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论视角下《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翻译改写探究

黄钰洁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重庆 400031)

1．引言

Living History是美国前第一夫人、前纽约州参议员、近期卸任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第一部自传。该自传从希拉里中学时代记叙，以其八年白宫生活为中心，广泛涉及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诸多重大国际国内政治事件，以及她本人与克林顿之间的感情纠葛。

该自传于2003年在美国正式出版发行，之后引进台湾和大陆翻译出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但大陆中译本内出现了大量的删节改动，遭到希拉里本人的严正抗议，她认为删节改动近10页的内容，无法完全表达她本人的真实想法。

推出这部自传的时候，虽然希拉里已担任参议员，但对中国读者来讲，对她的了解仅限于第一夫人的角色，而对于她本人的个性和她的政治主张并没有深刻的认识。2008年希拉里参加了美国总统大选，接着出任美国国务卿一职，让她真正走上国际政治前台，也让中国人民有机会真切认识其人。所以，现在再次讨论该中译本内的改写及其影响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本文将以安德烈·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纵理论为支撑，通过分析中译本改写的原因、方法和优势，探析此类改写对原著形象和译入语读者的影响。

2．文化学派译学思想

2．1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两个文本在语言层面上的转换。相应的翻译研究活动也仅仅关注文本和语言的对比分析，因而研究范畴相对狭窄。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的范式发生了重大变革:由纯粹的语言研究转向多层次的文化研究，继而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Bassnet，Lefevere，2001)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也为早期的翻译问题提供了新的解读思路。其中，由安德烈·勒菲弗尔和苏珊·巴斯内特为代表的操纵学派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结果、功能和体系上，重点关注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和翻译接受的因素、翻译与各种译本之间的联系、翻译在特定民族和特定文学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活动对本民族文学文化的影响。

2．2 操纵论中的改写

在翻译文化学派中，操纵(manipulation)是一个中性概念的术语，既非褒义也非贬义，泛指翻译活动中各种文化因素及非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赫曼斯曾提出:“以目标文学的视角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原文进行的某种程度上的操纵。”(Hermans，1985:10－11)勒弗菲尔认为，这种操纵具体看来是译者在处理源文本以及产生目标文本的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对文本进行改写的过程。改写，泛指对文学原著进行的翻译、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其始终受到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中内外因素的影响。内因是所谓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由文学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外因则是由某些可能促进或阻碍文学创作翻译的人或者机构组成的，也就是勒菲弗尔提出的赞助人(patronage)。专业人士在文学创作或翻译过程中，更关心诗学;赞助人在此过程中，通常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更为关注(Lefevere，2004:14)。因此，改写主要来自以上两个方面: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的改写。

关于意识形态的改写，译者本身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是译者若想使自己的翻译作品得到出版，享有很小的自由空间，他必须服从由赞助人控制的作品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这些赞助人往往是宗教集团、某一阶级、政府、皇室、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以及个人势力(Lefevere，2004:15)。因此，赞助人在意识形态上的改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诗学方面的改写，首先涉及文学作品在译入语文学中的角色和地位，这一点在翻译选材的时候会加以考量;翻译过程中，源语诗学特征，如文学手法、体裁类型、主旨以及角色特征等等，以怎样的形态在译本中再现，这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受到的诗学层面的操纵(Lefevere，2004:26)。总之，从操纵学派的翻译观来看，翻译就是译者在译入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制控下，所进行的一种操纵改写活动。

3．《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个案研究

3．1 赞助人——译林出版社

该原版英文回忆录属于现代文学范畴，语言平实，多记叙，与译入语在诗学形态上没有太大的差异。译本中的改写集中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鉴于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是由赞助人控制，因此只有明确中译本的赞助人及翻译动机才能剖析整个翻译过程受控的意识形态。

发起此次翻译活动的是译林出版社。这是一所知名的国有出版社，成立于1989年，最初主要出版发行全国较知名的《译林》杂志，现在逐渐转为向中国读者引进外国热门和经典文学作品。在翻译出版《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这部作品之前，该出版社还成功翻译出版了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自传、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的回忆录，以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自传。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出版名人自传或者回忆录已经成为译林出版社的一大亮点品牌。

2002年，译林出版社以大约一万五千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该书在大陆的版权。从表面上看，翻译出版该书的动机应该是商业盈利目的，这一点可以从时任译林出版社社长章祖德的采访中得到证实，当他解释为什么译林出版社要力争该书在大陆的版权时，他说道，“我们认为希拉里·克林顿作为第一夫人的八年经历，和她对莱温斯基案和克林顿遭弹劾的个人看法，以及她对白水门案件的分析洞察，对广大的读者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赵晨钰，2003:10)译林出版社副编辑在路透社的一次采访中也表示，对于原文的一些技术性改动，也是为了让该书卖得更好。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译林出版社国有出版社这一身份。显然，作为体现译入语环境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译林出版社不太可能会允许译本里出现与译入语意识形态相比有明显敌对意味或是完全相悖的的内容。另外，译入语读者也不免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长期熏陶和影响，对于与所在环境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内容，在接受方面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例如产生本能的抵触情绪或者怀疑的态度。译入语读者可能失去对原著的兴趣，导致译本在译入语环境中无法创造令人满意的商业价值。基于以上因素，作为翻译活动的执行者，译者只有对这些内容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写，保证其符合译入语环境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达到期许的商业价值。

3．2 改写方法

这部作品不仅含有中美意识形态差异的内容，部分内容对中国读者来讲甚至是敌对的。面对这个情况，译者主要采取了删节法和转移法。

3．2．1 删节法

删节法即省略，这种方法在该中译本中大量使用。经过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很容易发现删节背后的意识形态操纵。例如:(注:斜体为中译本中删节的内容)

原文1:

It is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when women are denied the right to plan their own families，and that includes being forced to have abortions or being sterilized against their will．(Clinton，2003:362)

译文1:

当妇女被剥夺规划自己家庭的权利时，这就是违反人权。(克林顿，2003:268)

原文2:

My staff and I had been working on remarks that would forcefully defend the U．S．posi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expand conventional notions of women’s rights．I would criticize Chinese government abuses，including coerced abortions and the routine squelching of free speech and free assembly．(Clinton，2003:358)

译文2:

我的助手和我一直在研究措辞，希望能强有力地捍卫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扩展有关妇女权利的传统观念。(克林顿，2003:265)

原文3:

Bill and I debated whether we should attend a ceremony in Tiananmen Square，where Chinese authorities had used tanks to forcibly suppress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in June of1989．Bill didn’t want to appear to endorse China’s repressive tactics and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but he understood the square’s importance over centurie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agreed to respect the Chinese request．I was haunted by the events at Tiananmen，remembering the square as we had seen it in television footage in1989―students constructing a makeshift“Goddess of Democracy”resembling our Statue of Liberty，in defiance of soldiers like the ones in the honor guard lined up in formation，waiting to be review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Clinton，2003:541)

译文3:

为了是否应该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仪式，比尔和我有过辩论，他了解天安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因此同意尊重中方的请求。(克林顿，2003:404)

对比分析上述三个例子，我们很容易发现删节背后的意识形态操纵。这三个例子都涉及中国政治中比较敏感的问题，前两个例子涉及人权问题，后一个例子涉及天安门事件。由于中美两国在这两个问题上一直都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原著中希拉里在这两个问题上所持有的态度和见解也与译入语环境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悖。译者直接删除了相关内容。笔者尝试补充翻译了相应的删节内容，具体如下:(下划线部分为增补译文)

增补译文1:

妇女被剥夺规划自己家庭的权利，这其中包括强制堕胎，或者非自愿进行绝育手术，这些都是违反人权的举动。

增补译文2:

我的助手和我一直在研究措辞，希望能强有力地捍卫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扩展有关妇女权利的传统观念。我会批评中国政府滥用权力:实行强制堕胎，常规限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增补译文3:

比尔和我曾对是否应该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欢迎仪式进行了辩论。1989年6月，中国当局曾在此使用坦克武力镇压支持民主的游行示威。比尔并不赞同中国这一镇压手段和违反人权的行为，但他了解天安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因此同意尊重中方的请求。而我却难以忘却天安门事件，回想着1989年我通过电视收看的短片:那些学生模仿我们的自由女神像，制作了一个“民主女神”，不顾军队的镇压，那些军人就像现在这里列队等待接受美国总统检阅的仪仗队士兵一样。

通过对比原译文与增补译文，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删节法直接回避了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删节法的优势在于，整句的删节可以避免直接扭曲作者的写作意图，避免被诟病为肆意篡改原著。同时，译文稍加逻辑关系连词衔接，使句子在内容连贯性上不会留下明显的改写痕迹。以上三个例子中，原译文读来不会让译入语读者觉得句子与句子之间有遗漏内容之嫌，或是缺乏某种关联。这样的改写让译入语读者可以在意识形态上和内容上欣然接受这部作品。简而言之，译入语读者会认为原译本切实显现了希拉里的个性形象和政治立场。

3．2．2 转移法

除了直接删节涉及意识形态冲突的整句，译者还采取了转移法，即针对句子中某些涉及意识形态冲突的表达，通过有保留的陈述或者委婉的语气，使涉及意识形态冲突的内容中立，语气温和。例如:

原文4:

Before the visit，many of my friends had asked me to raise with him the issue ofChina’s suppression of Tibet．(Clinton，2003:279)

译文4:

在江泽民访问美国前，我的许多朋友要我向江泽民提西藏问题。(克林顿，2003:404)

原文5:

Change in China is a certainty;progress toward greater freedom is not．(Clinton，2003:543)

译文5:

中国在变化这是肯定的事实，但迈向更大自由的进步还有待时日。(克林顿，2003:405)

原文4中，“China’s suppression of Tibet”逐字翻译应为“中国对西藏的镇压”，译者把原文细节的概念放大，笼统处理为“西藏问题”，有保留地进行陈述，把这个概念的内涵留给译入语读者自己品味理解，这样就巧妙回避了“镇压”一词对译入语读者造成的直接冲击，同时化解了意识形态冲突。原文5中，“progress toward greater freedom is not．”逐字翻译应为“根本没有迈向更大自由的进步。”译者翻译时采用迂回委婉的语气，没有直接强调“not”(一般来讲“not”所表达的否定比较直接干脆)，而是用“有待时日”这一表达，侧面委婉传达了“not”的含义。这样的表达，内容基本保持完整，语气较温和，很好地回避了意识形态的冲突，让译入语读者更容易接受，避免情感上的突兀。

3.3 改写的影响

为了避免意识形态的冲突，翻译改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不得不承认，翻译改写在某种程度上势必会对原著造成影响，那么该中译本的改写到底对原著的形象和译入语读者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原著中希拉里·克林顿的形象和特点主要体现在她对各个事件的看法和评述上，但是恰巧是这些看法和评述折射出了中美意识形态的冲突。由于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改写，回避了这些冲突的内容，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该中译本中那个态度强硬、措辞尖锐的希拉里形象被弱化了。

译入语读者对希拉里形象的认识和判断是基于译文的内容，由于无法与原文作对比，也没有其他渠道深入了解其人，并且译文所展示的希拉里形象，基本符合译入语读者对她的期望与想象，因此译入语读者在当时的环境下会欣然接受这个译本。随着日后，特别是经历了08年美国大选，以及之后的美国国务卿生涯，希拉里更多地活跃于国际政治前台，越来越频繁地表现出鲜明强硬的政治立场。这时，译入语读者通过其他媒介途径，更清晰地认识到希拉里本人的个性特质，这才会发觉该中译本中希拉里的形象是趋于温和的，没有过多敌对情绪的，和真实的人物形象还是存在一定的出入。不过这样的出入不是本质上的黑白颠倒，而只是程度上的强弱差别。

4．结语

从操纵论视角来看，每次翻译意味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一次改写。《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中译本里的改写，正是译入语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一次操纵行为。虽然，改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希拉里本人的强硬尖锐形象，但是从根本上讲，并没有歪曲希拉里本人独立正义的形象和立场。另外，这种改写方式还消除了原著在情感上可能给译入语读者造成的负面冲击，避免原著在译入语环境中受冷遇。综上所述，Living History中译本的改写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功改写范例。

［1］Bassnett，Susan and 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Clinton，Hillary Rodham．Living History［M］．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3．

［3］Hermans，Theo．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London:Worcesler．1985．

［4］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5］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M］.潘勋，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6］赵晨钰.希拉里自传版权引进的“秘密武器”——访译林出版社社长章祖德［N］．中华读书报，2003－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