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性写作”：为梦想招魂

陈培浩

(韩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潮州 521041)

2003年，诗人世宾、东荡子和黄礼孩共同提出了“完整性写作”纲领，并由世宾完成了诗歌论著《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完整性写作”理论提出以来，获得了国内很多诗人的呼应，也为不少评论家所关注。围绕着“完整性写作”纲领，集结着一群有相近创作旨向，有较强创作实力的诗人。他们连同他们所实践的诗歌理念，成了近十年来广东诗歌浓墨重彩的一笔。笔者关注的问题是：“完整性写作”是在什么样的话语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是对何种诗歌和时代问题的回应？它所出示的诗歌方案在这个时代众多的写作方案中又有何独特之处？更进一步说，作为当代由诗人提出的众多写作方案之一，“完整性写作”能否持久地在诗歌写作中发挥其有效性？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它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以及实际写作技巧层面上的阙如？

一、工业时代、破碎的生活和批判的美学

东荡子曾经说过，当世宾说出“完整性”这个词的时候，他马上觉得，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可以概括他的体验和认知的词。事实上，完整性的寻找，或许与工业化时代相始终。最著名的无疑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应该说，世宾他们在完整性中所描绘的工业化破碎的场景，是呼应着一直延续的科技现代性批判的命题：

世界的完整版图展现在世人眼前，大量的处女地和新大陆等着人们去开垦，去征服，地球上已无一处安宁的地方。它强烈地象征着自然中可能存在的庇护之地已被彻底敞露。对于自然来说，诗意是隐匿于秘密之处。当高速的机车、轮船和探微入幽的显微镜主宰了世界，秘密之处便不再存在了。[1]51

世宾同时审视着工业现代性制度下审美原则的转换，那些在古典主义时代自然而然的审美原则或者说古典主义的审美取景框在面对工业时代时突然变得测焦不准，画面模糊：

我们的祖先曾在山水自然中发现诗意，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革命者曾在“生活”中挖掘诗意，挖掘美。但至今日，“生活”一词已被物质和功利彻底占据了，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划分了集团、民族、国家，以意识形态作为借口，向不合作的一方诉诸武力或明争暗斗。平民阶层因为得到了物质实惠，已不问世道的是非黑白。[1]53

这里，既是对工业时代诗意荒芜的质问，也是对特殊的中国式生存的质问。世宾曾一再强调：工业化时代诗意的产生方式跟古典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些存在于山野之间、俯拾皆是的自然花草山水之美在充满再造之物的世界中已经隐匿，或者说它们身上只剩下些诗意的外壳，对它们的抒写不可避免地回避了正在呼啸而过的时代，成为了对当下的新遮蔽。所以，世宾一再提倡一种批判的诗学，在“批判为诗意打开一个缺口”中，他说：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诗人与他置身其中的世俗世界的关系。世俗世界就像一个堆放着各种杂物和原材料的仓库，诗人必须在这里借用工具和各种材料，然后通过他梦想的心灵去重组和建设，把这些物质材料转变成“自己的生活经验”，那如何转变呢？我认为第一个手段就是批判。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被再造物质和功利欲望所占领了，分裂和异化作为本质存在于生活之中。我把它定义为黑暗，包括个人心理内部的异化、怯懦、痛苦、绝望，以及外部世界强加给个体的战争、疾病、灾难。是这一切构成了人的生存世界的背景。叙事艺术的伟大功能就在于对这种状况的揭示，而抒情艺术的伟大功能在于对这种状况的征服，但它不是像医生或政治家一样要去除人体或社会的疾病，而是在于指出精神世界有着战胜的可能，以及对着可能世界的展示。诗人们清楚这种黑暗是人生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它不可能像癌症或贫困可以去除掉的，它只是在召唤着诗人去超越和承担。[1]37

此处，我们仿佛看到“完整性”诗学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文化理论的迎面相遇：面对着工业化时代的文化事实，阿多诺提倡艺术的批判和拯救功能。他认为，现代艺术的本质是否定性，其主要功能是社会批判。他指出，艺术通过追求尚未存在的东西而与既存社会分离、决裂。阿多诺在《美学理论》等论著中认为，艺术通过其单纯的存在批判了社会。这里的存在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文明、异化现实和野蛮制度。同时，在阿多诺看来，艺术的批判是为了拯救，而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压抑人，造成人性分裂、异化的社会。他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甚至认为人只是“非人化”和“幻想性意识形态”。面对这样一个走向野蛮和虚无的社会，人们需要一种精神性的补偿来消除绝望，拯救心灵。艺术能把人们在现实中所丧失的希望，所异化了的人性，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因此，阿多诺在《提示语：批判模式之二》中就认为：艺术就是对被挤掉了的幸福的展示。艺术补偿性地拯救了人曾真正地、并与具体存在不可分地感受过的东西，拯救了被理智逐出具体存在的东西。

法兰克福学派充满现代主义、英雄主义气息的现代性反思诗学被援引到“完整性写作”之中，并且嫁接出一个令人向往的精神果实——梦想。但是梦想放在后现代取消一切本质的视野中，也并非自明之物。在德里达看来，西方的形而上学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逻各斯来建构其深度模式。就此而言，柏拉图的“理式”是一个待解构的逻各斯，马克思的“历史理性”是一个待解构的逻各斯，萨特的“自由”是待解构的逻各斯，王阳明的“良知”也是待解构的逻各斯。因此，世宾所谓的“梦想”也难免被后现代取消一切价值判断的眼光目为又一个逻各斯，一个先验的、自我建构的存在。如果说所有的价值立场和判断都难逃先验论(难道上帝不就是一个最大的先验神话吗？)的命运，那么我们会发现，“完整性”这种现代性的诗学理论，在这个时代陷入了一种腹背受敌的状态。但是，我们却依然不能否认价值的力量，或许梦想该如何去建构依然是问题，但这是每一个个体的问题。所以，“完整性写作”并没有办法给诗歌或者生命一条终南捷径，它给的只是沿着破碎生存逆向而回的方向。

二、分化、审美现代性和诗歌焦虑症

如果说在没有进入到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现代诗人还可以借着精英艺术和大众艺术的划分而确认自己诗艺经营的合法性的话，那么进入到所谓的消费主义的后现代之后，精英和大众的划分便不再毫无疑义，诗人也不断遭遇各种读不懂的质疑眼神。那些诗歌的门外汉常常不无讥讽地说：什么是现代诗呢，是不是那些叫人读不懂的就叫现代诗呀？同时，也不乏一些文学界人士，甚至于就是诗歌评论家，对于今日诗歌难以读懂的“积弊”发出友好的劝告或者是严厉的抨击。他们希望现代诗歌写作者放弃对繁复技巧的沉溺，重新回到清新可人的语言和现实中来。殊不知，这实在是太冤枉现代诗人了。

格林·伯格在《现代主义绘画》中说，现代主义艺术都面临着这样的命运，每门艺术都不得不通过自己特有的东西来确定非他莫属的效果。显然，这样做就缩小了该艺术的涵盖范围，但它也更安全地占据了这一领域。

现代性其实正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艺术的功能不断地细化，在这种审美现代性的驱动下，古典诗歌身上所承担的那种赠别、酬唱、求仕等现实性功能被分离出去，甚至一般性的抒怀功能也大部分地让现代流行歌曲给取代了。在这种功能分化之后，诗歌如果不是在特别的时间中被征用(譬如政治对诗歌的征用，灾难对诗歌的征用)的话，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对语言技艺的探索、对特殊经验范畴的拓展以及对诗歌特有想象方式的寻找。

由于审美现代性的发展，诗歌等现代艺术越来越成为一种需要专业技巧才能够进入的领域。正如耿占春所说，在现代式生存中，报纸化的透明阅读环境下，诗歌这种类经书文体的身份就显得极为可疑了。诗人何为？诗歌何往？这是纠缠着现代诗歌的幽灵。如果将现代诗歌放置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语境中，诗人们又面临着种种特殊的苦难了。“完整性写作”无疑是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完整性写作”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大部分是70后诗人，他们的观念和艺术成长成熟于90年代末和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90年代以来的诗歌转型在他们身上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关于90年代以来诗人的身份变化和危机，周瓒描述为“从一体化的体制内的文化祭司，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与‘体制’、‘庞然大物’既反抗又共谋又共生的文化精英，到90年代以来身份难以指认的松散的一群人”[2]，这首先指的是职业身份的变化，“这期间，诗人的身份、职业、经济来源等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在90年代，那种当代意义上的‘专职诗人’已很少，他们或者是‘自由撰稿人’(由于靠诗歌以维持生计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往往主要从事其他文类写作)，或者同时从事商业经营，而更多的是大学教员、报刊编辑、记者、公司机关文职雇员。他们与国家、‘体制’的关系也呈现复杂状况。”[3]244

90年代以来，对诗歌写作的不满几乎成为了评论界的共识：“90年代的诗歌既不能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也难以符合对抗‘现实’的批判性功能的预期。一些在80年代积极支持朦胧诗和‘新生代’诗歌探索的批评家，对诗歌的现状和前景也十分忧虑。这种情形，导致新一轮的新诗‘信用危机’的出现，新诗的价值、‘合法性’的问题被再次提出。”[3]243

笔者在《迷舟摆渡》中写道：“表面上这是诗歌合法性的问题，是诗歌创作被质疑，其背后，却是诗人诗歌写作认同的问题。是经历八九十年代之交精神剧变，走进新时代进程所交织出的破碎身份加在诗人身上的晕眩感。所以，寻找诗歌‘写作认同’会成为当代对诗歌有抱负的人所必须解决的问题。”[4]

三、完整性：为梦想招魂

可以说，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是一种走出政治神话，走出诗人神话，摆脱焦虑，寻找认同的写作。在此过程中，似乎出现了几种非常不同的探索路径。

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轨迹的话，那就是走向语言。80年代以后，没有一个先锋诗人会宣称内容先于语言。90年代以后，很多诗人的写作已经转向了纯能指的试验。诗歌的语言试验带来了一种先锋的效果，同时也为诗人找到一个可以自我栖息的艺术空间。9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诗歌确实开始变得繁复、精致，有着曲折幽深的艺术和语言本体论确立之后呈现的新世界。很多诗人的写作危机正是在语言探索领域的高歌猛进中克服的。这无疑也是90年代诗歌以写作技艺化重建写作认同的重要成果，譬如臧棣、周瓒等人的诗歌。

也有诗人在语言实践的同时，提出了更加个人化的实践方案，这里想讨论一下于坚的“拒绝隐喻”。由于痛感中国语言中过分成熟的隐喻积淀，现成的修辞业已使词与物严重分裂，诗歌抒情无法到达事物的现场，于坚用自己汹涌而庞杂的诗论以及持久又略微自相矛盾的诗歌实践来提倡一种回到事物现场，重新命名事物的“拒绝隐喻”写作。

“拒绝隐喻”是将词语革命与伦理革命结合起来的诗学实践，理论惊世骇俗，也产生了像《0档案》这样的神奇文本。“拒绝隐喻”同时又是诗人朝向诗歌焦虑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种方式，这一次，于坚找到了一把解构之刀，为自己清理出一条充满个性的诗歌之路。但是，解构毕竟附着于被解构对象之上。于坚的尴尬或许在于，那些他认为回到事物现场的写作，因为是对事物的重新命名，所以，远比以隐喻的方式靠近事物的写作更加让一般读者感到陌生。“拒绝隐喻”成了一种只有于坚一人能够实践的策略，既成就了于坚的独特性，也宣告了作为诗学道路对其他诗人意义阙如。很容易可以发现，走向技艺的诗人们紧紧抱住语言，而“拒绝隐喻”的于坚则以祛魅的思路完成语言和生命伦理的双重更新。于坚驱逐语言中所附着的任何灵韵，诗人曾有的语言巫师属性被置换为一个彻底的及物的市民角色。

相比之下，我们却看到“完整性写作”的倡导者，沿用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思路，那就是招魂。耿占春先生在《失去象征的世界》中以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为理论支撑，把持续祛魅的现代社会命名为“失去象征的世界”。所谓象征，并不是指作为修辞技巧甚至于文学流派的象征，而是传统社会所存在的大量的生活和民俗仪式。这些仪式构成了生活中的灵韵，正是透过这些仪式，传统社会生存的人们得以交出死亡的恐惧，以仪式担保了他们生活的意义。这些仪式的核心就是各种各样的神，他们的生命于是在神的庇护和抚慰下获得意义的满足感。但是，启蒙理性启动以来，现代性法则开启了对种种“象征仪式”的驱逐，于坚的“拒绝隐喻”正是此种现代性的思路。然而，在神迹渐远的生存中，“完整性写作”却以招魂的策略，期望为破碎的生存重新建立意义，他们希望借助的是梦想和诗歌。

但是，在弑神已经成为现代性基本事实的情况下，现代生命的魂不再可能是古典意义上的上帝，而且招魂也不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毋宁说，神是一个需要持续自我建构和自我约束的虚无，与其把完整性对梦想的呼唤，对神性的向往，对生命完整境界的描述视之为一种确定的实存，不如把它视为对我们虚空生命的一种警示：写诗不过就是一种自我拯救，写诗必须是一种自我拯救。所以，写诗必须深切地去洞悉生命的危机，写诗也必须去思索渺小的躯体如何爬出无处不在的伦理泥坑或沼泽。笔者并不认为，世宾他们的思路是唯一有效的，但是在90年代诗歌身份危机的解决方案中，“完整性”确实是最让人温暖并感到人的尊严的。

四、作为生命诗学的完整性

置身于各种流派宣言四起的新世纪诗坛，“完整性写作”也不可避免地以流派的面目出现争取发声。但是，在我看来，“完整性写作”有其流派的一面，譬如说写作宣言，同人团队，诗歌活动，等等。但是，就其诗学内核而言，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并不是作为某个流派的指针，而是作为一种生命诗学对当代文化生命的诊断和提醒。当代诗坛，流派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啸聚群居制造的眼球效应，真正写作实践和流派宣言能够严格相符的几乎没有。所以，很多诗人，他们既可以被归类于甲流派，也可以很方便地归类于乙流派。就此而言，追问完整性写作的旗下聚集了多少写作干将，他们又在何种程度上实践了“完整性诗学”，笔者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完整性写作”警示诗人应用诗歌去目击生命的沦陷并反抗这种沦陷，这种警示是针对所有人的，所以，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完整性写作”的诗人。所有人都可以在具体的写作技巧上保留自我的探索而在生命立场上去拥抱完整性。

因此，我们又必须说，“完整性写作”不是一种技巧诗学，而是一种生命诗学。这是一个不解决具体写作技巧问题的诗学，如意象派、象征主义；也没有聚焦于某个确定的题材领域，如下半身写作。与其说它是一部写作纲领，不如说它是诗人对当代心灵命运的认知和觉悟。所以，完整性很难作为一个流派、一个写作群体被清晰地界定。它只能借助于人为界定、惯性认同使写作实践与诗歌方案获得同一性。举例来说，黄礼孩也是“完整性写作”的提出者，他当然就成了“完整性写作”的代表性诗人。他的诗歌实践大体上可以完整性去概括，但他的诗歌实践也可以从其他路径去概括。这就意味着，完整性是一个关乎生命态度和写作立场的方案，但更进一步的审美趣味和写作风格问题，却不是完整性所能够解决。笔者认为这并无损于这个诗歌方案的精神价值，正是因为它是在生命态度和写作立场的宏观层面而非审美趣味和写作风格的具体层面对当代诗歌建设提出构想，它反而更有可能持久地发挥作用。但同时，也有必要提醒那些将“完整性写作”理论视为诗歌写作ABC的阅读者，此种误解必须抛开，即使你怀抱梦想去拥抱完整性的心灵生活，即使你用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工业时代的再造世界，诗也并不必然产生，完整性生命立场之后，诗歌的符号化和个人审美劳动是诗的另一番旅程。

参 考 文 献

[1] 世宾.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

[2] 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424.

[3] 洪子诚, 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 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 陈培浩.迷舟摆渡[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