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趣：“感伤”式的美学关怀
——论朱光潜《诗论》对席勒美学的借鉴

丁文俊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241)

朱光潜早年留学香港与英法，熟悉英、法、德三国语言，得益于他的求学经历与语言优势，他在美学研究中得以大量借鉴西方哲人的研究思路。同时，朱光潜对西方美学的借鉴并非直接挪用，而是与中国的文化语境结合在一起，植根于儒家传统，对外来思想进行创造性的阐发。《诗论》是朱光潜对中国诗学进行体系化建构的尝试，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理论专著”[1]，在今天的中国诗学与中西比较诗学领域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至于朱光潜具体借鉴了哪些西方美学理论，学术界普遍从其如何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尼采精神哲学、克罗齐表现主义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而张玉能在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译后记中提到了“朱光潜直接受到席勒的巨大影响”[2]322，这一提法至今没有得到学界重视与进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诗论》中的“谐趣”说借鉴了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与《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的游戏美学与诗论，朱光潜又植根于中国传统进行了再创造，他的诗学是体现了儒家文化传统的现代诗论。

一、“去政治化”的游戏说

传统诗学强调诗的政治教化意义，是一种“经学本体论”[3]，“经”的自律性言说与诗人“立言”的焦虑结合在一起，诗歌的文学性往往附属于政治，以功用功能为主。朱光潜《诗论》对诗的起源做了新的解释，将诗的起源与人类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诗或是‘表现’内在的情感，或是‘再现’外来的印象，或是纯以艺术形象产生快感，它的起源都是以人类天性为基础。”[4]13这是从人作为主体的角度阐释诗的功能，一方面重释了“诗言志”的观点，从心理学角度突出了“志”的情感意义而弱化了其功用内涵，另一方面则借鉴了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观点，认为诗的起源在于模仿与求知产生快乐，因而诗具有了超越世俗的非功利性质，为进一步运用西方理论丰富中国诗学创造了空间。

朱光潜将诗歌的修辞技巧称为“文字游戏”，这是对席勒美学的“游戏冲动”理论的借鉴。朱光潜将“文字游戏”分成三类，分别为“谐”、“隐”、“用文字组成意义很滑稽而声音很圆转自如的图案”[4]26。“谐”体现了原始情感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张力，与席勒“游戏冲动”的哲学缘起具有同构性，是对席勒思想的借鉴，而后两者分别是从诗歌延伸义与音韵的角度出发，虽然也被冠以“游戏”之名，也认为审美是“富余生命力的体现”，但并没有席勒所赋予“游戏冲动”的哲学寓意，即没有涉及“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之间的张力，因而后两者只是朱光潜将“游戏冲动”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扩充。

朱光潜在《诗论》中提出，“谐”就是“讲笑话”，“谐趣”是“以游戏的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4]27从定义上看，“谐”作为文学的修辞，既对生活中的丑与坏不满，同时又抱着欣赏的戏谑态度，既富有理智又具备感情，是介于严肃与疯狂之间的精神状态，与席勒的“游戏冲动”有着类似性。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审美状态是建立在游戏冲动的基础之上，而游戏冲动是对“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控制的摆脱，“在相同的程度上成为我们的受动力量和主动力量的主宰”[2]67。在席勒视野下的审美状态中，人们既摆脱了现实中道德对人性的压制，又避免了原始人性的野蛮行为。

朱光潜借鉴了席勒关于审美状态是建立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基础之上的观点，视“谐”为一种“游戏”，将诗歌的审美体验置于理性与感性二者之间。从诗的文学性而言，“谐”的对象介于善美与凶恶二者之间，体现了关怀与规劝相结合的情感，“尽善尽美”与“穷凶极恶”都不能成为“谐”的对象，因为两者分别寓意绝对的理性与绝对的本性，“尽善尽美”的对象过于完美，在现实中失真，缺乏创构共通体验的可能，而“穷凶极恶”的对象则完全摆脱道德规范，是一种绝对的恶，无法营造出任何美感，只会招致坚决的唾弃，不可能包含任何善意。从诗的社会性而言，“谐”的体验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情感，体现了文明状态与原始时代相交融，这是诗歌的审美状态，一方面否定了文明的诸多约束，打破了庄严肃穆、拒绝交流的区隔形象，这是对“形式冲动”的拒绝；另一方面则赞扬原始时代的团结统一的状况，期待真实感情的流露与交流，恢复原始时代的真实本性，同时又以文明的规则禁绝原始的暴行，文明与自然的融合正是席勒美学意义上的“游戏冲动”状态。

朱光潜对“游戏冲动”的借鉴是立足于美学层面，对席勒美学进行了“去政治化”的处理。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游戏冲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构思，是对“纯粹的人压制经验的人”[2]8这一现象的反抗。建基于“游戏冲动”基础上的审美王国，是以美学手段解决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政治设想，席勒寄望借助于艺术的力量，使个体成为审美的本真存在，成为一个具体的“纯粹的人”，而非服从于国家职能的“经验的人”，得以摆脱工具理性的控制。朱光潜回避了“游戏冲动”的政治诉求，这是从中国的文化政治语境出发，他在抗战版序言中写到，其时中国诗学的研究是与新诗运动结合在一起[4]4，因而也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运动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启蒙尚未完成，而席勒所意识到的现代性危机发生于启蒙之后，中西语境不同是文字游戏说“去政治化”的首要原因。因此，朱光潜虽然借用了“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之间的张力模式，但在《诗论》中这种张力表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引用了众多谚语、民歌作为例证，讲述了大量风俗、人情等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抒发了诗人、读者对于人生际遇的情怀，强调诗歌在心理学上的共通体验，而非诗歌的政治言说寓意。

二、道德维度的感伤意蕴

朱光潜引进西方文学的悲剧、喜剧概念，以“悲剧的诙谐”与“喜剧的诙谐”概括诗歌的两种境界，并进而指出，“谐”的感情应避免因为过于丰富而流于轻薄，上述诗学的创新是对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关于“感伤的诗”的观点的借鉴。

从概念而言，“谐”与“哀歌”二者之间具有相似性。朱光潜以“滑稽”形容“谐”，认为“谐”是“对命运的开玩笑”[4]31，探讨诗歌展现的人生体验。“谐”针对的对象是“人生的缺陷”，表现了“滑稽玩世”与“豁达超世”的情感，这是理想与命运的冲突，是对席勒的“哀歌诗”概念的借鉴。席勒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提出，“如果诗人以自然和艺术对立，以理想和现实对立，使自然和理想的描绘占主导地位，而它所引起的愉快成为主要的感情，这样的诗人，我称之为哀歌诗人。……当自然丧失了，而理想被表现为不可企及的时候，自然和理想成为悲伤的对象”[5]182。 “哀歌诗”所表现的自然与艺术、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实质正是诗人追寻理想而失败的哀怨，纯粹的自然成为哀歌诗人寄情所在，他们并不认为理想可以在现实中实现。而《诗论》中的“谐”，其对命运的两种方式，无论是“遁逃”还是“征服”，虽然在情感的程度上有差别，但二者都表现了诗人对人生世相的失望，山水自然成为了中国诗人的世外寄托，表面看来诗人在“能谐”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但这种幽默感正像哀歌诗的愉快感情一样，都只是表象，深层次而言二者都是对理想失落的逃避与哀伤。

从题材而言，朱光潜认为，中国诗歌存在着“悲剧的诙谐”与“喜剧的诙谐”两种题材，“悲剧的诙谐”是豁达者的诙谐，是一种对命运的征服，而“喜剧的诙谐”是滑稽者的诙谐，是对命运的遁逃。[4]31传统中国诗歌与西方悲喜剧理念融合在一起，又和谐趣、关于命运的母题相关联，这是中西结合的诗学观。朱光潜参照了席勒将悲喜剧观念与讽刺诗分类相结合的思路。在席勒看来，喜剧是一种“优美的讽刺”，诗人与大众不同，保持了完整的天性，并“对自己的周围和自己的存在永远进行明晰和冷静的观察”[5]180。《诗论》中的“喜剧的诙谐”与之相似，诗人的“滑稽”表现，是对世间的“理智的了解”，同时觉得洞悉世间乖讹是诗人自身“优胜”的体现。“喜剧的诙谐”与“优美的讽刺”一样，都彰显了诗人智者的身份与超然世外的态度。另一方面，席勒认为悲剧是“激情的讽刺”，“从深深渗透着理想的心灵产生”，在崇高中成就伟大。[5]177而朱光潜认为“悲剧的诙谐”出发点是“使听者受感动”的沉痛情感，表达了对人世的悲悯，借鉴了席勒悲剧观中的富有诗人感情的“崇高观”与诗歌所被寄寓的理想性。

从体验而言，朱光潜认为“谐”的理想境界应表现为“至性神情”[4]34，这是理想与现实关怀的结合，借鉴了席勒所提及的感伤诗人的特点，即“感受与表现的夸张”[5] 215。“谐”作为一种“生气的富裕”，使诗歌避免因过度的理性而失去文学的美感，寄寓了诗人对美好理想的向往。但是，“谐”是建立在对现实关怀的基础之上，朱光潜批判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的观点，胡适认为陶渊明与杜甫诗歌中的谐趣使他们的诗歌成为了打油诗，朱光潜对此不予认同，而认为谐趣的精彩是建立在诗人内心的悲痛的基础之上，过分的谐趣将造成轻薄。而席勒认为，“完完全全地否认人性，而他所应当和必须有的东西，不仅超越任何确定的和有限的现实性而达到绝对的可能性，表现为理想化，而且甚至超越可能性，表现为沉溺于幻想。”[5]215感伤的诗通过“主动的想象力”使人们从有限的世界中复归无限的源初状态，但是这种美好的理想必须植根于人类的观念范围内，否则将偏离人性成为空想，即诗歌不能脱离基本的人性与人类的经验。谐趣的诗歌与感伤的诗类似，都表达了对理想的憧憬，感伤的诗的丰富想象力的背后是讽刺现世，而“谐”所体现的丰富想象力，也是建立在对人世的关切之上，否则将如失败的感伤诗一样，沉溺于幻想而使自身脱离现实。正如朱光潜所举的例子，杜甫的《新婚别》把人间的惨剧看成一种“有趣的意象”加以文学表达，是一种谐趣，但这种谐趣的根基是杜甫本人对社会现状的悲悯情怀。

朱光潜在借鉴席勒诗论的同时，践行儒家精神，强调道德伦理的规范性，这是与席勒的不同之处。席勒认为“感伤的牧歌是最高的诗”，因为“美的理想应用于现实的生活”，而谐趣的最终目标可以理解为诗歌中的“至性深情”最终驱除现实的乖讹。从最终目的看，席勒与朱光潜是一致的。但深层次而言，二者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本源不同，因此双方的“美好的理想”又是迥异的。“感伤的牧歌诗” 实现了牧人的天真与现代文化的结合，即在当代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重建素朴的人性，以抗拒道德他律的控制。而朱光潜的“至性深情”则在于实现理与情的统一，是对人们生存状况的关怀，是对违反儒家基本道德规范的统治者的呵斥，意在重树儒家的基本道德伦理，纠正民族性的丑陋面。回顾朱光潜在20世纪40年代时的思想历程，表现了“期冀中国儒家的美育传统能够成为重建现代民族精神的文化营养”[6]，从他所选取的诗歌与谚语例子看，首先是批判中国一直以来的功利心理，包括认钱不认亲、自私趋利、推卸责任等行为，二是表达对现实境况的痛惜，展示了知识分子对受难群众的伦理关怀。因此，朱光潜的谐趣是一种道德式的感伤，本质上是一种儒家诗论。

三、结语

总而言之，朱光潜的谐趣论是一种具有席勒式的感伤性质的诗学观，朱光潜将传统诗歌的悲世情怀解读为理想不可得的痛惜，同时谐趣又是建立在深切关怀现世的基础之上。朱光潜根据中国的文化语境从知识分子的使命出发，对席勒美学背后的审美王国的政治设想与“去道德规范”的牧歌理想，予以拒绝。因此，“谐”既是一种“去政治化”的美学理念，又体现了深切关怀大众的儒家精神，是西方美学的无功利性与中国儒家道义在中国文化语境上相结合的系统性美学观。朱光潜后期的精神实践论美学，强调人在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坚持艺术具有区别于政治的独立地位，与他的“谐趣”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参 考 文 献

[1] 文学武.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创造性转换：以朱光潜《诗论》为中心的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83-90.

[2]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张玉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3] 杨乃乔.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5.

[4]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三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5] 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M]//审美教育书简.张玉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6] 曹谦.朱光潜美学中的儒道关系新论[J].文艺理论研究，2009(4):117-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