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主性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阐释

王永斌

（兰州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当我们回顾30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历程的时候，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其自主性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根本，意味着其存在的基本理由和合法性依据，是迫切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解决的问题。

一、30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理路探寻

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7年间，我国初步奠定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与知识体系，在国家“一切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传统没有得到传承，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以前长达二十多年人文社会科学完全被“边缘化”，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人文社会科学被视作政治的工具，甚至失去了作为知识体系存在的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实上已经断裂了，自然谈不上什么自主性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以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突破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迎来了一次新的解放思想。这一思想解放，把过去强调为政治服务的方向调整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研究者开始努力改变过去那种相对封闭和自我设限的状态，代之以开放的姿态和开拓的精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迅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样，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一方面通过恢复和重建学科及学科建制，确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摆脱其“工具性”处境；另一方面随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策的出台，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重新评价，强调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独立精神与独立人格。学术界呈现出这样的景象：“一个明显的倾向，即主体性倾向，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即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已经成了当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面旗帜、一个纲领或一个口号。无论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等，都或先或后，或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主体性问题。”［1］

及至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鼓舞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进一步得以解放，研究的自觉性明显提高，开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及研究进行全面反思，一批具有反省意识的学者致力于“通过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重建和传统国学的梳理，为中国学术和文化奠定一个更为扎实的知识基础”［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逐步迈上知识化、专业化的轨道。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学术史研究和元理论讨论的日益关注，不同学科的学者深感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纷纷把学术规范建设当作推动学科发展的头等大事。可以认为，这种学术批评和反思的兴起，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寻求学术自主的过程中迈出的至为关键的重要一步，学术界逐渐掀起了一场学术规范化运动，被誉为是“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3］。

进入新世纪，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予以了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阐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工程”。这不仅表明人文社会科学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从“被发展”向自主发展的转变。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却难以与国家发展趋势和所拥有的地位相匹配。一方面，我们走的“中国道路”，正在生成的“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需要进行新的把握与阐释，要求加强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为人文社会科学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强化问题意识，追求理论自觉，就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强音。

二、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主性的反思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场域从恢复重建到繁荣发展，并以其独特的功能积极承担着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学术使命。我们可以发现，从学术自主意识的觉醒，在恢复与重建中追求学术自立，到学术规范的革命，追求一种有序的学术自由，再到问题意识的凸显，致力于自主创新，始终贯穿着对学术自主性的追求和努力。“学术自主性不仅是实现学术的政治功能的保证，也是学术自身得到发展的基础。”［4］应当承认，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意识开始产生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还没有因此获得充足的自主性，自主性不足仍然是其更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邓正来先生就一直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他从两个向度考察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国内向度上，“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乏，从某种角度看乃是其他场域对社会科学场域监督、支配所致，其基本中介是那些并非完全根据社会科学知识的规定性及增长逻辑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制度；更为根本的是，那些在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在其研究中与这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契合’所致。”在国际向度上，中国社会科学屈从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毫无批判的接受，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依着西方的既有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社会科学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5］

制约学术进步的首要因素是体制因素，体制批判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种体制“以行政管理的手段将学术强制纳入国家权力的轨道，它奴役我们的思想，践踏学术的自主和自觉，也即在窒息学术”［6］30－33。不过，从学术生产者自身来看，也存在大量问题。反观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每当出现社会关注的焦点或热点，总有些论者乐此不疲，蜂拥而上，完全不顾自身的学术基础，热衷于追逐各种热点问题，企图在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中捞取一杯之羹。把学术作为名利的敲门砖，不惜成果平庸，唯图快得名利。更有甚者，因为发现真问题的困难，有些研究者由于受数量化评价政策的误导，追求所谓的“成果”数量，故意自己制造一些假问题，即所谓“炮制的问题”［7］，倒腾一些假学问。如此等等。这种自设牢笼、自我奴化的倾向，实际上是在思维路径层面缺乏独立与自主。这样，我们就无法独立地抓住并提出现实中的问题，我们就只能要么在一些与现实无法关联的“伪问题”上耗费时光，要么在“真问题”的圈外徘徊，要么伸手向上（即政治权力科层体系的核心）或向业界的话语权力拥有者乞求问题［6］30－33。由此造就了当下非常尴尬的处境：一方面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论著，可谓成果累累，但多是自说自话、低水平重复，在造就了众多“真的假学位和假的真学位”的同时，使得更多的人拥有了教授头衔和“专家”的光环；另一方面，在回应时代诉求，解答民众疑惑，满足实践需要等诸多方面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或苍白无力，缺乏富有想象力和建设性的思想、思路和方案。

“重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更多期盼的是知识分子在治学上、研究上的自主性。作为科学研究的主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整体质量又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8］。事实上，为克服人文社会科学缺乏自主性的“被发展”现象，一些有志之士就一直在探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力。费孝通先生就是客观叙述中国经验而自主研究的典范［9］。在他著名的《江村经济》中，没有引用任何西方理论，也极少引用西方学者的话。正是这样一本客观地叙述中国经验的书，成为世界人类学、社会学的里程碑式的著作。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费孝通先生明确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思想，要求我们加强在社会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在秉承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思想的基础上，郑杭生教授通过对中国社会学30年发展的建设性反思，明确提出“理论自觉”的命题，并指出实现“理论自觉”的途径：一是要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中国本土性挑战做出自己的概括；二是要对“传统资源”做出这自己的理论开发；三是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四是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10］。同样，增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是提高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地位的有效途径，是消除对西方理论的依附情结及由此产生的自卑心理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学派的巨大动力。

三、以问题为导向建构人文社会科学自主性

从知识发展的视角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体系不大可能提供知识增量；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只能起到宣传解释权力意志的作用，不可能匡正实践与指导实践［11］。人文社会科学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真正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占有一席之地，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发出中国的声音，就必须建构自己的自主性。从科学发展史来看，在科学认识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理论创新首先是以问题为主线展开的，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更是在解决重大社会现实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不断进步的，问题导向已经成为科学生长发展的必然取向。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问题导向的原创性科学研究，走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所受外来影响虽然日益加剧，但中国所走的发展建设的道路，却日益特色鲜明，因此之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所表现的中国经验以及这种中国经验的表达方式，也更具独特性。我们更应该坚定：“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而不可能用“西方化”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12］。这不仅因为，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问题；还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国的文化为支撑的，因而也就注定要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地方性”问题。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理论，为我们反思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向提供了一种视角和路径。实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主性构建的目标，关键是能否理解、把握和切中当今的中国社会现实，回归到中国经验，并在中国语境中去理解这些经验，进而归纳、提升并最终构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性知识。从我们百年来西学东渐或西学支配的历史来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正面临百年一遇的知识转型的重大时刻。经过知识转型，我们就有可能从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的“消费者”转变为世界社会科学理论的“生产者”。建构中国本土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是全球化时代赋予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例如，在社会学研究领域，郑杭生教授通过对西方社会学话语霸权的批判和反思，明确提出“理论自觉”，通过创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丰富中国理论学派，实现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自主认识能力和现实价值的不断提高，为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教育学领域，以叶澜教授为代表的研究群体沉浸“新基础教育”实验十余年，探索转型时期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之路，矢志建立体现中国原创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13］。

为了保持学术的自主性，我们需要以反思30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方式为契机，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逐步实现向问题导向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强烈的问题意识一直是科学研究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当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不例外。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场域中产生的问题，那种“言必称希腊”，用洋教条、洋经验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所以，以问题为导向，建构地方性知识，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摆脱对西方的依附状态，走向自立和自主的一种路径。法国思想家布迪厄就曾坚定地主张，“社会科学要确立自身的自主性，必须在关系自身的独立性问题上，拿出强硬的科学态度来，因为只有凭借这种方式，社会科学才能获得各种精确严格的手段，从而在竞争中获得重要的地位和潜力。”［14］这就启发我们要从中国原生的问题出发，自主建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域、问题域和概念图，研究者必须“独立于各种世俗的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克服盲目追逐“焦点”或“热点”的浮躁学风，审慎对待各种指令性或行政性的研究课题，认真思考外来理论资源之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妥当性，将实践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形成具有原创性的地方性知识。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大问题、真问题，需要一批批理论工作者从各自的学术背景与理论优势出发，开出一片新的天地来。事实上，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如果能真诚地面对实践，认真思考中国场域中存在的问题，借助合适的研究工具与研究技术，我们也有可能产生出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地方性知识，与中国经验相伴成长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可以说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世界的问题［15］。推而广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如果能够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发展模式有所贡献，那么也是对全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了思想和智慧。

［1］袁贵仁.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J］.河北学刊，1988（3）：23－29.

［2］许纪霖.另一种启蒙［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252.

［3］杨玉圣.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8（5）：6－19.

［4］刘大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213.

［5］邓正来.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3－44.

［6］潘忠党.反思、思维的独立和研究真问题［J］.新闻大学，2008（2）.

［7］吴康宁.教育研究应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兼谈“真问题”的判断标准［J］.教育研究，2002（11）：8－11.

［8］王兆璟.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科学研究的中国经验［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6.

［9］周炽成.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自主性的慧觉与承继：以费孝通和赵汀阳为例［J］.江海学刊，2011（6）：28－35.

［10］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J］.新华文摘，2009（24）：17－20.

［11］周永坤.学术自主是中国法学发展的条件［J］.现代法学，2007（3）：62－64.

［12］邓正来.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N］.解放日报，2009－08－09.

［13］王永斌，王兆璟.教育科学研究30年：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考察［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54－160.

［14］邓正来.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修订本［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8.

［15］举水.规范化反思、本土化再造：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生命力：下［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4－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