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教政策的确立与实施

兰 婷，王亚萍

（中国计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金代国家制度是以中原式的制度居主导地位，同时兼容了部分北方民族的制度。反映到教育领域，就是汉人教育与女真人教育双重制度并行。女真人致力于本民族教育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对后来元朝的蒙古学教育和清朝的满学教育均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金朝教育成就的取得，与其文教政策的确立和实施密不可分。本文拟从“尊孔崇儒”和“发展女真文化”两方面对金代文教政策的确立、实施及其成效进行阐述。

一、“尊孔崇儒”文教政策的确立与实施

自汉代“独尊儒术”思想确立之始，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治国思想，“尊孔崇儒”也随之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文教政策，金承辽、宋，继续实行此政策。该政策在熙宗、海陵时期确立，世宗、章宗时期发展和完善，直至金末。

（一）“尊孔崇儒”文教政策的确立

儒学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等级观念是中原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思想。女真人进入中原全面接触汉文化后，金统治者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熙宗、海陵时期，逐渐改变了金朝初期武力征服和文化掠夺占主流的政策，确立了文治、崇尚儒家思想和以儒治国的政策，体现在文化教育上即奉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其确立有其历史发展过程。

金初，随着克辽灭宋战争进程的节节胜利，武力征服与文化掠夺便成为最初的文化政策，“虏骑所至，唯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虏妇人，焚毁舍屋产业”［1］卷106，780。除 了 掠夺物质财 富 和人口外，女真贵族还将大批的图书运往女真内地。太祖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曾下诏曰：“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2］卷2，《太祖本纪》，36金兵围汴时，“彦宗谓宗翰、宗望曰‘萧何入关，秋毫无犯，惟收图籍。辽太宗入汴，载路车、法服、石经以归，皆令则也。’二帅嘉纳之”［2］卷78，《刘彦忠传》，1770。太宗天会四年（1126）正月三十日，金人索取了《大内图》、《夏国图》、《天下州府图》、《尚书省图》、《百王图》、《宝箓宫图》、《隆德宫图》、《相国寺图》、《五岳观图》、《神霄宫图》、《天宁寺图》［1］卷78，587。十二月二十六日，金人入宋国子监索取官书。二十八日，金人又索《秘书录》及所藏古器［3］卷14，286。天会五年（1127）二月初二，金人又索三馆秘阁文籍图书、国子监书板。取太清楼书，“皆黄帕牙签，载以太平车，凡百余，皆遣监官交纳于蕃寨”。初四，金人又索《般藏经》、《道经》书板出城［3］卷15，307。二十九日，又取朱勔家书画［3］卷16，326。此外，金人还索取了宋开国登宝位赦书旧本、夏国奏举书本等等。这些图书文籍在运往女真内地途中，虽遭到严重破坏，散佚很多，但却为金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促使金统治者对待汉文化的态度和思想发生了转变。

面对汉人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文化，女真统治者不得不适当调整统治政策，特别是文化政策，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先进的中原文化学习和靠近。太宗时期，为了解决新征服地区急需行政管理人员的需求，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继续实行金太祖时期的借才异代的政策，大量任用辽、宋宿儒和文臣，采用汉制统治中原地区；二是仿汉制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十一月，开设科举。因科举考试的内容为儒家经典，故尊崇孔子，提倡儒学亦自然成为金代文教政策的内容［4］。金初科举的开设不仅解决了对新占领区的统治问题，而且对金代“尊孔崇儒”文教政策的确立起到导向作用。

金代女真人对孔子的尊敬可追溯到金初。据史料记载，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金将宗维陷袭庆府，兵至阙里，军士欲发孔子墓，宗维“问其通事高庆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圣人’，宗维曰‘大圣人墓岂可犯。’皆杀之，故阙里得全。”［5］卷18，291粘没喝（完颜宗翰）时任伐宋金军西路军统帅左副元帅。天会七年（1129）金东路军统帅右副元帅宗辅兵临曲阜，命曲阜知县“引诣圣庙”，“登杏坛，望殿火奠拜”［6］卷3，29。可见，太宗统治时期，虽然“卒其伐功”，且“儒学之事未遑徧举”［7］卷77，《潞州儒学碑》，1125。但女真贵族对孔子及其儒学还是尊敬的。同时在中原地区修复毁于战火的孔庙活动也已经开始。如太宗天会八年（1130）冀州节度使太师贾公修冀州（今河北冀县）孔庙；天会十二年（1134）大城县令姚公修大城县（今河北大城县）孔庙；同年，彰德府刺史大将军韩公和赵君少卿修彰德府（今河南安阳市）孔庙［7］卷65，《创建文庙学校碑》、《大城县重建庙学碑》、《彰德府创建太庙碑》。虽然这些都是汉人所为，但也说明金初统治者对此是默许的，反映金初统治者对孔子的尊敬和认同。

金熙宗、海陵王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汉化程度较高。如熙宗自幼在燕人韩昉等儒士的教诲下，“喜文辞，……所与游处，尽文墨之士”［8］卷9，《熙宗孝成皇帝一》，135，学会了吟诗作赋、交际礼节、象戏博弈，生活方式、思想意识逐渐汉化、儒化，“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海陵王完颜亮是宗干之子，其母为渤海大姓，幼时受业于汉儒张用直，“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器”［8］卷13，《海陵炀王上》，185，“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8］卷13，《海陵炀王上》，187。较高的汉化程度是他们即位后，治国思想从金初重视武功到实行文治变化的重要因素。如熙宗即位后曾说：“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2］卷4，《熙宗本纪》，77海陵即位后也曾说：“今天下无事，朕方以文治，卿为是优矣。”［2］卷125，《萧永祺传》，2720－2721实行文治就是以儒治国，“尊孔崇儒”也随之成为金代基本文教政策。如熙宗即位之初，于天会十五年（1137）在金源内地上京修建了第一座孔庙，并于皇统元年（1141）“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2］卷4，《熙宗本纪》，76－77。并对侍臣 说：“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2］卷4，《熙宗本纪》，77。海陵“正隆二年（1157），又以羡钱修（孔庙）两庑及齐国公殿”［9］295。此外，海陵还下诏“命天下州县，许破系省钱修盖文宣王庙”［7］卷67，《威县建庙学碑》，792，以申“崇儒重道化民成俗之意”。同时，金还依循中原王朝之制授孔子后人以封爵。天眷三年（1140）熙宗“以孔子四十九代孙孔璠袭 封 衍 圣 公”［2］卷4，《熙宗本纪》，76，并 在 皇 统 二 年（1141），诏免孔子子孙赋役。海陵天德二年（1150），又确定袭衍圣公的俸格。

（二）“尊孔崇儒”文教政策的实施及其成效

金代“尊孔崇儒”文教政策的贯彻实施是通过重教兴学来实现的，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将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教育内容，并增添了新内涵。金代官学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学老子，并增加史学和文学的内容。其中，儒家经史类教学内容占很大比例。以汉族国子学使用教材为例，金代汉族国子学使用的29种教材中，“经”类有《易》、《书》、《诗》、《春秋左氏传》、《礼记》、《周礼》、《论语》、《孝经》等8种；“史”类有《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等17种；“子”类有《老子》、《荀子》、《扬子》、《孟子》等4种［2］卷51，《选举志一》，1131－1132。另外，女真官学使用的14种女真文教材中，“经”类有《易》、《书》、《论语》、《孟子》、《孝经》等5种；“史”类有《史记》、《西汉书》、《新唐书》、《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5种；“子”类有《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等4种［2］卷51，《选举志一》、卷7，《世宗纪下》、卷99，《徒单镒传》。需要说明的是，金代汉族国子学使用的经学教材中缺少《五经》中的一经《礼》，女真官学使用的经学教材中缺少《五经》中的二经《诗》和《礼》，这说明金代学校教育内容，虽然以儒学为主，但并非全盘照搬宋代儒学，而是出于政治需要，有目的、有选择地吸收和利用儒家思想精髓，并力图使之成为女真民族的精神支柱。女真统治者主张用女真文字翻译五经、《论语》、子书和史书，目的在于将女真民族旧俗与儒家伦理观念相结合，并以此来践行儒家伦理思想。正如世宗所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2］卷8，《世宗本纪下》，184－185大定二十年（1180），世宗还“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2］卷8，《世宗本纪下》，184。总之，金代女真学校所学习的儒学，是融合了女真传统文化的儒学［4］，这是金代女真人对传统儒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第二，建立各级各类的儒学学校。金代自上而下建立了汉、女真两大官学教育体系。其中，尤以儒学学校为主。汉族官学教育体系设有国子学、太学等中央官学和府、州、县学等地方官学；女真官学教育体系设有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等女真中央官学和女真府、州学等女真地方官学。世宗、章宗时期，有确切记载的地方各级儒学学校达106所，其中汉族地方儒学学校（府州学）84 所①金代汉族地方儒学学校包括府学和州学，州学又包括节镇州学和防御州学。据《金史·选举志一》记载，金设府学24、节镇学39、防御州学21，计算得出84。，女真地方官学 （府州学）22所［2］卷51，《选举志一》，1133。同时，私学教育中儒学教育的类型也呈现多样化特点，有家学教育中的启蒙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女真贵族自设私塾、学者自设私塾、官宦私塾等多种类型的儒学教育。这些类型多样的儒学学校的设置，培养了大批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从而与统治者制定文教政策的出发点相吻合，是重教兴学的最好体现，也是“尊孔崇儒”文教政策贯彻实施的重要手段。

第三，将儒学教育内容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科举是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为科举提供人才保证，科举反之又促进教育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因此，作为人才选拔主要渠道的科举考试，其考试内容、范围与培养人才的学校教育的教学内容相一致，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主。金代历届科考内容，基本上都是在儒学范围内选取。如汉科举中的经义科，主要考儒家经典。律科本来不考五经内容，明昌元年（1190），有司进奏章宗：“律科止知读律，不知教化之源，可使通治《论语》、《孟子》以涵养其气度”，章宗“遂令自今举后，复于《论语》、《孟子》内试小义一道，府会试别作一日引试，命经义试官出题，与本科通考定之”［2］卷51，《选举志一》，1148。即使是专为选拔女真人才而设的女真进士科，也考儒学内容。如大定二十八年（1188），世宗对女真进士策试的命题范围进行调整，命令考“论”时可以从经文中出题，以后再试经义。可见，儒学已成为金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金代“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在科举制度中贯彻实施的最好体现。

有金一代，“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得到较为彻底的贯彻和实施，且取得明显效果。具体表现为：

一是金统治者重视修建孔庙。章宗之后至金末二十多年时间里，帝位迭替，战事频繁，但孔庙修建没有停止，仍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修复孔庙近10座［10］76。二是金统治者重视自身儒家经史的学习和编撰。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五 月，“诏 儒 臣 编 《续 资 治 通鉴》”［2］卷13，《卫绍王本纪》，292。金 代末帝哀 宗 即 位 后 经常诏太常卿、翰林学士等官员讲授儒家经典，且经常 达 到 “上 听 忘 倦”［2］卷110，《杨云翼传》，2423的 程 度。统治者的身体力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儒学的传播，巩固了儒学的至尊地位。三是学校教育内容、科举考试内容等始终以儒学为主，促使以儒学为教育内容的金代汉、女真两大教育体系和以儒学水平的高低为考核标准的汉、女真两大科举体系日臻完备，培养和选拔了大批适应时代需要的官吏、学者，他们对金代社会发展、政权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使金王朝成为一个进步较快的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女真人的进步尤其明显。女真学校的设立，女真进士科的设置，开创了女真民族教育和人才选拔的新途径，提高了女真民族整体文化素质。金朝末年，许多女真人已与汉人差别不大，元代已把女真人视为汉人了。

总之，到金后期，“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已经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促使社会风俗发生了变化，儒家伦理纲常、忠君报国、孝悌观念已深入人心。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好文之风日盛，“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11］卷6，63。“妻母报嫂”的婚俗，也逐渐消失。章宗明昌三年（1192）四月，“诏……赐同州贞妇师氏谥曰：‘节’”［2］卷9，《章宗本纪一》，221，政府开始褒扬妇女守贞节的行为。“丁忧庐墓”之制，也越来越为更多的女真人所奉行。正如金代文人元好问所说：“维金朝大定已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习，义理益明，利禄益轻，一变五代 辽 季 衰 陋 之 俗。”［12］卷18，《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182又说：“大定、明昌间，文治为盛，教养既久，人物辈出”［12］卷18，《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190。充分肯定了金代“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实施所取得的成效。

二、“发展女真文化”的文教政策的确立与实施

鉴于金朝作为统治民族的女真人居王朝人口的少数，而作为被统治民族的汉人则占王朝人口的多数的国情，统治者自建国之初就认识到了发展本民族文化对确保政权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因此，确立了“发展女真文化”的文教政策，建立了与汉教育体系和科举体系并行的女真教育体系和科举体系，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创办民族教育和科举的先河。

（一）“发展女真文化”的文教政策的确立

金初，女真统治者面对已经开始的汉化，为了保持本民族特色，提倡保持女真民族文化传统，同时主张借用汉文化发展女真文化，进而初步确立了“发展女真文化”的文教政策，世宗时期得到发展和完善，直至金末。

女真民族文化传统就是女真人的语言、乐曲、舞蹈，有口头传述的 “祖宗遗事”［2］卷66，《始祖以下诸子传》，1558、“祖宗族属时事”、“祖宗旧俗 法 度”［2］卷73，《阿离合懑传》，1672，以 及 骑 射 等 旧 俗。其中，女真人传统的尚武、勇猛、刚劲的精神是他们驰骋疆场、所向无敌的重要原因。因此，金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保持这一民族传统。海陵王对太子的教育时曾说：“太子宜择硕德宿学之士，使辅导之，庶知古今，防过失。诗文小技，何必作耶。至于骑射之事，亦不可不习，恐其懦柔也。”［2］卷82，《海陵诸子传》，1853世宗本人也“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2］卷6，《世宗本纪上》，121。为倡导女真人习武，他还常常在宫中或野外围猎击毬。女真人依靠家传和拜师学艺等途径，将骑射这一民族传统世代相传。元人曾这样解释女真人的“尚武”精神：“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2］卷44，《兵志》，991对女真语言、音乐、舞蹈等女真传统文化的保持，是金中期以前女真统治者所倡导的，其中世宗最具代表性。世宗时期面对女真人的全面汉化，尤为提倡保持女真旧俗。如大定十三年（1173）四月，世宗在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真词，并对皇太子及诸王说：“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2］卷7，《世宗本纪中》，159二十五年（1185）四月世宗在上京，亲自为女真人唱所作的歌，其“曲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2］卷39，《乐志上》，892。十二月，完颜璟入以女真语谢世宗加封，世宗大喜，甚是感动，对宰臣说：“朕尝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语甚习，朕甚嘉之。”［2］卷9，《章宗本纪一》，208

金统治者在积极倡导保持女真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还主张借用汉文化，发展女真文化教育。金初女真贵族就已开始接受汉文化，如金初贵族多招硕学之士教导子弟。原辽名士韩昉曾为金熙宗幼年教师［1］卷166，1197；名儒张用直曾为海陵王完颜亮 之师［2］卷105，《张用直传》，2314；海 陵 篡 位 后，又命张用直教授太子光英；宋使洪皓曾为完颜希尹八 子 之 师［13］卷373，《洪皓传》，11559。这 些 女 真 贵 族 子弟在汉儒的教导下，汉文化程度较高，品学兼优者众多，成为国家栋梁之材者也大有人在。如洪皓所教授的完颜希尹诸子中彦深、彦亨、彦清等人在他的教育下，都达到尊师重义、多才多艺、文武兼备。完颜希尹的孙辈，如完颜守贞，守贞之兄守道，后来也都成为金朝政界名人。虽然，金初女真人学习汉文化并不十分普及，但在辽、宋士人的传道授业中，儒家思想文化深深影响了金朝上层统治者的某些意识和心态。他们在为官、治学的过程中，对于推动金朝汉制改革、促进女真社会迅速汉化，向封建社会过渡均起到重要作用［14］。

女真人入主中原后，虽然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影响下，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汉化的道路，但女真统治者并没有走北魏孝文帝所实行的全面汉化的道路，而是在全面接受汉文化教育，依汉制建立金朝各项制度的同时，确立了保持女真文化传统，并借助汉文化来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政策。金初女真统治者由于无法接受本民族没有文字而不得不借用外族文字的现状，太祖即命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字，并开办女真字学校。这是女真人借汉、契丹等族文化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的开始，也是“发展女真文化”文教政策的初步确立。随着女真人对汉文化的不断吸纳，女真统治者保持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思想就越加强烈，世宗就严重存在着以女真族为本的思想。因此，他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女真文化教育措施，如大肆兴办女真学校、开设女真科举等，使“发展女真文化”文教政策得到发展和完善，直至金末。

（二）“发展女真文化”的文教政策实施及其成效

金代“发展女真文化”的文教政策确立后，得到彻底地贯彻和实施，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建立各级各类的女真学校。金代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女真官学教育体系。女真官学最早设于太祖天辅、太宗天会中的女真字学。世宗时期为了使女真人大规模地接受教育，提高女真人文化水平，而广设女真学校。大定四年（1164）至九年（1169），金世宗在各地兴办女真字学校，多选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入学，诸路总计三千人。大定十三年（1173）在中央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州学22处。大定二十八年（1188）又设女真太学［2］卷8，《世宗本纪下》，200。章宗时期，女真官学继续发展。女真私学的存在和发展较之女真官学更为长久。早在女真官学建立之前，女真文化的传承就由女真私学来承担，如女真家学中的启蒙教育、医学等专科知识教育，以及金初典型的女真儒学私学教育——女真贵族官僚家塾等。各级各类女真学校的设立，是“发展女真文化”文教政策贯彻实施的重要手段。

第二，女真学校教育使用女真文字教材。为了保持女真民族特色，金代女真学校将翻译成女真文的儒学典籍作为教材。此举基于两个基础条件：一是创立女真文字。女真人原来“鄙陋无文”［2］卷1，《世纪》，11，没有自己的文字，“赋敛调度皆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之”［1］卷3，19。太祖伐辽时，遇有紧急军情等，全靠善记者往来口头传述［2］卷84，《耨盌温敦思忠传》，1881，十分不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太祖特令完颜希尹、耶（叶）鲁等创制女真文字，史称女真大字。并在各地设置女真字学学官，令女真人学习女真字书。太宗即位以后，在京师上京设立女真字学，从各地选拔女真贵族子弟入京学习，由耶鲁任教。熙宗即位以后，又创制女真小字，并在女真人中开展识字教育。女真文字的创制，奠定了翻译汉籍的基础，对女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二是翻译儒家典籍。女真统治者为了推广、普及女真文字，发展女真教育，重视用女真文字翻译汉籍的工作。大定四年（1164）国家设立专门的翻译机构——译 经 所［2］卷8，《世宗本纪下》，184， 章 宗 时 设 弘 文院［2］卷9，《章宗本纪一》，232，并设有专职翻译人员——译史①《金史》中“译史”最早见于卷5《海陵本纪》，有“尚书省译史”的记载。另据《归潜志》卷5记载，“吾古孙左司奴申，字道远，由女直人译史入官。”由此可知，金代政府设有女真译史专门从事女真文翻译工作。，进行翻译工作。金代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有两次：一次始于大定四年（1164），据《金史·徒单镒传》记载，“大定四年，诏以女真字译书籍。五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六年，得进《史记》、《西汉书》，诏颁行之”，负责其事的当是徒单子温。另一次始于大定十五年（1175），《金史·温迪罕缔达传》记载：“（大定）十五年，缔达迁著作佐郎，与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张克忠译解经书。”考虑到大定十二年（1172），缔达就受命“教生员习作诗策”，则负责人应是温迪罕缔达。《金史·世宗本纪下》还记载，大定二十三年（1183）译经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等书籍。这两次翻译工作共译女真文经典13部。国家翻译汉籍的同时，民间也掀起了翻译汉籍的热潮。《金史》所见译成女真字的汉籍除了上述13种以外，还有《伍子胥书》、《孙膑书》、《太公书》、《盘古书》、《黄氏女书》、《家语》、《百家姓》等［15］584，这些书籍是否为官方所译，史书中没有记载。由于这些书籍不在国子监颁发的女真文教科书之列，推测应为民间所译，成为女真官学参考教材或民间私学所用教材。

这些译成女真文字的经典，融入了女真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理解，促进了女真语言文字、女真文学的发展，达到了统治者借用汉文化发展本民族文化之目的。

第三，设立体现本民族特色的女真科举。随着女真文字的创立、颁行，女真学校的兴起、普及，金朝培养出了大量女真族人才。培养人才的目的在于选拔，于是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在京师举行首科女真进士的考试，录取徒单镒以下27人，正式创设了女真进士科［2］卷51，《选举志一》，1130。女真进士科的创立，一方面选拔出大量女真族优秀人才管理国家；另一方面对于保持女真传统，促进女真语言、诗歌、文学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从《金史·选举志一》所载看，女真进士考试内容“以策、诗试三场，策用女直大字，诗用小字”。诗既然是使用女真小字，当是与汉语诗体裁不同的诗体，其韵律当以女真语为准。另外，章宗承安年间规定了45岁以下试女真进士举，增试骑射的内容。女真科举的设立是“发展女真文化”文教政策的重要措施。

第四，女真统治者具有明显的反汉化倾向。金统治者积极倡导发展女真文化教育的同时，还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排拒。如金初统治者强制改汉俗为女真旧俗，“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皆死”［16］卷7，83。开国功臣宗翰曾发布命令：“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17］卷3，74连士人家中收藏汉文书籍也作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据《金史·宇文虚中传》记载，宇文虚中被告谋反时为自己辩解说：“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耶。”迫害他的人“并杀士谈”［2］卷79，《宇文虚中传》，1792。从高士谈的无罪被杀中我们可以看出，守旧女真贵族对汉文化的排斥心态可见一斑。即使在大批女真猛安谋克南迁，在中原地区与汉人杂居相处，女真人的汉化现象逐渐发展成为势不可挡之势时，面对女真人的汉化，统治者在有甄别的吸收儒家文化的同时，也体现出了对儒家文化的排拒，并因此颁布了一系列保持女真国俗，禁止女真人学习汉人装束和改汉姓的诏令。如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下令，“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2］卷7，《世宗本纪中》，159。大定二十七年（1187），“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2］卷8，《世宗本纪下》，199。章宗时期也屡次下令“女真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2］卷12，《章宗本纪四》，282。明昌二年（1191），下令“制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2］卷9，《章宗本纪一》，219。泰和七年（1207），下诏“女直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2］卷12，《章宗本纪四》，282。章宗明昌年间为了保持女真国俗，曾下令猛安谋克举进士，试以策论及射，以定其科甲高下［2］卷44，《兵志》，997。明昌六年（1195）五月乙巳，章宗诏诸路猛安谋克农隙讲武，督促本路提刑司检察，懒惰者惩罚［2］卷10，《章宗本纪二》，236。承安三年（1198）正月，还下令并上京、东京两路提刑司为一，并令提刑使、副兼安抚使、副，要求安抚专掌教习武事，勿令改其本俗［2］卷11，《章宗本纪三》，247。可见，反汉化倾向是女真统治者保持发展女真文化教育的重要体现。

金代“发展女真文化教育”文教政策的贯彻和实施，对于女真民族特色的保持，女真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女真政权的巩固起到重要作用，成效显著。具体表现为：

第一，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女真官学教育体系。官学教育是封建国家统一培养国家所需人才的教育。在金代“发展女真文化教育”文教政策的指导下，自太祖时创立女真文字，创办女真字学开始，到世宗大定年间，在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广设女真学校，并在教师选拔、学生来源、教学内容及考试、学生的管理等方面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至此，金代设有女真中央官学（女真字学、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和女真地方官学（女真字学、女真府学、女真州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善的女真官学教育体系。该教育体系的建立，使女真人开始大规模地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进而提高了女真民族的文化素质，缩小了女真族与汉族的差距，改变了女真文化落后的面貌。到金朝中后期，女真族文臣、文人辈出，读书为文，蔚然成风。同时，女真官学教育也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女真族人才，有利于女真政权的巩固。

第二，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女真科举体系。金统治者为了选拔女真优秀人才，仿汉制开设女真科举事宜逐渐提上日程。世宗时期，在全面发展汉族教育与科举的同时，深感培养和选拔女真族人才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因此，在女真文字的创立、颁行，女真官学教育的兴起、普及的基础之上，于大定十三年（1173）正式创设女真进士科。此后，女真科举在考试内容、考试程序、应试对象等方面不断得到完善，金代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女真科举体系。一大批经由女真科举选拔出的女真人才，充斥到国家统治阶层，对于国家政权的巩固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女真科举制度的建立，刺激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了学校教育和私学教育的发展。

综上所述，金代“尊孔崇儒”和“发展女真文化教育”两大文教政策的确立和实施，促使金代形成了双轨并行的汉、女真两大教育体系和科举体系。尤其是女真教育体系和科举体系的建立和实施，使得女真学取得了与汉学同等的地位，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创办民族教育的先河，对后来元朝蒙古学教育和清朝满学教育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奠定了金朝在中国教育史上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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