缺乏一个男英雄主宰世界的基础，“在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女性主义的倾向总是和企图创立自己的男性准则的动机混杂在一起。因为不存在男性准则，她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在女性的生活里加入男性化因素。”［12］新生代作家伍慧明的《骨》和《望岩》为积极探索构建华人男性新形象和重构华裔男性气质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三、《骨》和《望岩》中华裔男性气质的重构

《骨》讲述了一个华裔美国家庭三代男性在旧金山唐人街的故事。梁爷爷是一个靠购买契纸儿子①1906年美国旧金山大地震，之后的一场大火烧毁了美国移民局的移民文件，许多美国华裔在之后的几年内每次回中国就谎报自己又得了一个儿子，创造出许多虚假的“空缺”。在本文中，梁爷爷通过购买“空缺”(“契纸儿子”身份)来到美国，而利昂又通过购买梁爷爷的“契纸儿子”身份来美。身份赴美的中国劳工，一生的梦想是在美国赚足了钱能够衣锦还乡，他顺从、被动、吃苦耐劳，是一个白人眼中的模范少数族裔。然而他在美国像无根的浮萍，把一生都贡献给了美国，暮年却老无所依，几乎没有积蓄。梁爷爷一生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落叶归根”，盼望他的“契纸儿子”利昂能够将其遗骨送回中国。然而利昂最终没能完成梁爷爷的遗愿，梁爷爷死后葬在被遗弃的乱坟岗上，落叶归根的梦想最终无法实现。作为一个主流社会的边缘人，梁爷爷虽经历了美国西部淘金和开发的壮举，但其经历却被湮没在美国官方历史中。他代表着被“消音”、失语的中国男性。

利昂15岁时以重金靠买得梁爷爷“契纸儿子”的身份进入美国。他的身份是由一系列的假文件堆积成的，“对于一个契纸儿子来说，契纸就是血液”［13］1075。然而，同样作为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利昂的一生也是在失败和无尽的悔恨中度过的:找工作屡屡被拒，二女儿跳楼自杀，妻子为了一张绿卡嫁给了他，却在他远航出海后和成衣厂老板频频出轨。作为家庭中的丈夫和父亲，利昂试图通过提高经济地位建立自己的威信。他当过海员，与朋友合资开过洗衣店。他拼命地干活，没完没了地加班，然而作为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主流社会剥夺了他自我发展的机会。利昂因一个个美国梦最终破灭而丧失了生活信心，成为一个游荡在老年公寓里的无依无靠的鬼魂，美国对他来说成了“说谎的国家”［13］1125。利昂徘徊在真假两种身份之间迷失了自我，他的假身份是整个华裔男性失去自我的隐喻。

梁爷爷和利昂在主流社会被歧视、被消音，无法真正建构起自己的男性气质。作为华裔第三代的梅森则代表新型的男性形象。他是利昂的大女儿莱拉的丈夫，出生于一个华裔老中医世家，深谙东方文化。他不是把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负担，而是作为财富，从中吸取有用的成分。不同于华人父辈从事洗衣、餐馆等女性化的职业，他的工作是一个外国汽车的修理工，“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头发里总是有一股淡淡的金属味道”［13］1053，这是一种男性力量的象征。他成熟稳重，在对待中西文化差异上，不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兼收并蓄。他兼具中国人的孝心与慷慨和美国人的独立与自强不息。他尊重莱拉和她的父母，关心体贴他们。他“总是知道我(莱拉)什么时候需要他，而且根本用不着我开口说出来”［13］1078。梅森尊重中国的传统，鄙视那些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人，他无法忍受和表弟戴尔说话，原因是他一说话就一副白人腔调。另一方面，他接受的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教育，独自一人住在白人社区，生活方式也已西化，喜欢飙车和滑雪。在莱拉家人遭遇安娜自杀的创伤时，他能够给予莱拉及其家庭最大的精神支持和物质帮助。人的生理性别无从更改，心理性别却是流动的，双性气质的和谐共生、均衡发展使梅森成为伍慧明笔下的理想华裔男性形象。

女权主义者提出“雌雄同体”的思想时更多强调女性身上兼有独立、有抱负的男性气质，从而实现经济独立、政治平等。而伍慧明在其作品《骨》和《望岩》中更多强调男性也要具有双性同体、和谐共生的特点。《望岩》是伍慧明在2008年出版的又一部力作。汤亭亭赞誉此书“是一本真正充满诗意的小说”。小说的叙述者名为杰克·满·司徒，他靠购买了虚假身份来到美国，成为金·司徒的“契纸儿子”。金·司徒为杰克在中国选定的“妻子”——伊琳的真实身份却是他自己的情人。杰克爱上了同样处于唐人街底层的女孩乔伊斯，并很快和她有了女儿维达。爱上的女人无法成为他的合法妻子，而合法的妻子又不是他所爱的人。为了和乔伊斯拥有一个真正的家，他不惜去移民局坦白自己的虚假身份，为此失去了在美国的合法公民身份，和自己的契纸父亲反目成仇，遭到报复失去了左臂。杰克在女儿维达的帮助下最终选择去美国移民局重获公民身份，最终实现了他能在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自由行走的梦想。

金·司徒是一个典型的“傅满洲”式的邪恶人物。他靠着经营赌场发家致富，在唐人街有一定的权势。对杰克和其他的“契纸儿子”，行父亲之名，干剥削之事。他在得知自己的妻子不孕不育后设法从中国带入一个情人(杰克的“契纸妻子”)，为的是延续家族香火。他在杰克去移民局坦白后雇人凶狠地砍断了他的一只胳膊。他试图通过积累财富、在唐人街掌控权势以及“生子续香火”来建构自己的男性霸权。然而他最终因为杰克的坦白而被遣返回国，他的美国梦也宣告失败。“契纸儿子”杰克是一位兼具雌雄同体性格特征的理想男性。作为一个华裔男性，他充满性格魅力，深受唐人街女人的喜欢，“女人们都争着在我这里买肉，我是唯一的一个单身屠夫”［14］12。“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都有一个穿着绿衣服的女人来买羊心。她冲排在前面的女人摆了摆手，这样我就能先招呼她。伸手拿装肉的袋子时，她的手总是犹犹豫豫地想蹭到我的手”［14］13。“我是桃花之王，好运连连，春风得意——许多人都想成为我的情人。但从我遇到乔伊斯的那天起，这些女人就都不存在了”［14］14。尽管他的朋友建议他放弃乔伊斯因为她是一个“肮脏”的女人——她在地下澡堂工作而她母亲的工作是清洗尸体。作为一个男人，他敢于抗拒世俗成见追求真爱，同时他又具有很强的家庭责任感。当他知道乔伊斯怀孕时，他勇敢地承担责任要和她建立一个家。杰克去移民局坦白了自己的虚假身份，即使付出的代价是丧失美国人身份也在所不惜。当乔伊斯后来抛弃女儿维达时，他勇敢地承担起照顾女儿的责任。作为一个父亲，他“刚柔并济”的性格特征使他在坚强和理性的外表下有着母性的慈和与感性。他的关心和体贴使他周围的人能够顺利度过难关。他的关照使伊琳——“契纸妻子”能够在美国度过最孤独的岁月。他精心烹饪的小蛋糕给朋友路易在生病时带来了最大的慰藉。

张敬珏在《男人与男人之间:重建华裔男性气质》一文中对华裔男性气质的重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我想到书生时，我并不在乎他实际上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学者，而是与他相关的种种特征:殷勤、礼貌、幽默、正直的人格、对物质和政治利益的蔑视、对暴力的厌恶。对我而言，这些就是造就男性的重要品质”［15］。这里所说的书生形象，正好与本文所谈的雌雄同体的华裔男性形象不谋而合。

四、结语

凯姆·路易(Kam Louie)在《中国男性气质推论:中国的社会和性别》一书中也提出，理想的华裔男性气质应由阴和阳或文和武两部分组成，这样的男性体现出的是两种气质的平衡。［16］无论是《骨》中的梅森还是《望岩》中的杰克，都是伍慧明塑造的新型华裔男性形象。霍米·巴巴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在宿主文化中的少数族裔处于“第三空间”这一观点。这个所谓的“第三空间”“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而是之外的某物”［17］。伍慧明笔下的华裔男性所呈现的既非缺乏男性气质的“女性化”形象，也非“大男子主义”的英雄形象，而是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交流、碰撞下居于文化“第三空间”的“杂合体”。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适应和身份重构，伍慧明通过两部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为重构华裔男性气质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对华美文学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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