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生命轨迹
——《道德困境》的女性主义解读

张传霞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济南 250100)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加拿大作家，拥有众多的荣誉和头衔，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之一,“当代几乎没有一位女性作家能像阿特伍德那样‘独领风骚数十年’，她的文学成就在加拿大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1]。《道德困境》(MoralDisorder,2009年)是阿特伍德新近的长篇小说，相比其他作品，该书在国内的反应似乎有些平淡。至今可见的相关研究论文只有一篇，名为《女性人生的凝重回望——评阿特伍德近作《道德困境》》。作者张海兰以存在女性主义为理论工具，分析了作品揭示的女性作为“他者”存在的现实和成因[2]。

向来一经出版即引起巨大反响的阿特伍德，为何这部作品受冷遇呢？或许由于这部作品不那么“阿特伍德式”。《道德困境》没有阿特伍德惯常的神秘奇谲色彩，相反笔调平平淡淡，更像一部散文。但如果细心研读还是可以把握到阿特伍德的一贯风格：即用相应的叙事策略来建构女性历史，实现了叙事结构与主题的完美结合。在《道德困境》中，阿特伍德采用副文本与变换叙事视角的叙事艺术，记录了女主人公童年、求学、游历、爱情等重要的生命瞬间，勾画了父权制社会里女性的生命轨迹。全书由十一个小故事组成，以叙事视角为标志可分成两部分：《坏消息》、《烹调和持家的艺术》、《无头骑士》、《我的前公爵夫人》、《在别处》、《惨败拉布拉多》、《实验室里的男孩们》均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可视为第一部分；《大垄断者》、《道德困境》、《白马》、《灵体》以第三人称“奈尔”(即第一部分中的“我”)展开叙事，可视为第二部分。下面将具体分析阿特伍德如何利用高超的叙事艺术传达对女性生存主题的关注。

一、副文本：真实生活的隐喻

在上文提到的第一部分中，除了作者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我”的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外，同时并列讲述了遥远的、看似与现实无关的故事，论者称之为“副文本”。《坏消息》中的副文本是古代格兰纳姆的故事，《烹调和持家的艺术》的副文本是名为《烹调和持家的艺术》家政书，《无头骑士》的副文本是无头骑士的故事，《我的前公爵夫人》的副文本是罗伯特·勃朗宁的戏剧独白诗《我的前公爵夫人》，《在别处》的副文本是欧文的故事，《惨败拉布拉多》的副文本是1905年出版的美国小说《拉布拉多荒野的诱惑》，《实验室里的男孩们》的副文本是在父亲试验室里工作的男孩们的故事。而与上述副文本相对应的现实则是：“我”与丈夫现时的生活、童年帮助母亲持家、与妹妹的关系、求学与恋爱、游历寻梦、父亲晚年、母亲晚年。

第一人称“我”的讲述与副文本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如同一首歌曲的两个声部，委婉曲折地传达深厚的主题内蕴。阿特伍德在此使用副文本，决非只是一种叙事艺术的实验性创新，而是有更深的用意。她是在用副文本来表现女性真实的生活本相，副文本是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生存真相的一种隐喻。

《坏消息》表层叙事上是“我”和丈夫当下的生活状态。两人已至暮年，彼此之间也有了一定默契，“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和他的脑袋里早已装满了类似这样的训诫，存储了大量关于对方的信息，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偏爱和禁忌”[3]2。然而，尽管两人关系和谐，可是正如古代时时处在蛮族进攻威胁下的格兰纳姆一样，坏消息就像一只长着乌鸦翅膀的巨鸟不时将噩耗投到“我们”身上。只是，格兰纳姆的危险是蛮族的进攻，而现实“我们”面临的危险是来自遥远地方的爆炸、石油泄露、种族屠杀、饥荒。古今遥远的对话，表明人类虽已进入了文明时代，可是人类互相之间的戕害依然存在，甚至危害性更大。现代的“坏消息”(战争、环境恶化、种族屠杀、饥荒等)，为本已生活在父权制文化枷锁下的渺小女性的生存设置了更大的困境。

如果说《坏消息》是从一个全人类的高层角度展示了女性生存的困难的话，那么《烹调和持家的艺术》、《无头骑士》、《我的前公爵夫人》、《在别处》则是从“家庭”这个社会伦理单位展示了女性生存的困境。烹调和持家，这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责任与义务的定位。十一岁的“我”，在母亲即将分娩前被父亲委以照顾母亲的重任，“我”编织婴儿服、做各种家务活，而父亲在这个关口却要离开，哥哥要参加男生露营。虽然对此安排，“我”对自己缺乏信心，甚至内心充满恐惧，可是“我”接受了下来。在这个时期，“我”放弃了一直喜爱的小说，迷恋上了名为《烹调和持家的艺术》的烹调书，“我”为书里描述的得体行为、整洁家装布置深深着迷，并为现实生活中“我”家桌子上油腻腻的抹布和不锈钢餐具感到羞耻(体面的家庭应用干净的亚麻布和闪亮的银器)。更耐人寻味的是关于家仆的描写，“她(即烹调书中的作者斯布林特夫人)告诉我，只需耐心、和善与公正就可以把一个不爱整洁，缺乏经验的女孩转变成一个穿着得体的称职家仆。我把焦点锁在‘转变’，我想转变吗？或者被转变？我将成为和善的持家能手，还是前面的邋遢女仆？我不知道”[3]20。在实际生活中，“我”就是一个女仆的角色。即使有一天，“我”拒绝去照顾妹妹，然而“我还帮着做事——我无法改变这部分自我”[3]26。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父权制文化对女性“家庭女仆”角色的塑造从女性的生命之初就已开始，角色的规定性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女性自我的一部分。

随着主人公的成长，真实自我有着强烈的独立渴望，然而只能以伪装的形式进行表达。十四岁万圣节那年，“我”化妆成无头骑士。其实万圣节的化妆游戏对“我”这个年龄已不再适合玩，而 “我”之所以独独中意万圣节，或许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从 “成为我自己”或者说从设计自我形象的工作中喘口气。借化妆游戏之机，暂时摆脱现实生活加诸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义务，既是对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角色规定的一种委婉反叛，也是女性自我独立意志的另类表达。然而，这种反叛和表达在传统的父权文化里是不可能成功和被理解的。“我”扮演的无头骑士除了吓得妹妹大哭外，大人根本就辨认不出“我”扮演的是谁。表面是游戏的失败，实则是女性确立独立自我身份的困难重重。

在父权制社会里，学校教育是塑造理想女性形象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学校，男孩子被期待成为医生、律师、牙医、会计师和工程师。至于女孩子，对自己的未来不是很有把握。如果不继续念书就得结婚，否则就会变成老处女。即使成绩优异的女孩，也只是可以在人生道路岔口延后一段时间，最终还是逃不掉父权制社会给予的角色。以上可以看出父权制社会给男人和女人赋予了明显高低不同的人生轨道。在教材的选择上，由贝茜小姐为代表的女老师们亲自操刀，她们穿着出众的套装，翻领上别着镶有真正宝石的胸针，这些女人无疑是父权制社会“理想女性”的代表。她们挑选出《德伯家的苔丝》、《我的前公爵夫人》这类表现女性柔弱、顺从的文学作品作为教材，向即将成人的女性传达父权制社会的女性期待。学校以文学为工具为女性设定目标、立下规矩，恭顺、得体的“家庭天使”是女性应成为的理想目标，如果违反了社会为她们设定的角色，就会落得“前公爵夫人”被“敲头”的下场。

婚姻是成年女性最终会面临的一个选择，然而婚姻给女性最终带来的会是什么？这也是每个有自我意志的女性需要思考的问题。作品中的“我”以父母的生活为镜窥探出婚姻给女性个性的抹杀，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自己的抗争。“我”看见“他们的日常生活像一部快进电影：在模糊的满是肥皂沫的手和餐具里洗碟子，投身于疯狂的园艺拉锯战，……然后在那里洗碟子，疯狂收拾花园，回家，上床睡觉，黎明时分醒来，周而复始。他们浸泡在日常琐事里，不会沉思更高层次的真理”[3]82。在“我”眼中，父母间的婚姻就是一场没有希望、琐碎、疯狂的悲剧。为了避免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不断地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在别处”是对“我”永远有诱惑力的理想之地。然而，在现实中，每到一地，人们都会用父权制社会的眼光来看待“我”这个单身女子，女人们把“我”当做敌人，认为“我”对她们的丈夫有所企图，男人们把 “我”当作猎物，厚颜无耻地勾引“我”。尽管“我”向往独立生活的“理想自我”，可是“我”终于还是像其他女人一样走进了家庭。

《烹调和持家的艺术》、《无头骑士》、《我的前公爵夫人》、《在别处》如快门般记录下了“我”童年、青春期、成年的重要时刻，勾画了一条女性被塑造、反抗塑造、反抗失败的人生轨迹。而《惨败拉布拉多》和《实验室里的男孩》对应的是父亲、母亲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再次证明了父权制社会对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角色设定：男人应该出去冒险，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女人应该安于家庭，做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父母的故事在深层次上表明父权制文化有其根深蒂固的传统，女性要在强大的历史惯性中确立自我身份绝非易事。

二、变换叙事视角：真实自我的退场

视角(perspective)是现代叙事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英国小说理论家珀·路伯克在其经典的《小说技巧》一书中写道：“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到观察点问题——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4]。珀·路伯克所说的观察点问题即叙事视角，他把叙事视角提到在小说中起支配地位的高度，可见视角问题对小说的成功意义重大。不可否认，不同叙事视角的选用会起到独特的叙事效果，但它不仅仅只是一种叙事技巧，从根本上说它是作者表达主题的一种方式。

“我”、“她”(或“他”)在修辞学上只是一种人称代词，而在叙事学中两者虽同属限制性的叙事视角，而取得的叙事效果则大相径庭。一般说来，当作者使用第一人称叙事时，“我”是自主的、内心丰富的，“她”是被动的、内心不好表达的。当然，在传统的文学表达中，作者习惯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使用第三人称叙述主人公的一言一行甚至内心思想波动，对社会、人生进行说教。随着现代叙事学的兴起，作家对叙事有了高度自觉，在叙事艺术上展开多方探索，而对叙事视角的转换使用是现代、后现代作家大力践行的一个方面。阿特伍德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她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叙事艺术上的一次探索。变换叙事视角这种叙事策略不为阿特伍德所独有，也不为她的《道德困境》所独有，如在荣获2000年布克奖的作品《盲刺客》中已有尝试。但变换叙事视角在《道德困境》中有独特的意义，它成为女性真实自我浮现或隐退的一种符号。

在《道德困境》的第一部分，行文中多次出现“自我”一词，据统计大约有6次之多，配合第一人称“我”的使用，表明女性作为自主身份的表达。虽然，在第一部分“我”在抗争父权制社会的塑造过程中屡次失败，但至少“我”是自主的，并做出了主动的选择与抗争。而在第二部分中，“我”变成了“奈尔”，第一人称换成了第三人称，人称的转变绝非无关紧要的小细节，而是深刻表明主人公自我的完全隐退。

在第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是一个有理想、向往独立生活的一名现代知识女性，然而，在第二部分奈尔和狄格的爱情中，奈尔完全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缺乏个性的感情傀儡。奈尔在与狄格的爱情中，始终是一个恭顺的“他者”形象。在爱情的起点，奈尔是被安排的。狄格的妻子把奈尔像零件一样嵌入狄格的生活，“奥娜是轴心。她确定关系，把它向前推进，每到关键的节骨眼上她便隐身不见，就像莎士比亚戏剧里某些‘鸨母’奶妈的角色。可她为何要这么做？因为奈尔符合她的目的”[3]104。在接下来的恋爱关系中，奈尔实质是“家庭教师”兼情人的角色。奈尔要顾及到狄格的两个孩子的感受，该消失的时候就得消失，该出现的时候就得出现，还要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和学业。狄格声称要与奈尔白头偕老，但却不能与妻子离婚，因为他怕妻子和孩子们受到伤害。在农场生活的两年，奈尔是收入来源的主要贡献者，而她被动的“他者”地位丝毫没有任何改变，连想要一个自己孩子的愿望都要受限。在狄格的感情排行榜上，作为爱人的奈尔是最后一个被想到的人。

爱情与婚姻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寄予激情与幻想的人生阶段。为了爱情，男性和女性都应该有所奉献和牺牲。然而，在这场爱情中，狄格总是畏头畏尾，一味地要求奈尔做出牺牲。每当前妻提出苛刻要求，狄格都会把难题推向奈尔。他完全成为一个“沉默者”和“无作为者”。奈尔更是一反常态，失去了以往个性中独立无畏的因子，一味地隐忍退让，甚至顶着无名无分的“情人”身份，自掏腰包为狄格的前妻买房子。总之，奈尔失却了自我，成了“一块擦鞋垫”、“逆来顺受的可怜虫”。在这个部分，阿特伍德别出心裁地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述，很好地表现了主人公没有自我的生活处境。与第一部分“我”的主体性表达形成鲜明对比，充分展现了一个女性如何一步步在父权制社会下丧失自我的过程。

三、结语

《道德困境》继承了阿特伍德一贯的女性主义主题，并且通过创造性地设置副文本和变换叙事视角，艺术性地传达了这一主题，达到了主题与结构的完美结合。她用笔记录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各个重要阶段，表明女人不管受到何种高等教育，她们最终的角色还是打理家庭琐事的主妇、教育孩子的家庭教师。正如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所说：“女性的完美，就只存在唯一的一种定义，那就是主妇加母亲”[5]。虽然阿特伍德声称不属于任何一个女性主义团体，但她的作品却成为窥视女性生存状况的一管。

参 考 文 献

[1] 傅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

[2] 张海兰.女性人生的凝重回望：评阿特伍德近作《道德困境》[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0,26(6):75-77.

[3]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道德困境[M].陈晓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9.

[5] 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M]．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36.